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龙:集装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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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其自身连接到全球网络，所有的东西――基础设施、生产规模、公共管理、社会治理等等，都必须运转正常，不偏不倚

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现在，你能――只要有足够的钱――在24小时内，从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抵达另一个地方；你能随时与地球上任何人通话，只要知道他的电话号码。

但是，世界“缩小”的最重要途径，却没有多少人清楚地知道。那是一个大金属盒子，长40英尺，宽8英尺，高8.5或9.5英尺。在其2000多立方英尺的容积内，能容纳重达29吨、零售价值300万元人民币的物品；在一个月时间里，它能被运到世界的任何地方，运输边际成本约3万元人民币，低于一张飞越太平洋的头等舱机票的价格。

它就是现代集装箱。

得益于集装箱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和运作体系，自1960年以来，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工厂――只要有装卸码头――往另一个工厂运送不易碎且不易腐的货物的成本，都只相当于其零售价的1％。而在那之前，远洋货物运输的成本可以轻易达到零售价的10％－20％。

世界就是这样变小了。

如果运输成本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世界贸易总量中的三分之一可能都不会发生，剩下的三分之二进行得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顺利。粗略的估计显示，有了集装箱以后，世界贸易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是以前的两倍。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商品都能在任意地方制造。相对而言，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全球收入分配的确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仍然是一些地方异常富裕，另一些则极度贫穷。集装箱贸易的出现，对于那些具备高度技术水平、高度组织化的富裕地区，有着非常大的好处。

比如，我在百货公司购买德国造洗衣机，把机器从我家门口运到二楼洗衣房所花的成本，与通过高速公路从27英里外把洗衣机运回我家所耗费的成本相当；而把这台洗衣机从德国运到加利福利亚，共1.1万英里海程，所耗费的成本只相当于走3英里高速公路的费用。

世界不是平的。只是，对于那些不易腐、不易碎的商品，世界的确是非常非常小的。在那些配备有足够吞吐量装卸码头的工厂之间，彼此的距离就好像在隔壁一样。

是的，并非整个世界都很小，小的只是那些与全球集装箱贸易系统相连接的部分。缺乏这种设施的地区，仍然远离全球贸易体系。而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是，中国沿海城市已经成功地与这一全球体系相连接，使得从一个中国沿海小镇到旧金山湾的经济距离，相当于我家前门到楼梯那么近。

中国的这种成功并不是命中注定的。很多地方未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你的电力供应不足以让你放心地把柴油输入拖拉机，那么你就还没有进入这个体系；如果你的生产量不够大，不能把运往同一个国家的货物装满2000立方英尺的空间，那你就还没有进入这个体系；如果修缮公路的钱被挪用，以致于没人愿意开车经过，那么你还没有进入这个体系；如果没有内部关系就打不赢官司，那么你还没有进入这个体系；如果每一个政府部门的官员都争先恐后地运用他的权力，在商业和制造业中攫取利益，那么你还没有进入这个体系。

对于较为贫困的地区而言，将其自身连接到全球集装箱网络中，蕴藏着巨大的机会。但这是一个苛刻的机会，所有的东西――基础设施、生产规模、公共管理、社会治理等等，都必须运转正常，不偏不倚。中国沿海已经做到了，但内陆还没有。

对于那些离城市太远、不能从高附加值的农业产品中获益的农村来说，能用什么办法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呢？在长期内，是把整整6亿人从中国内地的平原和山区转移到沿海城市容易，还是将上海、深圳的制度和治理模式转移到内地来得容易？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不过，也还有额外的障碍。如果不能使得工人和老板都知道世界对什么商品的需求较高，那么即便进入了全球贸易网络，也还是不行。

18世纪的重农主义者认为农业生产率是关键；19世纪末，制造业生产率是关键；但现在是21世纪，设计，能让商品的最终消费者产生认同的设计，才是最关键的。

中低档的洗衣机，的确是在中国生产的；但高档的、高附加值的、高利润的洗衣机，仍然在美国或德国生产。对于实现成功的经济发展而言，除了提高制造业效率以及与世界运输网络一体化，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