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仁玉百年易俗一鸿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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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市临潼区渭河北岸的雨金镇北边，有一片平整的田地，春天里多半生长着绿油油的麦苗，秋天十之八九是郁郁葱葱的苞谷地，看上去与四周的田地并无二致。但是，每年清明节前后，都会有人在地边燃香烧纸，磕头跪拜。地里没有墓冢，也没有墓碑，村里的年轻人并不知晓这里长眠的是何人，只有一些老人会猜测或打问：“得是举人老爷家的人回来了？”

这举人不是别人，正是一百多年前从这里走出去的著名剧作家、教育家孙仁玉。当然，孙仁玉为更多的老一辈人所熟知，则是因为他创立了秦腔史上最成功的演出剧社—西安易俗社。

幼失双亲 幸遇恩师

公元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孙仁玉出生在临潼雨金镇北孙家村的一户普通农家的小院里。这个原名师祖的孩子，4岁就失去了母亲，在继母的虐待中长大。当别人家的孩子进了私塾接受启蒙时，小师祖却要在家照看弟弟，有时还要去地里打草拾柴。

雨金镇在临潼被称作“戏窝子”，这里的人们爱听戏，爱看戏，也爱唱戏。镇上有数家自乐班，逢年过节还要请外地的戏班子来唱上几天。有钱人家遇到红白喜事，也要请戏班唱戏。聪明的小师祖抱着弟弟每每从头看到尾，渐渐成了个小戏迷，也听会了不少戏文，有的唱段还能跟着别人唱下去。戏班子的人发现这小孩爱唱戏，也有心教他，小师祖一教就会，甚至在乐器伴奏下也能唱得有板有眼。

但是，这事儿被师祖本家的四爷孙良金发现了，他一直非常疼爱这个没娘的侄孙子，担心小师祖爱上唱戏，沦为“戏子”，不仅会毁了这个孩子，还会辱没他们老孙家的门风。于是，四爷自作主张，出钱送小师祖到八里外的三王村入了私塾。这一年，小师祖已经整整10岁。

初入私塾，小师祖并未引起先生的注意。但没过多长时间，先生就发现这个衣着破旧、不爱说话的孩子才思敏捷，勤奋好学，是个可造之材。于是，先生为小师祖取了个学名叫孙瑷，字仁玉。

孙仁玉苦读的故事，至今还在当地流传。据说孙仁玉非常珍惜时间，只要有月光的晚上，他从不放过，成年累月地在月亮地里读书，他的眼睛后来成了深度近视，便与此有关。没有月亮的晚上，他便在院子里小声地唱，唱的是秦腔的调子，内容却是先生让他背的诗文。继母嫌他“唱戏”吵得自己睡不着觉，不准他再唱，他就悄悄跑到村外，找到一个常年不拆的瓜庵子，一个人在里边又说又唱，而且不光嘴里唱，还敲着鼓点，手舞足蹈。

没过多久，村人便有传说，“北岸子野地里有个唱戏的鬼”。这个“鬼唱戏”故事，传到了先生耳朵里，他追问孙仁玉，孙仁玉不得已说出了实情。先生深受感动，从此让他吃住在自己家，专门施教，疼爱如子。仁玉得先生照顾，如鱼得水，学业大长。

据考证，为孙仁玉开蒙的这位先生叫王大典，临潼知名人士。光绪三年，王先生曾写御状告倒了大荒之年借翻修衙门搜刮民财的临潼知县沈家桢，因而在当地很有声望。先生51岁时乡试中举，后在自家开设私塾，方圆十几里的童子大都在此接受启蒙。

1887年，75岁高龄的王先生出任葭州（今榆林佳县）八品学正，他爱惜仁玉之才，不忍舍弃，便带他赴葭州就任。在王先生的指导下，孙仁玉的学业长进很快。谁知刚满一年，孙仁玉的父亲病故，他不得不离开王先生，回家奔丧，从此边种田边自学，承挑起了养活继母及弟妹的重担。

勤奋苦读 饱学塾师

1888年农历七月，西安府开考秀才。为杜绝考试作弊，陕西督学决定废除县考旧制，报考者一律到省督学府所在地三原县参加考试。考试前日，孙仁玉背着馍布袋，步行到三原应考，考完再步行返回。几天后，有人登门报喜，孙仁玉高中今岁临潼第一秀才。

孙仁玉没有想到自己荒废学业半年多，还能考中本县第一。在鞭炮声和左邻右舍的恭贺声中，他想起死去的父母和远在佳县的恩师，不由得热泪盈眶，失声痛哭，哭得叫前来道喜的乡亲们也为之动容。

考中秀才后，接下来应该入县学进身，继而入府学深造，一步一步考取功名。可孙仁玉拿不出入县学的伙食，而且还要操心地里的庄稼。后多亏四爷帮助，为他提供伙食，又帮他干了地里的活儿才使他得以在县学安心学习。

年底县学岁考，孙仁玉名列前茅，考取廪生。这廪生与秀才却有很大的不同，按清时旧制，考取廪生后，即便在家读书，一年还能领取一定数目的廪膳银子，类似现在的带薪进修。

考取廪生后，孙仁玉便想进入书院进一步深造，但这需要一笔数目不小的学费，他一时拿不出，只能在家一边耕读，一边等待机会。不久，雨金镇任留村一姓傅的大户人家要在自家祠堂办私塾，贴出告示，高薪聘请塾师，待遇比普通私塾高出好几倍。真正让孙仁玉动心的是这傅家有座藏书楼，号称一楼万卷，藏书极丰。若得这万卷藏书之便，比自个在家耕读进步要快得多。孙仁玉把这想法写信告诉了仍在佳县的王先生，王先生回信鼓励他去应聘。傅家请来主持面试应聘者的竟是闻名陕甘的味经书院山长刘古愚老先生。孙仁玉的学识和人品深得刘先生赏识，最终在多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傅家私塾先生。

孙仁玉没让傅家失望，他勤奋敬业，管教有方，傅家的童子们长进很快，他也很快赢得了傅家上上下下的敬重。孙仁玉在傅家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藏书，如鱼得水，白天教书，晚上则通宵达旦地读书。这里不仅有进身科举必修的《四书》、《五经》、《史鉴》、《古文观止》、《论说精华》等儒学经典，还藏有二十三史、《十三经》、《资治通鉴》、《全唐诗》、《唐宋文举要》等数百种曾听王先生时常提及的书籍，更有平时很难找到的诗、词、曲类书籍。除此之外，《周易》、《算学》、《黄帝内经》等分门别类的书一应俱全，《陕西通志》及省内各州县地方史志也应有尽有。孙仁玉在傅家还抽空读了一些医书，懂得了不少医理常识，这些让他在日后受益匪浅。

有一年，傅家老太太做寿，请来了雨金镇西胡门村有名的戏班子“魁盛班”唱戏。唱完戏，傅家设宴款待戏班，特请孙仁玉作陪，孙仁玉就此结识了戏班的领班张老旦，并成为好朋友。他此后时常到班中拜会张老旦，向他请教收徒传艺之类的知识，了解了不少民间班社的行规门道。他还经常为戏班的小演员讲一些戏剧表演方面的知识，一位人称“德儿”的小演员，最喜欢听孙仁玉给他“说戏”。德儿大名叫陈嘉训，西安东关龙渠堡人，家里很穷，读不起书，因不愿到药店当相公，偷偷跑到雨金学唱戏。他与孙仁玉一见如故，一有空就让孙仁玉教他读书。孙仁玉看这少年勤奋好学，便有意教他，还为他取了个新名字陈雨农。

两年后，恩师王先生自佳县任满还乡，看到孙仁玉学业大有长进，倍感欣慰。孙仁玉也时常向先生请教问安。孙仁玉22岁时，经王先生介绍，与雨金镇南屯村一张姓姑娘结合。不久，王先生辞世，孙仁玉第一次向傅家告假，尽人子门生的孝道，为先生守灵送葬。

又过了两年，孙仁玉以优异成绩考入位于泾阳县的陕甘味经书院。味经书院山长刘古愚与康有为一起被誉为“南康北刘”，提倡科学，具有维新思想。受此影响，孙仁玉在主攻儒学的同时，又广泛学习了政治、天文、地理、算学、电学、医学等西学知识，眼界大开，成为书院有名的史地尖子生。4年后，孙仁玉完成了在味经书院的学业，并以优异成绩取得拔贡资格。

绝意仕途 专注教育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受此影响，朝廷明令科举暂停。同年秋，孙仁玉应邀再度在傅家开馆教学，同时准备来年乡试。

第二年春天，雨金镇的乡绅联名邀请孙仁玉将学馆移至雨金。众愿难违，孙仁玉又带着在傅家的门生来到雨金坐馆授课。一时间，雨金地区的学子纷纷拜读在孙仁玉门下。跟随他学习的王新斋、胡文卿、杨波亭、李可亭、陈华清等青年学子，后来都成为一方名人。

这年暑期，听说湖北学者丁性天在西安关中书院讲《春秋》，孙仁玉过渭河，步行数十里，聆听这位著名学者的讲学。讲学结束后，演讲者与听众举行质疑答辩，孙仁玉出众的答辩受到丁性天的称赞，也引起了陕西督学沈卫的注意。随后，督学府的官员召见孙仁玉，请他来年到位于陕西三原县的宏道书院任教。

1902年春，官方将宏道、味经、崇实三所著名的书院合并为陕西宏道高等学堂，此为陕西惟一的高等学府。孙仁玉辞别乡亲学子，如约来到宏道高等学堂担任史地教员。当时，三原县为陕西教育中心，宏道学堂更是学界人才荟萃之地，师长辈中有名儒贺瑞麟、刘古愚等，受业学子中有于右任、李元鼎、李约祉、李仪祉、张季鸾、张奚若以及稍后的范紫东等人。这年夏季，孙仁玉7岁的儿子从马背上摔下，不幸夭折。8月，科举恢复，忍受失子之痛的孙仁玉在乡试中“高中陕西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举人”。

当地有老人回忆说，中举后，孙仁玉荣归故里，雨金镇的乡亲们赶到渡口迎接他，场面极为壮观。孙仁玉没有半点轻慢，离船上岸后，磕头拜谢族中长老和众乡亲，并拒乘车轿，与亲友一起步行回家。回到家后，又与妻子一起祭拜了父母和恩师王大典。

按照清制，中举后即例颁铺堂银三百六十两，供新科举子修建房屋、改换门庭，孙仁玉用这笔银两将自家破旧不堪的宅院与四爷的房子一同翻修，建成了两座一模一样中等程度的四合院，并用余钱为异母妹妹置办了嫁妆。联想到孙仁玉在傅家做私塾先生时，省吃俭用，为异母的弟弟操办婚事，以及多年来对后娘极尽人子之孝，乡人交口称赞，教育子孙无不以孙仁玉为楷模。

在宏道高等学堂，孙仁玉深受堂长器重，第二年便被委任为学堂斋务长。与此同时，孙仁玉讲授《春秋》的名气越来越大。陕西督学府甚至发文，召陕甘两省文史学者到西安关中书院听孙仁玉讲《春秋》。

转眼到了1904年，清廷为了防范各地学子在京城闹出事端，招惹洋人，便将这年的会试改在河南开封举行。2月，孙仁玉与晚一年中举的同乡郭希仁一同赴开封参加会试。会试头场考中国政治史事论，第二场为各国政治艺学策，孙仁玉直抒胸臆，字里行间不乏维新图强的政治色彩。三场试下来，孙仁玉自觉满意，不料放榜后却大失所望，仅中副榜，授文林郎（正七品）。

会试失意，以及在开封的耳闻目睹，使孙仁玉考取功名、报效朝廷的希望破灭，他决意像师长刘古愚先生那样，用知识开启民智，走教育兴邦之路。张榜后的一段时间，孙仁玉得以领略不同剧种的风格特点，当时京城的京戏名角小翠喜也来开封献演助兴，令孙仁玉大饱眼福，又看出了许多门道。看戏之余，孙仁玉还买了许多词曲方面的书籍研读，直到四爷接得喜报到洛阳来接他还乡。

从开封回来后，孙仁玉并未到巡抚衙门走动，谋求补缺，而是仍旧回到宏道学堂执教。这一年，孙仁玉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件是自开封回来不久妻子张氏病故西安，另一件是几个月后继母病逝。孙仁玉护送爱妻灵柩回乡，尽其所能厚葬在前，又极尽人子之孝道，为继母送终在后，乡人有口皆碑。

第二年，孙仁玉与同乡东胡门村女子胡润芝结婚。时孙仁玉33岁，胡润芝年方十九。同年，临潼知县李嘉绩为振兴本县教育，诚邀孙仁玉等临潼籍学者回乡任教，孙仁玉感其苦心盛情，遂于年底辞了宏道高等学堂教职，任临潼横渠学堂教习。因慕孙仁玉的声望，临潼青年才俊纷纷前来就学，横渠学堂一时人才荟萃，名声大震。与此同时，孙仁玉还捐了一座房，承诺岁支银六百六十两，倡议和创办了雨金高级小学，次年又增设了女校部，首开临潼女子入学的先河。

1907年，省提学使沈卫亲自写信，调孙仁玉至新成立的省第一中学任教。两年后，他又受聘兼任省女子师范史地教员。由于学识渊博，教授有方，孙仁玉在省城教育界很快有了名气。

开创易俗 以戏教人

辛亥革命前，孙仁玉已秘密加入同盟会，与陕西的革命党人往来频繁。陕西光复后，孙仁玉仍任省一中、省女子师范史地教员。此时，同乡郭希仁辅佐都督张凤翙，身居要职，他力邀孙仁玉到都督府任职，孙仁玉表明心在教育，无意仕途。不久，都督府设立修史局，编纂陕西革命史志，郭希仁希望孙仁玉负责，孙仁玉对修史工作很感兴趣，但不愿放弃教书，只答应做兼职修纂。

早在宏道学堂时，孙仁玉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戏文虽是读书人写的，却能让目不识丁者喜欢。在开封，他更是领略到了各地戏曲的魅力与影响。他认为：“社会教育，其感人之深、普及最广者，莫如戏曲，旧日戏曲优良者固多，而恶劣足以败坏风俗者，亦所不少。”因此，只有组织新戏曲社，编演新戏曲，方能“以补社会教育之缺陷”，达到教化民众、改良社会风气之目的。孙仁玉将这想法告诉了修史局总纂李桐轩先生，二人一拍即合，于是，由孙仁玉起草章程，二人反复修改商榷，决定创办“易俗伶学社”。随后，孙仁玉又联络到了张凤翙、郭希仁等136名社会知名人士及同乡旧友为创办发起人，并得到29名创办赞成人的支持。

1912年农历7月1日，陕西省议会礼堂召开大会，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新型戏曲学社正式成立，名称最终定为“陕西易俗社”。大会选举杨西堂、李桐轩为正副社长，张凤翙为名誉社长，薛卜五、王伯明为社监，孙仁玉为评议兼编辑。昔日“魁盛班”的陈雨农此时为西安颇有名气的玉庆班班主，懂行、有文化、人品好、无恶习，这正是孙仁玉心目中理想的教练长人选。他数次登门相邀，使陈雨农终于在易俗社成立之日，解散了自己的玉庆班，声明加入易俗社，并把价值百金的服装道具捐献给易俗社，还把自己的须生教练李云亭一起带来。此举在行内行外引起不小震动，人们开始对易俗社刮目相看。

孙仁玉倡议成立易俗社，不图私利，不谋职位，在酝酿易俗社主事候选人的会上，孙仁玉主动退却，表示自己适合干实事，场面上尚缺应力，并力主将组织能力更强的杨西堂、李桐轩选上去，自己甘当配角。就在易俗社筹备期间，孙仁玉于繁忙的教学和联络工作之余，已开始构思和创作剧本。虽然他此前曾读过不少戏曲方面的书籍，但提笔写剧本却是第一次。他在油灯下反复推敲，几易其稿，终于在同年8月创作出辛亥革命后秦腔的第一个现代戏（时称时装戏）《新女子顶嘴》。9月，又创作出历史剧《将相和》。

一切就绪，开办费用尚无着落，孙仁玉亲自回了趟雨金，借来七百两白银先行垫资。1912年10月，易俗社开班招生。就在这一年，孙仁玉的个人生活再次发生不幸，他的妻子胡氏突然在雨金病逝，留下一双儿女，儿子4岁，女儿不到半岁。

1913年1月1日，成立不到半年的易俗社在西安城隍庙举行首场公演，西安市民早早将城隍庙院子挤得水泄不通。公演的第一个戏是孙仁玉的《新女子顶嘴》，该戏配有演前演说词，孙仁玉亲自登场演说，他开宗明义，慷慨陈词，博得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首次公演大获成功，孙仁玉的新戏深受戏迷好评。陕西都督张凤翙看后激动不已，立即指示省教司每月拨银三百两进行扶持，社会各界纷纷捐银资助。

首演的轰动，为易俗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深深地鼓舞着孙仁玉和他的同仁们。1913年，孙仁玉一鼓作气写出了大小十九个剧本，并在同年内全部排练，全部演出。这一年，经四爷介绍，孙仁玉与本县山东庄的一位姑娘徐桂英结婚，组成新的家庭。

在易俗社成立的前四年中，孙仁玉每年至少创作十余个剧本，《三回头》、《柜中缘》、《看女》等经典戏剧，便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受他的影响，李桐轩、王伯明、高培支，以及后来入社的范紫东等人，都开始创作剧本。

苦心经营 力挽危局

易俗社成立不久，即遭遇了三次严重的危机，幸亏孙仁玉等竭力挽救，苦心经营，才使得易俗社一次次走出困境，免于夭亡。

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914年，先是3月河南流匪围攻西安，继而北洋军阀陆建章率兵入城，校舍被军队强占，易俗社被迫停课停演。孙仁玉被阻城外，等他回到城里时，发现社务已中止多日，主持内务的社监私自决定解散学生，给每名学生仅发二百文铜钱路费。铜钱已发，但学生嫌少不肯走，正僵持着。

“二百文够做啥？谁定的？为啥不提交评议会？”孙仁玉一听就急了，说，“这是关乎易俗社命运前途的大事，过后学生不来了谁演戏？”稍后，孙仁玉耐心地劝慰学生：“解散是暂时的。回去后别忘记练功喊嗓识字学习，局面一有好转，大家都要回来，只要有我孙某人在，易俗社绝不会亏待大家。现在社里有困难，大家要多体谅。”说着从身上掏出些钱，让学生按人平分，说钱数不多，总归是他的一点心意。随后，他又把几个特别贫困的学生带到家里，用自己积攒的钱分别给以补助。他把钱亲手装进学生的口袋，叫他们离去，说：“眼下留在社里啥也干不成，不如先回到大人身边，省得父母操心。”学生们却低着头，没有一个人愿意走。

经孙仁玉和李桐轩多次交涉，直到这年7月，驻军才从社内撤出。于是，易俗社陆续招回学生，中断数月的社务恢复正常。

易俗社的第二次危机是从1917年底开始的。1917年2月，孙仁玉被公推为社长。6月，他力主以六千元购买了关岳庙（今西安西一路）两院房产，并将院内旧剧场改造成为当时西安最先进的剧场。10月，易俗社举行新剧场落成典礼暨首演孙仁玉的《复汉图》头本，剧场爆满，盛况空前。不料到了12月，西安的护法讨陈（树藩）战事骤起，城里城外兵荒马乱，学校停课，剧场停演，两位社监因故出城避难去了，名誉社长李桐轩远在蒲城，全社事务落在了孙仁玉一个人身上。整月没有收入，财务入不敷出，一二百口人的吃饭成了问题，到年底欠外债一千多缗（一千文铜钱为一缗）。

为了维持生活，孙仁玉组织学生在战事间歇中坚持午场演出。由于人心惶皇，秩序混乱，票房收入非常可怜，有时一天的收入还不够全社人员的伙食。战事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年春天，形势越来越严峻，为了稳定人心，孙仁玉将铺盖搬进了社里，与演职人员和学生同吃同住。

1918年3月，军队移至城外，学生回社，恢复演出。孙仁玉张罗在骡马市搭台，分班演戏，以增加收入。至六、七月间，学生月薪可全发，并在年底前逐次补发了前边所欠的半数薪水，还清了上年所欠的一千多缗外债。1919年，当难关度过，形势出现转机时，孙仁玉即请求辞去社长职务，但仍被选为名誉社长。

易俗社的第三次危机比前两次更为严重，时间也更为长久。1925年初，社里不顾孙仁玉、高培支等人的反对，盲目扩张，立约两万元购置社东陆尚德堂房地作露天剧场，社西南北街房数十间为社产。购置不久，豫西战起，关中吃紧，剧场收入锐减，形势急转直下。第二年，河南军阀刘镇华围攻西安，在艰苦卓绝的“二虎守长安”中，孙仁玉放弃出城机会，与社里低年级学生一起坚守到最后。围城之后，又遭遇连年天灾人祸，加之债主逼债，人心浮动，部分社员对办社已失去信心，甚至提出解散学生、卖箱还债的主张。孙仁玉坚决反对解散，力排众议，坚持请高培支出山，与李约祉、胡文卿、李保亭等人一起苦苦支撑。正如1926年易俗社第二次报告书的按语所说的那样：“仁玉对社，异常热心，每遇棘手事件，各方奔走，委曲求全，为吾社最重要职员之一。且编辑戏曲，始终不懈，角本之多，允推第一。”

直到1930年，杨虎城率十七路军回陕主政，这种局面才得以好转。由于时局稳定，宵禁解除，剧场收入马上与日俱增。

1931年春节期间，易俗社的演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农历二月初一，易俗社举行的恢复露天剧场纪念大会上，车水马龙，盛况为前所未有。孙仁玉代表易俗社向社会各界宣布：民国十四年以来所欠一万三千七百元陈债全部还清，今日的易俗社，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日日均有节余。同时决定，为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除评议长、社长、社监、编辑之外）每人奖发一月薪金……

广陵绝响 令名不朽

1921年至1929年间，由于时局动荡，社务家务缠身，孙仁玉创作时间大为减少，尽管如此，据粗略计算，除了1926年（西安围城之年）没有创作记录，这段时间孙仁玉仍创作出了大小80余个剧本。

1924年7月，鲁迅应邀来西安讲学之余，专程到易俗社看了五场戏。鲁迅先生对孙仁玉所编新戏及易俗社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题赠“古调独弹”四字。

与此同时，孙仁玉还于1921年春，联络5位教育界同仁，组成董事会，在西安东关龙渠堡创建了西安民立中学。第二年，省教育厅专门表彰了孙仁玉对教育事业的贡献，当时他与算学教员刘葆锋、博物教员杨柱国一起被公推为省城教育界的“三老”。孙仁玉从此一直任该中学校董及地理教员。

孙仁玉还力排众议，极力促成了易俗社1921年到1922年在武汉长达一年半的演出。这次演出让易俗社名声大震，也使秦腔第一次走出西北，在江南唱响走红。孙仁玉创作的《三回头》、《柜中缘》等经典剧目以及易俗社的优秀演员就是从这个时候才为全国所熟知。易俗社的年轻演员刘箴俗甚至与欧阳予倩、梅兰芳一起被称作“南欧北梅西刘”。

1932年秋，驻防河南的十五路军总指挥马鸿逵邀请易俗社到驻地演出，孙仁玉主持评议会决定：由副社长耿古澄率班赴中原巡演。这次离省出演，辗转河南信阳、郑州，河北邯郸，山西阳泉、昔阳等地的马鸿逵部、高桂滋部、商震部和张自忠部之后，继续北上，于12月7日在北京首演，引起轰动。

在京演出期间，易俗社演职人员受到齐如山、刘淡云、尚小云等京剧界名家的接待和赞扬。有报载：“陕西易俗社为真正之秦腔，所编剧本均出自名人，演员艺术各有专长，此次来平演出，备受各界欢迎，为历来所未有。”这是秦腔第一次蜚声京华，演员王天民还被誉为陕西梅兰芳。北京演出之后，剧团再赴济南、徐州公演，时驻守徐州的二十五军关麟徵部多为关中人，场面自是更为感人。

这次出演，历时八月，足及五省，继武汉成功之后，易俗社再开秦腔历史之先河。

就在耿古澄带队到河南不久，一场霍乱突然在陕西蔓延，西安死人无数，人们谈“虎”（霍乱当时被称作“虎烈拉”）色变。幸亏孙仁玉略通医道，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封闭管理，并自配草药，统一煎熬，发给社内人员及家属服用，才确保易俗社上百号学生、教员及家属幸免于难。

疫情过后，孙仁玉受杨虎城之重托，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订正，终于完成了二百二十四卷《续修陕西通志稿》的审校，使之如期付梓出版。

接着，一个宏伟的创作计划在孙仁玉脑海中产生，他要写一部秦腔历史系列剧，反映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兴旺，讴歌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精英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将是中国戏曲史上前所未有鸿篇巨制，他设想让易俗社带着这个系列剧目出访东西各国，“易俗宗旨，不分区域，将来发展，不特易本国之俗，且拟去东西各国去易其俗，方达最初之目的……”

孙仁玉决定从商起。1933年1月完成了第一本《商汤革命》；5月，推出了第二本《武王革命》。就在人们期待着他的第三本《秦王革命》问世时，他却积劳成疾，一病不起。1934年8月23日，竟与世长辞，年仅62岁。

易俗社为孙仁玉举行了公葬，出殡之日，举市哀痛，灵车经过之处，挽幛如林，泪光一片，从武庙街口到南门的南北大街，肃穆异常，沿街商铺歇业，行人驻足默哀，素不相识的人纷纷加入长长的送灵队伍，往日热闹的古城西安被哭声淹没……

由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孙仁玉安葬之后，易俗社仍不断收到省内外的唁电和挽幛，更有专程前来吊唁者。同年11月27日，时值先生百日之祭，孙仁玉先生追悼大会在易俗社隆重举行。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送来挽幛，上书“广陵绝响”。杨虎城将军送来的挽幛，上题“令名不朽”四个大字。

魂归故土 遗墨成谜

1935年1月，孙仁玉先生的灵柩迁葬回原籍。归葬当日，临潼县府各界在县长大人带领下，恭迎灵柩入城，祭奠之后，又护送灵柩出城，直至渭河南岸孙家墓地。先生生前曾有遗嘱：“死后送回雨金，和两个老人埋在一块儿，活着离别得太早，但愿死了能天天孝顺。”从此，先生魂归故土，侍奉于父母足下。

孙仁玉一生到底创作了多少个剧本？先生生前未能留下一个准确的数字。《孙仁玉传》作者、已故临潼区文化馆馆员张玉振经考证得出，孙仁玉有文字记载的剧目共177个，其中本戏33个，组剧6个，中型戏2个，折子戏136个。其中家喻户晓的《三回头》还被编入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近代文学作品选》，这是当时（1991年）惟一编入高校教材的秦腔剧本。张玉振在该书“孙仁玉先生创作剧目简介”部分的末尾写道：“于先生前者，著称于世界的我国元代剧作家关汉卿，一共编著曲本60余个……世界著名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终生共编著剧本36个。尘先生后剧著甚丰者，乃陕西剧作家范紫东，一生编著剧本76个（大42、小34）。”孙仁玉作品数量之丰，在世界剧作家中实属罕见。

前不久，孙仁玉先生的孙子孙永宽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透露，孙仁玉创作的剧目还不止这些，因为最近又发现了5本手稿，都是此前没有记载过的剧本。遗憾的是，历经劫难，孙仁玉的遗稿遗失太多，有的甚至徒有剧名存世，大意也无从知晓。更为蹊跷的是，保存在乡下的一批手稿在“”后竟不翼而飞，成为谜案。

孙永宽告诉记者，今年是易俗社成立100周年，也是祖父诞辰140周年，他们眼下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在故乡为祖父立一块碑，再把祖父的文集整理出版。孙永宽给记者看他珍藏的一部分孙仁玉的手稿和老照片，其中有一册《柜中缘》的手抄本，不少地方圈圈点点，看得出这是孙仁玉先生当年反复修改过的。随意翻开一页，眼前正是那脍炙人口的唱段：“许翠莲来好羞惭，不该在门前做针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