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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红英的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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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英今年18岁,是大别山深处一所小学的教员。这里共有23名学生,分两个年级,教员只有苑红英一个。23个学生的家分布在方圆二十里地的山峦里,学校是三间砌在山腰的石屋,大一点的一间是教室,另外两间就是教员的办公室兼宿舍和学生的宿舍兼食堂。

这年,作为献爱心的一项活动,我和文联几个同志来到这所小学,把二百多本书籍杂志送给这里的孩子,此行期间认识了苑红英。

来时知道这里贫寒,实地一看,其困窘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阳春三月,山风依然冷峭,教室的门用草帘挡着,窗用参差的石块堵着,阳光从石缝间穿堂入室,昏沉的屋子里游动着丝丝缕缕的光线。孩子们屁股下垫着石块,伏在冰冷的石板上朗读作业,面色菜黄,小手皴皱。

教员苑红英是个美丽的姑娘,如果不是穿这身缀着补丁的衣裳,她走在城里一定会引来许多目光。苑红英告诉我,是乡亲们集体出资供她在四十里外的镇上读了初中,供她到六十里外的县里上了老师培训班,她前年来到这里任教,之前村里几乎没有孩子读过书。学校办得异常艰难,许多孩子学习的费用要靠课余时间攀崖爬壁挖药材换得,住校孩子的伙食要靠学校师生自己种地来补充供给。学校没有基础设施,这里的一支粉笔,一张白纸都要用得小心翼翼。去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放学回家的孩子为了在途中采到一些药材,登上峭壁,不慎从崖上跌落……苑红英讲到这里,哽咽地自责着:“都怪我,没叮嘱好他,为了一把药材……”

那天,我们去得急促走得匆忙。一位携带照相机的干事把领导捐书赠书的场景拍了下来,却没来得及给这里的老师和孩子们留下影像。回到城来,我头脑里不停闪过苑红英和那所石头搭建的山庄小学,还有那些瑟瑟缩缩的孩子,觉得自己有责任帮他们一把。秀才助人的方式离不开笔墨文章,我可以把他们那里困苦的情况告诉给广大读者,唤起大众的同情之心,众人拾柴,使苑红英和孩子们能得到一些物质上的帮助。

凭着与苑红英两个多小时交谈所获得的材料和对山村小学的深刻印象,一篇文章的腹稿大体打好了,下一步还要深入做一些了解,使文章丰满生动。当然,文章发表时必须配上几幅学校和孩子们的实景照片,形象化的东西更能打动人心。为此,我决定再进一趟大山,找苑红英好好谈谈,同时拍些催人泪下的照片回来。于是我提笔给苑红英写了封信,说我将择时前往,为他们写文章、拍照片。

到那里的信走得很慢,收到回信时已是初夏了。苑红英的回信中,言辞间满是喜悦,她说:“叔叔,孩子们听说您要来给照相,高兴极了。快点儿来吧。您不要用数码相机,因为我们这儿没电脑,没办法储存照片。孩子们都想得到一份能随时冲洗的底片……”这不是什么难事,我可以照办。

再次进山,是在当年仲秋时节。到了以后才知道,孩子们已经放秋假了。这里的学校和城里不同,庄稼成熟的季节是他们放假的时候,孩子们要帮家长在田间劳作。

苑红英的家离学校有八九里地,母亲身体不错,父亲卧病在床,家里还有一个年幼的妹妹。见到我,苑红英非常高兴,表示要全力支持我的工作,争取明天就把孩子们集合起来。由于学生们住得分散,道路又蜿蜒崎岖,各家都没有通讯工具,须得跑腿传递信息。苑红英当下就出了家门,傍晚回来说,已经有学生分头去通知,23个学生明天上午将一个不少地在学校集合。我听了心里很踏实,在苑红英家吃过晚饭,拎了苑红英的钥匙徒步返校,宿在苑红英的办公室兼宿舍――一间黑洞洞的石头屋里。

次日天光大亮,我呼吸着山里清凉的空气,到高远处观赏风景,荒草野树,碧空游云,尽收眼底。当我返回学校,看见孩子们都已经到了,苑红英也在他们中间。令我惊讶的是,这位老师和她的23个学生竟然个个装扮得“衣冠楚楚”。苑红英本人换上了比较新的红衣蓝裤,头发梳得溜光滑净,脖颈上还缠了一条黄丝巾。我不禁皱起眉头,本意是想让人们知道这里的穷困,所以他们在照片上应该是贫苦可怜的。苑红英应该知道我的意图啊,怎么会这样?

孩子们欢呼雀跃着向我靠拢,我也不好扫他们的兴,给他们照了合影,又按他们的要求每人单独照了一张。镜头里,苑红英在蓝天白云下,朴实而柔美。折腾了好一阵,孩子们心满意足,苑红英也一脸红光,可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啊,遥遥百里路程,酝酿半年的心血,眼看就要成为泡影了。

前年入秋,她在县里教师培训班为时一年的学习即将结束。就要各奔东西的同学和老师照例要留张合影,参加者每人要交9元钱的相片洗印费。家境贫寒、靠乡亲们资助才来此上学的苑红英精打细算着每一分钱的开销,实在舍不得这9元钱的投入。老师和同学们呼拥着去往照相馆的路上,她悄悄溜了。回到宿舍,一些同学对她脱离集体的行为进行谴责,有人的言辞还相当尖刻,她不辩一言,深夜在被窝里暗自落泪。要知道,这9元钱是小山村里一个壮劳力两天的收入,可以支付一个四口之家三天的口粮。贫困是一束蒺藜,能把人心刺得鲜血淋漓。

和同学们告别的那天,大家互相赠送个人照片,苑红英收到了两位老师和全班35个同学的37张彩照,却不能予以回赠。她只照过一次相,就是入学时学生证上必须要用的一寸黑白照。她本想把这张小照冲洗37张,但最终没有这样做,觉得拿不出手,也心疼冲洗费用。离校时,苑红英要从县城走回家,一个对她很有好感的男生执意要骑车送她一程。山脚下,男孩儿深情地说:“我想要你一张照片。”她说:“我会给你的。”但是,直到今天她也没有把照片寄给男孩儿,在这儿,她手里的每一元钱都要被手心的汗水浸上几回,一元钱可以买一盒粉笔,买一条小尺呢。

苑红英讲完了。她默默起身,从床褥下摸出一本相册,是自制的那种,硬纸板做的封皮上粘着红色的细布。翻开内页,十几层透明塑料纸下压着的,是她的老师和同学的纪念照,也有一张是她本人的,那是一张微微泛黄、见头不见身的一寸黑白照,在五颜六色的照片中显得孤独而荒凉。

面对这本相册,我喉头发紧,还能说些什么呢?

夜深了,月光盈盈,我仿佛看见那些贫苦的孩子在相机镜头里翩翩起舞,憧憬并渴望着把自己最美好的影像留给世界――我本应是这愿望和现实之间的使者啊。

那一刻,我明白这篇文章到底该怎样写了。

(摘自《散文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