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热闹处安静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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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热闹处安静听”，是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为老牌栏目《世纪大讲堂》的2010年新书《中国的困惑》所做的序名。简简单单七个字，却真真切切概括了这个坚守了十年的栏目的内涵和意义。十年前，在完全没有可借鉴范本参照的情况下，一群有着强烈媒体责任感的电视人，开始了学术与电视融合的探索。学术，总是给人板板正正的印象，大凡学术有所成就的人，都是耐得住寂寞与冷清的。而这个时代又是喧闹的，兴奋的叫喊、热烈的掌声、浮躁不安的空气，好像只有这样才足以表达对世界的观察与看法。

刘长乐在序言中说：“在当今社会的躁动喧嚣中，静心倾听一堂知性的课，或许是一件奢侈的事，可它切实地拓展着人的眼光和胸襟。”十年来，《世纪大讲堂》就是这么一直安安静静地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能够在热闹处耐心倾听的平台和空间。回首十年走过的路，团队中的每一个人，从主持人、制片人到编导，都是诚恳而淡然的。十年坚守中的酸和甜，苦与辣，都化在了他们与嘉宾、与观众还有队友们一起度过的每一个瞬间里。时至今日，他们的心中依然保留着节目创办之初的激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把大中华文化圈的学术思想发扬光大；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心中也充满了感恩，感谢一直支持他们的领导，感谢一路陪伴他们的观众，感谢一起战斗过的队友，他们都期待着，节目下一个十年，甚至是下下个十年的开始。

专业的学者与和蔼的朋友

从2000年开讲到现在，走进《世纪大讲台》的专家学者已经不下500多位。这些在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领域都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在电视之外可能有多重的身份，可当他们真正走上大讲堂的讲台时，他们的身份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思想的传播者。

在每一期节目中，嘉宾都是重头戏，因为，嘉宾是演讲台上的主导者，思想的传播与交流，很大程度上也都是依靠这位主导者，所以，对于每一期节目的编导来说，确定选题与嘉宾，是他们前期工作的重中之重。

栏目制片人简承渊说，作为一档坚持做的有品质的学术类电视节目，十年来，《世纪大讲堂》在嘉宾的选择上，从来不含糊。栏目的制作方式、呈现方式等十年来有了很多变化，但嘉宾选择的标准从未改变，那就是看嘉宾的思想有多“牛”。身为凤凰的老品牌，栏目名声在外，几年来也有不少嘉宾主动要求上节目，但简承渊说：“这么些年来，我们婉拒了不少人，但能不能上这个讲台，不是我们编导个人说了算，主要还是要看嘉宾的资质。”

作为栏目组里最新锐的编导，韩松笑虽然“工龄”只有短短的两年，但说起找选题和嘉宾，她还是有一肚子的故事。“在确定选题之后，我们通常会从各种渠道寻找这个话题里最有发言权的人，然后再通过电话、电邮等(总之就是你能想到的手段)联络上嘉宾本人。征询嘉宾的意见后，也不是他就能来节目了，我们对他还有一个小小的考核――试讲。只有试讲通过了，才算完成了录制前的准备工作。有些嘉宾很懂电视的规则，不需要你多交代，他自己会主动配合，比如已经多次做客《世纪大讲堂》的黄明教授，他平时就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完美的人，在录节目的时候，如果有说得不好的地方，他自己就会喊停，重说一遍，然后还会安抚现场观众说，‘录节目就是这样的，我们再来一遍，要有激情，不要让观众看出来!’；但也有的嘉宾要他配合，就比较难，因为他不太习惯于受约束。不过，不管是什么样的嘉宾，我们都充分尊重他。对于我个人来说，每一个我联络过的嘉宾，都印象深刻，因为做一期节目，从接上头到最后剪辑，你会感觉，从头到尾都在跟一个人纠缠，到了最后你会发现，这个人从此就很难从你的记忆里抹掉了。”

而作为节目的灵魂人物王鲁湘，和很多嘉宾都是老朋友，与这些嘉宾在节目里对话，就和跟老朋友聊天一样，因为都是在一个圈子里混的，棋逢对手，聊得欢畅，也有些嘉宾，之前不认识，但在节目里相谈甚欢，节目之外顺利成章也成了朋友。

目前节目组里“最老”的编导杨新烨说：“来过节目的嘉宾，都成了节目组或者是编导们的朋友，每一位在离开的时候，也都给了栏目组最诚挚的祝愿，这些都是《世纪大讲堂》最宝贵的财富。”

大牌的主持与乖巧的学生

大讲堂创办十年来，有多位“大牌”主持都曾参与：阿忆、许戈辉、曾子墨和目前的王鲁湘。提到每一位合作过的主持人，制片人简承渊说：“每一位风格各异，也给《世纪大讲堂》带来了不一样的回忆。”

阿忆是最早主持《世纪大讲堂》的主持人，他其实是栏目组的老朋友，合作过多年，制片人简承渊甚至偶尔也到北大的课堂听他“说书”。“阿忆是一位非常谦和，但肚子里又有货的主持人，他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简老师评价道。戈辉虽然加盟《世纪大讲堂》的时间并不长，但她给栏目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她那种亲切、自然、与嘉宾有充分沟通的方式让观众如沐春风。

子墨也是曾接棒《世纪大讲堂》主持的凤凰当红主播。“睿智得很，聪明得很。人很好，非常认真。”这几个简短的评语，浓缩了制片人简承渊对子墨的高度评价。“子墨聪慧机灵，有时候在准备时只要给她一些提示，她就可以很好地引导嘉宾谈经论道，酣畅交流。”老编导新烨如此描述她对子墨的主持印象。而对于栏目最具标志性的主持人王鲁湘，组里所有的人都是一句话：“不是我们拍马屁，但合作那么久，我们真得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主持人。”也许，从下列的小故事，也能感受到王鲁湘在《世纪大讲堂》的影响力：数次，王鲁湘带着《文化大观园》的团队外出拍摄，热心观众一见到他问的第一句就是：“您不是那个《世纪大讲堂》的主持人吗?”

无论阿忆、戈辉、子墨还有王鲁湘是多大牌的主持，他们自己却说，在《世纪大讲堂》里，自己都甘愿当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好学生的特点是善于倾听，耐心地让专家们发挥自己所长，将专业的知识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但光这样也不够，好的学生还会勤于思考，善于发问，这样才能让观众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待问题。”

青春的团队与厚重的内容

来到《世纪大讲堂》栏目组，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感觉，那就是朝气蓬勃的气息。从制片到编导到摄像，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里，整个团队的气氛总是其乐融融。每次录制，不管是哪个编导的场，只要有空，其他的编导都会出现，搭把手帮帮忙或者和负责的编导交换些经验；录制前和中场休息，大家会相互八卦最近的生活，或是认真地研讨下当下正热的各种话题；说起合作的战友，每个人都眉飞色舞，互相推荐谁的故事最丰富。

有的观众参加完大讲堂录制，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么有深度的节目，怎么会是这么一个看着那么年轻的团队做

的?

编导韩松笑着说：“我觉得你在某一个组里呆久了，你就会养成和这个节目组气质相符的习惯。比如《社会能见度》组的同事，看到社会问题，会非常敏锐地想一探究竟；而《冷暖人生》的同事，看到一些小人物，就很想知道他们的故事，我们的特点就是对于一个新的社会事件，总是不能满足于网络上或者其他媒体上的一些基本的观点，我们总想知道：更权威的人士是怎么想的?这里面到底是哪几种思考在博弈?到底有哪几种观点看法?包括现在在学术上，什么书最流行?哪个学者最近最牛?那些厉害的学者最近有什么新动向?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这些东西。你看我们组的人看的书，越来越不像女人看的；编导之间有时互相聊天，也是从一个观点引发另一个观点，最后就变成了一场小型的学术讨论会；组里的学术氛围甚为浓厚，制片人简承渊原来本科毕业，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坚持从硕士上到了博士，我也在攻读硕士学位，我觉得我们组的成员虽然年轻，但在学术上，我们都在努力使自己更专业。”

低调的坚守与一丝的困扰

低调而充实地坚守了十年，这其中，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困扰，“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每个栏目组都一样。”新烨感慨道。自从栏目组的录制从北大改到了铁道部党校，找现场观众便成为一个困扰编导们的问题。

以前，在北大编导们都自制海报和票据，站在校园里“吆喝”，多数时候不需多费神，就能招来不少热心观众，但现在的录制地点，离学校比较远，组织学生前来也有不少困难，“当然我们也想了不少办法，比如找学校团委，发论坛，建QQ群，在微博上呼吁，这些都是小事情，虽然难，但相信还是能找到一些办法来克服的。”

站在十年的路口，栏目组的每一个人对栏目的未来发展还是充满信心的。编导松笑说：“我觉得一个电视台，它的节目构成是有层次的，如果一件事情新发生，那肯定是现场记者最牛；然后是不同的节目从不同的角度去关注这个事件，就像庖丁解牛一样，大家怎么把这个牛分掉，比如《冷暖人生》会关注大背景下的小人物，《社会能见度》会关注这个事件本身，《文涛拍案》可能就是文涛用他的嘴皮子来特色解读，但不管怎样，这个事件的最后一步，总是会有一个学术上的总结，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根本动力，如果没有这个动力，整个社会可能就会非常浮躁。我觉得一个电视台如果没有像《世纪大讲堂》这样的节目，那将是一种遗憾；如果有，那是体现了这个电视台的胸怀和修养。我们很庆幸凤凰有这样的胸襟和视野，我们也会努力把节目做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