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名煜与袁国英:他和她的爱情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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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在张名煜看来，自己的人生比舞台更具戏剧性。“我输在了起跑线上。”说出这句话时，张名煜的脸上很快闪过一抹伤感，但笑容旋即回到脸上。在访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始终笑声不断。

1957年，因为为冤死的父亲翻案叫屈，张名煜被打成，时年22岁，是上海戏剧学院二年级学生。同班的张先衡和他一同被戴上帽子。比张先衡幸运的是，张名煜没有像他那样被派发到工厂劳动，而是在开除团籍之后，照样留在班里学习以观后效。“政治”不及格的负面效应延续了20年，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张名煜才拿到补发的毕业证书，但那上面盖的已经不是老院长熊佛西的签名章了。

当年令张名煜感到意外的是，未能正常毕业的他仍得以在毕业后留在上戏实验话剧团，但在那几年参与公演的几部大戏中，他一直都没能饰演重要角色。1959年10月，张名煜摘下了帽子。其后不久，熊佛西将重头戏《甲午海战》中邓世昌一角分配给他，令摘帽不久的他“战战兢兢”，时刻担心随时被撤换角色。

“熊院长当时非常恳切地找我谈了两次，一定要把革命激情拿出来，否则这个戏要演砸的。”张名煜说，“我说您放心好了。”张名煜的底气来自儿时的一段劫后余生的经历。1936年，父亲从天津前往重庆谋生，一走8年，母亲带着他在天津艰难度日。1944年，33岁的母亲带着9岁的张名煜毅然离开天津前往重庆寻找父亲。“日本飞机追着火车炸，火车猛跑，车速快得停不下来。好长时间火车才停住，人哗地往下涌，就近躲到麦子地里。那时麦子长得正高，我们在麦子地里躺下，看着轰炸机从头顶飞过，飞机上机关枪枪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张名煜全心投入《甲午海战》的排演中，这段至今历历在目、刻骨铭心的记忆唤起他内心真挚的情感。

摘帽后的张名煜格外努力，命运的不顺令他更加勤奋。“无论交给自己什么角色，不管大小，都要尽量演好，让别人没有话说。”《甲午海战》是张名煜第一次出演的重头戏，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十五周年期间连演一个多月，取得巨大成功，这为张名煜日后的舞台之路奠定了基础。紧接着，他在莎翁名剧《无事生非》中扮演男一号唐·彼德罗亲王，在《桃花扇》中扮演主要角色阮大铖，接连在几部大戏中担纲主要角色，让张名煜迅速成为剧团的主要演员，也坚定了他往前走的信心。

贰

张名煜在三居室的客厅、门廊墙上，挂满自己的书画作品，从舞台渐渐淡出，他转向笔情墨趣，享受挥毫泼墨之际的恬淡从容。他甚至一直保留着中学时代画的素描，并一再惋惜搬家时弄丢的两个石膏像。“当时我的中学老师看到我的画断言，只要毕业前把素描直接寄给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吴作人，保证我能被录取。”

在西北师大附中念中学的六年，张名煜的数理化一直勉强过关，但在美术、音乐方面却表现出绝对天赋，画得一手好素描，且担任学校合唱团团长。受老师的影响，张名煜又迷上话剧表演，参演了学校组织的几场话剧演出，甚至不惜步行十几里路去看一场话剧。作为电机工程师的父亲，并不赞同张名煜捣鼓这些小文艺，为他设计的一条正统路子是学建筑设计，这个专业可以结合他的美术特长。“可我一点兴趣都没有。”1955年夏，张名煜带着全班同学凑的60元钱，坐了三天三夜火车，从兰州到上海报考上海戏剧学院。

因为朗诵、歌唱才艺出众，张名煜被顺利录取。“录取我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个头、气质、形象接近工农兵小生，同年被录取的焦晃和梁波罗气质接近知识分子，一个班里都要搭配好。”多年以后，回顾大半生走过的路，张名煜却否定了当初的选择，“按我的性格，表演这行，确实不是很合适我。我不是个很机灵的人。”张名煜强调，戏剧是一项集体创作，而美术是一项个体劳动，后者更为适合不善斡旋人际关系的自己。

张名煜自觉表演天分不高，所以“要多花点笨功夫”，逆境与磨难令他格外珍惜每一个上台演出的机会，凭着自己的敬业与勤奋，张名煜以在《秦王李世民》中扮演李渊一角，荣获1981年上海第一届戏剧节表演奖（后更名为“白玉兰奖”）。1993年，一纸公文令当时在岗的诸多一级演员们提前退休，张名煜无奈成为“被退休”的一员，这段并不情愿的“一刀切”和当年大学未能毕业的经历形成颇为吊诡的头尾呼应，张名煜自嘲，“我的人生就是这样，被掐头去尾。”

行政意义上的“退休”并未令他停滞于舞台前，其后，张名煜在多部舞台剧中担任主要角色，塑造了诸多令人难忘的角色，《雷雨》中的周朴园、《商鞅》中的赵良博士、《苍天在上》中的省委书记林成森、《红星照耀中国》中的罗斯福总统，以及《无人生还》中的麦肯锡将军等。凭借精湛演技以及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打磨，1997年，张名煜以在《商鞅》中的出色表演获“宝山高雅艺术奖”；同年，《苍天在上》再次让他荣获第七届上海“白玉兰最佳配角奖”；而1996年第三届“全国话剧金狮奖”的“演员金狮奖”颁发给张名煜，则是为了表彰他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中国话剧事业做出的无可替代的贡献。

叁

“我这一辈子都是孤独的。”张名煜说，“小时候是家中独子，没有兄弟姐妹，我妈妈说我这孩子太孤单了；青年时戴了帽子后被孤立，别人不大和我聊天交朋友；到了60岁，老伴又走了。”

张名煜的老伴袁国英，1956年从上海向明中学考进上戏，成为比张名煜低一届的“学妹”。作为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因为性格爽朗，袁国英常让人误以为是东北姑娘。

“我没想到会和她好，我也不敢主动。”张名煜尽管单身，但“摘帽”这一身份吓退了不少姑娘。“她感觉我这人蛮好，虽然是摘帽，单位对我还算重用，她有海外关系，又是教会家庭，两个人破罐破摔嘛！为什么不能在一块呢？”1963年春节，袁国英主动约张名煜去给老师拜年，“我怕看人家白眼，不愿意去，她说不要紧，一块儿去，和老师聊聊天，还送了我两块巧克力。”两人的恋情在那个年代掀起了轩然大波，袁国英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但爱情最终战胜一切，1964年9月，张名煜和袁国英结婚，住进袁国英娘家一间被隔出来的、一米八个头的张名煜躺下连腿都伸不直的4平方米的小屋里，一直到孩子出生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