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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贤祠就在我们居住的拉丁区。重新改建的建筑的入口刻意使用古希腊神庙的样式。宽展的高台阶,一排耸立的石柱,还有被石柱高高举起来的三角形楣饰,庄重肃穆,表达着一种至高无上的历史精神。大维・德安在楣饰上制作的古典主义的浮雕,象征着祖国、历史和自由。上边还有一句话:“献给伟人们,祖国感谢他们!”
这句话显示这座建筑的内涵,神圣又崇高,超过了巴黎任何建筑。
我要见的维克多・雨果就在这里,与另一位法国文豪左拉同在一室。一左一右,分列两边。每人的雪白大理石的石棺上面,都放着一片很大的美丽的铜棕榈。我注意到,展示着他们生平的“说明牌”上,文字不多,表述的内容却自有其独特的角度。比如对于雨果,特别强调由于反对拿破仑,坚持自己的政见,遭到迫害,因而到英国与比利时逃亡19年。1870年回国后,他还拒绝拿破仑第三的特赦。再比如左拉,特意提到他为受到法国军方陷害的犹太血统的军官德雷福斯鸣冤,因而被判徒刑那个重大的挫折。显然,在这里,所注重的不是这些伟人的累累硕果,而是他们非凡的思想历程与个性精神。
比起雨果和左拉,更早地成为这里“居民”的作家是卢梭和伏尔泰。将卢梭和伏尔泰安葬此处,是一种象征,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这两位作家的文学作品都是思想大于形象,他们的巨大价值,是对法兰西精神和思想方面做出的伟大贡献。卢梭的生平说明上写道,法兰西的“自由、平等、博爱”就是由他奠定的。
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在先贤祠里,我始终没有找到巴尔扎克、斯丹达尔、莫泊桑和缪塞;也找不到莫奈和德彪西。这里所安放的伟人们所奉献给世界的,不只是一种美,不只是具有永久的欣赏价值的杰出的艺术,而且是一种思想和精神。他们都是撑起民族精神大厦的一根根擎天的巨柱,不只是艺术殿堂的栋梁。因此我还明白,法国总统密特朗就任总统时,为什么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这里拜谒这些民族的先贤。
1955年4月20日,居里夫人和皮埃尔的遗骨被移到此处安葬。显然,这样做的原由,不仅由于他们为人类科学做出的卓越的贡献,更是一种用毕生对磨难的承受来体现的崇高的科学精神。
读着这里每一位伟人的生平,便会知道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世俗的幸运儿。他们全都是人间的受难者,在焚烧自身肉体的热火中去找寻真金般的真理。他们本身就是这种真理的化身。当我感受到他们的遗体就在眼前时,被深深打动着。真正动人的是一种照亮世界的精神,故而,许多石棺上都堆满鲜花,红黄白紫,芬芳扑鼻。它们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天天献上的。它们总是新鲜的,有的是一小枝红玫瑰,有的是一束盛开的百合花。
这里,还有一些“伟人”,并非名人。比如一面墙上雕刻着许多人的姓名,它是两次世界大战中为国捐躯的作家的名单,大概法国人一直把作家看作是“个体的思想者”。他们更能够象征一种对个人思想的实践吧!虽然他们的作品不被人所知,他们的精神则被后人镌刻在这民族的圣殿中了。一位叫做安东尼・德・圣・爱逊贝利的充满勇气的浪漫派诗人,也安葬在这里。除去写诗,他还是第一个驾驶飞机飞越大西洋,开辟往非洲航邮的功臣。1943年他到英国参加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抵抗运动,在地中海的一次空战中不幸牺牲,尸骨落入大海,无处寻觅。但人们把他机上的螺旋桨找到了,放在这里作为纪念。他生前不是伟人,死后却得到伟人般的待遇。因为,先贤祠所敬奉的是一种无上崇高的纯粹的精神。
对于巴黎,我是个外国人,但我认为,巴黎真正的象征不是爱菲尔铁塔,不是卢浮宫,是先贤祠。它是巴黎乃至整个法国的灵魂。只有来到先贤祠,我们才会真正触摸到法兰西的民族性,它的气质,它的根本,以及它内在的美。
我还想,先贤祠的“祠”字一定是中国人翻译出来的。祠乃中国人祭拜祖先的地方。人入祠堂,为的是表达对祖先的一种敬意、崇拜、纪念、感谢,还有延续下去并发扬光大的精神。这一切意义,都与法国人这个“先贤祠”的本意极其契合。这译者真是十分的高明。想到这里,转而自问: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先贤、先烈、先祖的祠堂,如今在哪里呢?
名篇品读:
作者之所以把先贤祠称作“精神的殿堂”,是因为这里安葬的先贤们集中体现了法兰西民族的个性精神、民族精神、科学精神和实践精神。这些精神,分别从雨果与左拉、伏尔泰和卢梭、居里夫妇以及无名作家身上体现出来。
对先贤祠的叙写完成后,作者还写上了最后一段。其用意在于:一方面赞扬译者把法国安葬先贤的地方译作“先贤祠”的高明,更重要的是呼唤尊重中华民族的先贤、先烈,尽力延续并弘扬我们自身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