从《黄英》看儒家思想与商贾文化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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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近70篇与商业和商人有关，《黄英》是其中的名篇。作品体现了儒家思想与商贾文化的冲突，而这与新儒家思想在明清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黄英》　儒家思想　商贾文化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近70篇与商业和商人有关，数目仅次于写狐仙的篇章，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黄英》即是其中的名篇，它表现了儒家思想与商贾文化的冲突，表现了重义轻利与重利求利的冲突，表现了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交锋。

是黄花，黄英蕴含菊精之意，傲霜挺立的向来是文人高洁秉性和高雅生活的象征，《黄英》中的文人马子才极力维护的就是的这种符号价值和价值理念。当听说陶氏姊弟要以卖菊为生时，他立即嗤之以鼻，他不愿让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来破坏所内含的文化理念，正如美国学者刘易斯•科塞所说：“知识分子是理念的守护者”，在马子才看来，种菊、养菊是一种精神娱乐，“纯粹是为了玩味”。这种“娱乐是可有可无的，无关利益的和自由的活动。它不属于‘寻常’生活，处在直接需求和欲望的日常满足之外，它不是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是在自身中求得满足”。所以这种精神娱乐决不能和买卖联系起来，不能和钱这个孔方兄结成连理，否则就“有辱黄花矣”。马子才站在传统儒家观念的立场上来衡量商业行为以及商人，因此他对陶生 “心中甚鄙之”。在他看来，文人本应有“东篱”即文人雅士的代表陶渊明那样不为五斗米折腰，安贫守道的高洁生活态度，要“有所执守”。就这样，传统的儒家思想牢牢占据着马子才的头脑。而陶生反驳马子才：“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陶三郎的观点反映了新时代潮流：经商不“贪”，也不“俗”，是“自食其力”的正当事业。陶三郎还说：“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陶三郎的话显示出鲜明的商人意识，认为过去传统文人以“祝贫”而自安，已经不适应如今的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了，人们从商经商，靠自己的克勤克俭，来致富养家，是顺应社会的自然选择。后来陶氏姊弟以“种无不佳，培溉在人”的育菊绝技富甲一方，他们靠经营从过去靠马子才接济，到“享用过于世家”，从过去借用马子才的荒园，到自己盖起讲究的楼房。马子才丧妻以后迎娶了黄英，马家所用的东西，都由陶家供应。几个月后，马家的东西都是从陶家拿来。然而此时的马子才仍不乐意忍受卖菊亵渎东篱，不乐意过仰仗妻财的华贵生活。他埋怨黄英：“仆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今视息人间，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到这时马子才还是在守护着自己的文化理念。黄英回答马子才：“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这是一番令人耳目一新的东篱经：陶渊明之所以穷，并非没有能力，而是没有把精力放到求取财富上，这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马子才和陶家姐弟之争，是新旧思想的交锋。马子才表现的是传统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面前的困惑和对传统理念的固守，陶家姐弟卖菊为业并向跨省区发展，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反映了新兴的商品意识和新的人生观。这个故事有力地说明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在商品经济浪潮中受到的巨大冲击。

原始的印度佛教本是一种极端出世型的宗教，把“此世”看作绝对负面而予以舍弃，中唐惠能（638―713年）这位新禅宗的创立者的“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之说透显出佛教精神从出世转向入世，后来禅宗的南岳一派的百丈怀海所创立的“清规”中“节俭”和“勤劳”是新禅宗经济伦理的两大支柱，百丈怀海所提倡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句话从宋代以来变成了家喻户晓的“俗语”，一直流传到近代，它以简易的教理和苦行精神渗透至社会的底层。宋代的新儒家“以天下为己任”和“普愿众生同我愿”的先觉精神入世苦行，他们的“天下”和“众生”是指社会上的所有的人而言，包括所谓士、农、工、商的“四民”。士自然仍是“四民之首”，其社会地位高于其他三民，但至少不存在南北朝以来“士庶区别，国之章也”那种情况了，但宋代程朱的“读书穷理”针对的仍只是“士”和士以上的人，在士阶层中求发展，最终程朱成了新儒家的正统。直到明代王阳明出现后，陆王才真正和程朱分庭抗礼，四民关系在明代中叶后已发生了实质上的改变，传统的理欲观、义利观正在瓦解，一种新理欲观、义利观正在形成。在王阳明看来，“治生”这样的与维持生计相关的各种经济活动与“讲学”之类的学术活动可以并行不悖，只要摆正位置，动机、手段正当，“心体无累”，良知不昧，两者便可统一起来。这和不少传统儒者轻视、贱视治生，将治生看成对心体绝对有害的观点有很大的区别。更重要的是，王阳明承认包括欲在内的七情是人心固有的，默认了存在的事实、合理性，这就把长期以来被“天理”禁锢的人心搞活了。但是王阳明的理欲观仍是以伦理哲学为基础，直到李贽时才真正建立起以生存哲学为基础的新型理欲观。李贽彻底抛弃了天理的掩饰，直截了当地指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这一变化反映了人对自我价值的认识在深化，而这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紧密关系。

明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叶之初成化年间开始启动，嘉靖时期速度加快，万历之时出现大变。思想文化之嬗变与之因应，基本上是同步的。随着经济和城镇的繁盛，市民阶层日益壮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见重要，而令世人刮目相看。在市民阶层中，商人在经济生活中地位日见重要。嘉靖以来，商业人口激增，在东南沿海，长江中游，西北、西南地区都出现了弃农经商，所谓的“舍本逐末”的社会经济现象，有些地方的居民甚至十之七八从事经商活动，这一奇特的现象前朝未见。在全国各地声名显赫的商帮中，有陕商、晋商、徽商、苏商、粤商等等，他们经营的范围涉及各个行业。在这样经商风气盛行的社会中，士大夫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情理观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轻商的传统观念在改变，商人与士人的关系由疏离而密切。社会上同情商人，为商人鸣不平，为商人作传撰碑献上美词的人多了。人们对经商活动重新给予评价，不认为是小道末技，而认为其中也包含大学问、大智慧，卓越的商人可与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思想家并肩。钟惺引述一个商人的话：“货殖非小道也，经权取舍，择人任时，管、商之才，黄老之学，于是乎在” 。商业行为如贱买贵卖等等，也不能一概斥为卑污行径，经商牟利与修身行善并不矛盾，从事金钱交易活动，同样可以表现为高尚行为，士与商的区别只在择业不同罢了。李梦阳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货利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 。利与义，商与士并行不悖。或由士而商，或由商而士，士与商的身份转换常常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归有光《白庵程翁八十寿序》说：“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士商身份相混的现象在明代中后期相当普遍，身份相混会引发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相识，于是明清有许多商人对儒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由于他们相信儒家的道理可以帮助他们经商。在商业活动中，他们利用儒家的知识，接受儒家的道德规范。以“诚信”、“不欺”来作为商人伦理的中心位置的德目。他们发展了高度的敬业和自重的意识，对自己的“名”、“德”看得很重。就这样，他们以高尚的商业伦理道德使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取得了庄严神圣的意义，从来用来形容开国帝王的“创业垂统”这四字现在竟用来形容商人的事业了，而“幼负大志”这四字也从士人身上转移到商人身上了，他们墓志中频频出现的“良贾”、“善贾”、“廉贾”的美词是由当时的文坛、学苑、政界名流献上的。商人们也自信以自己的商业道德和立功、立德、立言的大人物一样，是可以“不朽”了。明清之际出现的大量的商贾小说可谓是时代的产物，这使得文学从此有了一片崭新的天地。《金瓶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以商人为主人公以商人生活为主要表现内容的长篇小说。《三言》、《二拍》塑造了不少“德商”、“义商”、“情商”形象，他们正在取代读书士子而成为时代的宠儿。小说描写的这些，表现了晚明时代的鲜明特点，反映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影响下，蒲松龄这个其父弃儒从商的清初作家，在《聊斋志异》中用了相当的篇幅写了商人和商业活动，《黄英》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每部作品都是作者“自我”的一次显现，是作者“心声”或“情态”的表露。蒲松龄对商人经商的态度也表现在《黄英》中，显得非常复杂。可以说作品中那个自命清高，带“贱商”思想的马子才就是蒲松龄的化身，蒲松龄借其口道出了自己对商人及商业行为的态度。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蒲松龄这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面前是困惑乃至于不知所措的，在《黄英》中对陶氏姐弟靠经商过起了“享有过世家”的生活，主人公马子才也是羡慕不已。但值得深思的是，在作品中蒲松龄安排了这样的结局：黄英嫁给马子才后“然遵马教，闭门不复业菊”，和贩菊为业一刀两断，马子才无意中杀死了妻弟陶生，马子才和黄英的女儿“待女长成，嫁于世家”，来提高自己的门第。这些描写都反映出蒲松龄坚守传统儒家思想的决心，蒲松龄的一生，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岁考上秀才，72岁成为贡生，75岁与世长辞，真是“倔强老兵，萧条无成，熬场半生”（蒲松龄《醉太平》）。而这正因为，在他的思想中，尽管有孔孟、程朱、老庄、释禅等多方面的影响，但他的主导思想仍属儒家范畴，他自已也以“吾儒家自居”，因此他与当时的许多读书士子一样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要“为圣人徒，怀君子泽”（蒲松龄• 会天意序）。为实现这一理想和抱负蒲松龄做了不懈的努力，这也正是他参加科考的原因之一。现在想想，蒲松龄的一生可怜、可悲、可叹，但反过来想，正因为蒲松龄的固守着自己的阵地，维护着儒家理念，在贫困的生活中，在科场的失利中，艰难地创作出了一部伟大不朽的《聊斋志异》，给后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又怎样地令人可敬！而我们从这部作品中，也窥见了蒲松龄作为一个正常人在理欲观上的复杂思想和矛盾的心态。

参考文献：

[1]袁世硕：《蒲松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2]马瑞芳：《马瑞芳讲聊斋》，中华书局2005.4。

[3]邱绍雄：《中国商贾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

曾伟：伊犁师范学院奎屯校区文理系汉语言文学教研室讲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