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坊市拆迁农民持续致富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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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因拆迁致富的农民由于价值观念与社会身份的骤变，存在着返贫危机。相关政府部门对这一现象应该有一定的预见性，细究拆迁致富农民可能返贫的原因，在帮助他们树立正确消费观念、协助他们再就业、找准合理的投资渠道等方面下功夫，引导他们走持续致富的道路。
关键词：拆迁致富；返贫；持续致富
自2008年廊坊三年大变样工程启动以来，以改变城乡面貌、改造城中村为目的的迁拆工作一直是该工程的重要部分，包括周各庄、董村、北昌等在内的城中村的拆迁工作基本上按照计划在有条不紊地推进，而龙河周边村庄及小王庄等区域的拆迁改造工作也在筹划实施中。从实际市容改造来看，拆迁工作使城市增色不少。当然，在这利益链中充当最主要角色的就是作为拆迁主体之一的村民了。尽管在就拆迁、回迁等事宜上，相关部门与村民们之间总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不少村民受益于拆迁补偿，这种补偿既有以分配回迁房的形式，又有直接以现金补偿的形式。许多村民手头不仅拥有几套房屋，而且还有不少流动资金，由此摆脱贫困、过起了“有钱人”的生活。然而，让人担忧的是，这部分因拆迁突然致富的村民在以后的生活中却隐藏着返贫的危机。相关政府部门对这一现象应该有一定的预见性，细究拆迁致富农民可能返贫的原因，并有的放矢地制定相应政策，引导他们走持续致富的道路。
一、拆迁致富农民返贫危机的原因
事实上，由于拆迁而短时间暴富的农民面对的不仅是金钱与物质的诱惑，而且还有传统价值观念受颠覆时而产生的不适感。短时间的暴富似乎使村民们一直信奉的勤劳致富、勤俭持家等传统价值观念失去了有效性，而观念上的裂变往往让他们感到过度兴奋、甚至紧张和焦虑等不健康情绪。有人渴望迅速地完成从“农民”到“城里富翁”这种身份上的转型，还有人则在物欲上产生更强烈的欲望，期望利用手中的资金从市场经济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这种价值观念的落差带来的不仅是情绪上的巨大波动，而且还为这部分农民埋下了返贫危机。
如果说贫困是指“人们在长时期内不足以获得足够的收入来维持一种生理上要求的、社会文化可接受的、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准的状态”，［1］对于手握大额征地拆迁补偿款的农民来说，这种贫困状态俨然与自己毫无干系。相反，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跨入富人行列，而他们证明自己已经成为富翁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奢侈性消费。可怕的是，这种畸形的消费心理为他们日后的返贫打下了伏笔。为了维持生存以及追求好的生活质量，人们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所做的消费支出本无可厚非。但是，对于那些试图通过消费来彰显自己身份的人来说，消费已不仅仅是一项人们每天按部就班进行的日常行为，而是“由一种工具价值上升为人的本质，成为人的本体论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2］养成这种消费习惯的村民在消费时注重的已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与交换价值，而是商品的符号价值。他们片面地追求名牌，相互进行攀比，逐渐受制于夸富性消费心理的支配。有些村民在拥有巨额资金后，一个直接反应就是买豪宅、购好车，造成手头资金迅速流失，出现有宅无人住、有车无力养这种既浪费又无奈的情况。另外，还有人则通过大宴宾客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财力，似乎出入茶楼酒店就能证明自己的富翁身份。然而，隐藏在这种日出斗金的消费习惯之下的自然就是返贫危机。毕竟，拆迁补偿款终究有用完的一天。
另一方面，有些因拆迁致富的农民由于物资生活一时的富足，淡忘了艰苦奋斗、勤劳节俭的良好传统，从而使自己极有可能重新返回到贫困的生活状态。由于手握重金，有些骤富起来的农民整天沉溺于追求物质享受，无心再打理农活，甚至出现荒芜农田的现象。这部分农民结果变得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甚至沾染上赌博等恶习。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存在的另一类现象就是除了旧房拆迁改造之外，还有一些农田被征用，造成一部分农民成为失地或少地农民。这部分农民中有不少人由于有拆迁与征地款的支撑，往往选择待业在家。虽然他们有时也会出门寻找适合自己的活计，但是他们大多不愿从事诸如保洁、保姆等服务类行业，歧视性地认为只有“穷人”才会选择那些行业。与此同时，他们又没有掌握能够胜任更专业行业的技术，造成眼高手低的尴尬局面。这些表面上被迫闲散在家的农民虽然不像那些好逸恶劳的人，但最终和他们一样只能等来坐吃山空的结局。
还有一个可能导致部分农民的生活质量甚至不如领到拆迁补偿款之前的原因依旧与他们对这部分资金使用不当有关。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浪费性消费或坐吃山空的原因，而是由于他们盲目投资造成的结果。有些农民确实有心想当市场经济的弄潮儿，想利用已有的资金与市场进行博弈，从而带来长期效益。与上述行为不同，这部分农民的想法与做法是值得提倡与鼓励的。可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商业经验缺失、判断失误等原因，其中有不少人最终血本无归的现象并不鲜见。笔者调查发现，除了涉足餐饮业、服装业或百货零售业之外，还有许多人投身股市与基金。但由于缺乏对股市风险的把握，不少人都被套牢。更有甚者，有些人由于盲目寻找中介，被人蒙骗而损失钱财的事例并不鲜见。
二、拆迁致富农民持续致富的对策
丁军与陈标平两位学者在探析农村返贫现象时，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即“主体素质的不可持续性”、“供体扶持的不可持续性”、“载体循环的不可持续性”。这里的主体当然指的是返贫农民，而供体指的是外部社会资源，载体则指自然资源。他们进而认为，只有使三者均衡发展，从“促进主体素质的持续提高”、“确保供体资源的持续供给”与“保证载体的可持续循环”三方面入手，才能扼制农村返贫现象的发生。［3］两位学者的建议对我们如何帮助拆迁致富农民走上持续致富道路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在这里，拆迁致富的农民是主体、政府部门可以看成是供体资源，而农民出让的土地可以看成是载体。当我们在思考拆迁致富农民的未来发展时，应该同时考虑到这三方面的因素，使之互相融通。值得强调的是，这三者中，作为供体的政府部门起着非常重要的协调引导作用。
首先，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宣传力度，对已致富的拆迁农民进行合理的思想教育。应该让他们意识到夸富型消费行为的害处，只有合理的消费行为才既有利于身心健康又有利于拆迁资金的有效使用。尤其需要让他们保持先前吃苦耐劳、朴素奋斗的优良品质，帮助他们克服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不良习惯。
其次，相关部门还应该采取措施让这部分失地农民尽快融入城市化的进程中，使他们适应自己从“农村人”变成“城里人”这种角色的转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入手：第一，对这部分农民进行技能培训教育，使他们掌握一技之长。第二，帮助他们理财、引导他们进行良性投资。手握拆迁款的农民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果使已有的资金增值、如何使资金利润化。相关部门可以从金融信息、聘请理财专家开设讲座等方式入手，为他们提供多种渠道的投资信息。对那些有志于从事餐饮业、服装业、酒店业等实体行业的人，相关部门可以协助他们做好市场调查、进行地段与风险评估，尽可能避免盲目投资的现象。第三，在医疗、教育、养老保险方面，使他们尽快与城市接轨。虽然近几年来，我国农村医疗改革与社会养老也在稳步进行，但是与城市相比，这些福利制度还远不健全。既然拆迁致富的农民归因于城市改造的进程，那么这部分农民在医疗保障等方面自然也囊括在城市规划之内。社会资源的持续保障在减少这部分农民的后顾之忧同时，也将确保他们不至于因为看病贵等外部原因而返贫。
最后，在防止拆迁致富农民返贫方面，我们还应该考虑到作为载体的农民所出让的土地在其中的作用。尽管我们称这部分因拆迁而受益的农民为“富裕农民”，但实际上这个命题掩盖了两个基本事实：一方面，他们所得的拆迁补偿款往往是一次性的，从而决定了其金额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他们使用这部分款项时，含有明年的钱拿到今天来用的意味。这两个事实从《土地管理法》对土地补偿款的规定可以看出：“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其中的“总和”自然强调了一次性，而“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则涵盖了土地未征收时的未来收益。实际上，农民失去土地本身就是为他们日后返贫埋下了隐性危机。毕竟，对于农民来说，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动摇赖以生存的根本。要解决这个矛盾，我们有必要探讨一条道路，使拆迁农民在失地之后仍然能持续享受到土地被城市规划之后继续增值的好处。这条道路的具体方案与实施需要社会各方力量来共同探讨，但有论者根据现行《物权法》的规定，提出让市场来确保农民转让土地时的利益的思路值得大家来关注。他建议说，“在确立用益物权的基础上，使土地的流转方式正常地归于市场化，即通过市场竞争确定合同对价的方式来使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以外的主体获取土地的用益物权，以此保障农民获得转让土地所应得的收益”。［4］该观点突出之处就在于看到了法制与市场这两大因素在维护农民出让土地时的利益，笔者认为具有相当的合理与可行性。
城市的拓宽与发展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当廊坊市城中村或市郊农民从大局出发，响应政府规划部门的拆迁安置计划时，相关部门也应为这部分农民的未来生活多做些考虑，而不是简单地采取一次性补贴了事的方式。相反，只有在帮助他们树立正确消费观念、协助他们再就业、找准合理的投资渠道等方面下工夫，引导他们走持续致富的道路，才有利于建设一个和谐稳定的廊坊。
参考文献：
［1］ 凌国顺，夏静.返贫成因和反贫困对策探析［J］.云南社会科学，1999，（5）：4.
［2］ 张剑.消费主义批判的生态之维――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的一种解读［J］.南京社会科学，2010，（4）：103.
［3］ 丁军，陈标平.构建可持续扶贫模式治理农村返贫顽疾［J］.社会科学，2010，（1）：52-57.
［4］ 孙季.城市化进程中征地返贫问题的制度思考［J］.科技信息，2008，（15）：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