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崇高”范畴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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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人们依据审美感受分为崇高、优美、悲剧、喜剧等。其中，对于崇高的理解，自古就众说纷纭。这里我们梳理下“崇高”范畴的历史流变，以期能够把握崇高的本质。
在西方美学史上，最早论述崇高概念的是古罗马朗吉弩斯的《论崇高》。朗吉弩斯认为，自然界中，那些具有数量巨大、力量强大、人的实践尚未征服的事物才是崇高的事物。社会生活中，人格的伟大、精神的高远和感情的炽热能为人们带来崇高美。崇高的心理效果是惊心动魄、气吞山河、不可阻挡，使人狂喜、惊奇。依据朱光潜的解释，狂喜“是指听众在深受感动时那种惊心动魄，情感白热化，精神高度振奋，几乎失去自我控制的心理状态”。“崇高风格是伟大心灵的回声”，显示了人的主观力量在使用和征服材料、创造崇高风格中的作用。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朗吉弩斯对希腊大演说家德谟斯特尼斯和罗马大演说家西塞罗作比较，指出前者比后者伟大。因为西塞罗铺张，而德谟斯特尼斯崇高，“崇高在于高超，铺张在于丰富；所以你在一个思想中也往往能发现崇高，而铺张则常常需依赖数量甚或一点冗赘”。德谟斯特尼斯的雄辩如闪电，照亮长空，产生雷霆万钧的效果。而西塞罗的雄辩却是野火燎原，四方八面地燃烧，广度有余，速度、深度和强度都不足。
18世纪以来，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崇高范畴被普遍重视起来。18世纪英国的博克以《论崇高与优美两种观念的根源》一文首开崇高与优美比较研究的先河。博克认为，崇高的事物具有以下性质：晦暗、力量、庞大、无限、沉寂、困难、突然性等。于是崇高的特征是可怖性，而优美是可爱的。崇高的对象一方面仿佛有生命之虞，而另一方面危险或痛苦有距离，并不迫切、直接。这里只是从抽象的人性自我保存来说，尚未能对人的主体力量予以足够的肯定。恐怖是一种痛感，然而崇高是由痛感转换来的。博克还看到了丑与崇高之间的某种一致性。丑和引起恐怖的一些性质结合起来，就会显得崇高。
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对“崇高”进行深入地哲学思考。他在《判断力批判》中，把崇高分为数量的崇高和力量的崇高两种。数量的崇高是对象的体积或数量的无限大，超出感官所能把握的极限，如沧海高山。力量的崇高是力量的无比威力，如毁天灭地的飓风，波涛汹涌的海啸。他再把崇高与优美哲学对比的基础上，提出崇高的特征是“无形式”，即对象的形式无规律、无限制或无限大。当外界超出感官认知的限度，人类通过想象力唤起人的无限伦理道德精神去把握，去抗争，在心理上压倒外物，获得愉快。在康德看来，崇高不是在对象中，而是在人类的精神中，应是一种道德情操，一种勇敢的精神崇高。“关于崇高只在我们内部和思想的样式里，这种思想样式吧崇高带入到自然的表象之中。”
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崇高是绝对理念大于或压倒感性形式。“崇高一般是一种表达无限的企图，而在现象界又找不到一个恰好表达无限的对象。”“内容的表现同时也就是对表现的否定，这就是崇高的特征。”崇高来源于绝对的理念。有限的感性形式容纳不了无限的理念内容，造成感性形象的变形，从而有限的形式中显示了理念的无限力量，引起了崇高感。
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反对黑格尔提出的崇高东西是无限的。他指出，“一件东西在量上大大超出我们用来比较的东西，它就是崇高的东西；一种现象比拿来与它比较的其他现象都强有力。”“崇高的显著特征就是更大，更强。”同时，他还指出丑、模糊与崇高概念并不相同。并不是每一种崇高的东西都具有丑或模糊的特征，丑的或模糊的东西也不一定带有崇高的特征。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崇高的定义强调了崇高在事物本身，而不是理念或无限引起的。
纵观历史上崇高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崇高不是客观存在于对象本身，应是主客相互作用的结果。体积巨大或是威力无穷，只是崇高的一个条件。这些条件只有被主体感知，才能产生崇高。值得指出，崇高事物只要具备体积巨大、威力无穷中一个条件即可。其中威力不仅指物理力量，也包括精神力量。崇高可以按照领域的不同，分为自然的崇高、社会的崇高及艺术的崇高。自然的崇高多强调对象的外在特征，而社会的崇高多强调力量方面。而艺术崇高是兼有自然崇高与社会崇高的特征。传统的崇高论述各有其合理性，但都忽略了崇高与人类社会实践的关系。人类社会中的崇高应是主体与客体对立、冲突和抗争的过程。人的异己力量是强大的，人与它之间的斗争必将极端艰难和复杂的。而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英雄必将暂时失败。但是在抗争的曲折过程中，实践主体现实的或潜在的威力和终将胜利的必然性大放异彩。所以，无论抗争的结果是失败，还是成功，过程中体现得人的本质力量――征服对象，超越对象，克服自身藐小与平庸，向上飞跃的热情与力量必将激励人类的前进。
总之，崇高的特征：在客体形态上，对象无限大，内容压倒形式，突然性的，难以把握，不合常规的，如庞大、晦暗、空无、无限、力量等；在主体感受上，崇高感是由恐惧痛感转向愉悦，由惊赞转化为振奋；在主客体关系上，人类在实践主客体艰巨斗争与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