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俳优小说”看“说话”伎艺的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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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汉代以前优人的“优笑”表演中，后世“说话”伎艺的基本要素用口语说故事，已经有所表现。由汉至隋，俳优表演中“说”的特征被日渐放大，与口头小说合流，在以娱乐为主的同时又增强了故事性，成为俳优伎艺中的一个独立表演项目“俳优小说”。俳优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后世“说话”伎艺的基本特征，是唐前“说话”伎艺初步形成的标志。
关键词：优人；优笑；说故事；俳优小说；说话
中图分类号：I207.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5－0175－05
“说话”作为一种表演伎艺之名出现，约在隋唐。但此前与“说话”相类似的口头表演活动已经存在，虽无“说话”之名却已具“说话”之实。汉代以前，“说话”伎艺最基本的元素口语说故事已经萌生，以自发状态依附在民间或上层瞽噱、优人的多种说唱形式中。由汉至隋，瞽朦说唱很少见诸文献，以娱乐为主的俳语优戏日渐盛行。本文从优人的言语俳谐表演出发，对隋唐之前俳优表演从“优笑”发展为“俳优小说”的“说话”伎艺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一、优笑：杂糅在戏弄与倡乐中的“说话”表演
先秦时期出现了专为统治者提供娱乐表演的乐人――优。优人又称为俳优、倡优。《说文解字・人部》：“优，饶也。……一日倡也”“俳，戏也”；“倡，乐也”。据此，优可分为以调笑戏弄为主的俳优和以歌舞为主的倡优。以口语说故事应属俳优职责。不过在现存文献中，二者区分又不明显，常被统称为“优人”或“乐人”。优人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夏、商时代，刘向《列女传・孽嬖・夏桀末喜》及《说苑・反质篇》皆有“倡优”的记载，到东周养优人更成为普遍风气，而《国语・齐语》记齐襄公事始有“优笑”之名，《说苑・善说篇》则记孟尝君“倡优侏儒处前迭进谄谀”。
典籍所记早期优人大多为残疾人，《国语・郑语》：“侏儒戚施，实御在侧，近顽童也。”韦昭注：“侏儒、戚施，皆优笑之人。”优人及其表演伎艺，主要出于民间。优人所表演的乐舞被摒弃于官乐之外，称为黄门倡乐，散乐与夷乐并列为倡乐的表演内容，司马相如《子虚赋》“俳优侏儒，狄之倡，所以娱耳目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就是“俳优侏儒”与“狄之倡”同为倡乐表演之证，又都作为“娱耳目乐心意者”存在。优人有自己专门的乐舞，《南齐书・乐志》释《俳歌辞》日：“右侏儒导舞人自歌之。古俳歌八曲，此是前一篇，二十二句，今侏儒所歌，摘取之也。”郭茂倩《乐府诗集》将其作为“散乐”附于“舞曲歌辞”中的“杂舞”类，曰：“《俳歌辞》，一日《侏儒导》，自古有之，盖倡优戏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侏儒的表演以俳谐调笑为主。
与瞽嚎相比，先秦优人地位低下，虽然同样出入宫廷，瞽是乐官而备以为教，优人相当于奴隶而备以为乐。《荀子・王霸》：“俳优、侏儒、妇女之请谒以悖之。”《荀子・正论》：“今俳优、侏儒、狎徒詈侮而不斗者。”俳优、侏儒与妇女、狎徒同样作为娱人声色的，优人的表演以令国君解颐展颜为本职，以阿谀奉承之言讨其欢心的情况经常存在。《韩非子・八奸》：“优笑侏儒，左右近习，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先意承旨，观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进俱退，皆应皆对，一辞同轨以移主心者也。”“优笑”表演重于感官娱乐，多以谀言悦君，易使国君沉湎享乐，不辨是非，常被看作贤明政治之害，《韩非子》就将“优笑侏儒”列为“八奸”之一。《孔子家语》、《史记・孔子世家》、《汉书・陈汤传》载齐鲁夹谷之会，齐国派侏儒表演调笑戏弄，孔子非常生气，以笑君为由将其斩杀。不过，也有俳优以“优笑”为载体进行讽谏而载诸史册，《史记・滑稽列传》载齐威王时身“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的“齐之赘”淳于髡、楚庄王时身“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的“乐人”优孟、秦始皇时“善为笑言”的“倡朱儒”优旃等人，都是历史上优谏的代表。
优人常被称为“俳优”并在文献中留下“优笑”的记载，他们在兼具乐舞杂戏等综合表演技能的同时，又以口头调笑戏弄的俳谐言语表演技能见长，但还未形成独立和固定的表演形式。《国语・晋语》：
骊姬告优施日：“君既许我杀大子而立奚齐矣，吾难里克，奈何?”优施曰：“吾来里克，一日而已。子为我具特羊之飨，吾以从之饮酒。我优也，言无邮。”骊姬许诺，乃具，使优施饮里克酒。中饮，优施起舞，谓里克妻曰：“主孟啖我，我教兹暇豫事君。”乃歌日：“暇豫之吾吾，不如鸟鸟。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里克笑日：“何谓苑?何谓枯?”优施曰：“其母为夫人，其子为君，可不谓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谤，可不谓枯乎?枯且有伤。”
优施的表演融合了俳谐之语于歌舞之中。《史记・李斯列传》载秦二世“在甘泉，方作角抵俳优之观”，俳优表演与角抵之戏同时演出。优人的调笑戏弄有很大的随意性，表演的内容、方式、时间、地点大多不确定，口说表演注重的不是故事性而是娱乐性，经由故事及语言引发诙谐情趣。故事内容本身对优人来说，不过是达到娱乐效果的手段和工具。《史记・滑稽列传》：
优旃者，秦倡朱儒也。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秦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者皆沾寒。优旃见
而哀之，谓之曰：“汝欲休乎?”陛者皆曰：“幸甚。”优旃日：“我即呼汝，汝疾应日诺。”居有顷，殿上上寿呼万岁。优旃临槛大呼曰：“陛郎!”郎曰：“诺”。优旃日：“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始皇使陛楣者得半相代。
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
二世立，又欲漆其城。优旃曰：“善。主上虽无言，臣固将请之。漆城虽于百姓愁费，然佳哉!
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即欲就之，易为漆耳，顾难为荫室。”于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这种带有韵语的“笑言”，就是根据不同事件和情景随口编成而寓讽谏于娱乐的。
优人的俳谐表演深得统治者喜爱，也极受民间欢迎。《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齐国陈氏、鲍氏趁庆氏太庙祭典之时发动：“庆氏以其甲环公宫。陈氏、鲍氏之圉人为优，庆氏之马善惊，士皆释甲束马而饮酒，且观优，至于鱼里。栾、高、陈、鲍之徒，介庆氏之甲。”利用在王宫周围进行流动性的优戏表演，吸引庆氏军队解甲束马饮酒观看，顺利解除其武装。表演地点在王宫外，观者身份没有限制，观看方式非常随意，从表演者、表演场地到观众，都有强烈的民间色彩。
周秦优人的俳谐之说与瞽噱相比添加了戏谑调笑的因素，娱乐色彩更加突出，甚至具有为娱乐而娱乐的表演效果。不过，从整体上说，汉以前优人的言语戏弄表演，只是“说话”伎艺萌芽的早期形态，言语表演不过是其众多表演伎艺中的一种，尚未获得独立的表演地位。
二、俳优小说：“说话”伎艺的初步形成
秦汉以降，瞽流人民间，不再见之于文献。优人的娱乐表演日渐盛行，阵容越来越庞大，表演内容和方式都有很大发展。口头谈笑作为俳优杂戏表演的一部分，“说”的特征被放大，逐渐与其他伎艺脱离，开始形成一种可以独立表演的伎艺。
汉代是一个俳优兴盛的时代，从宫廷到民间到处都能见到俳优表演的身影。《史记・平津侯主父列
传》载汉武帝“金石丝竹之声不绝于耳，帷帐之私俳优侏儒之笑不乏于前”。《汉书・霍光传》载昌邑王“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东汉李尤《平乐观赋》、张衡《西京赋》也都描述了俳优表演的盛况。汉代俳优很可能还有一些职业表演者，以俳谐戏笑作为谋生手段。他们有的出现于民间举办丧事时的群体性聚会，如《盐铁论・散不足》：“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与小坐而责辨，歌舞俳优，连笑伎戏。”有的出现于家中待客的娱乐表演，如《盐铁论・崇礼》：“夫家人有客，尚有倡优奇变之乐，而况县官乎?”有的甚至成为儿童玩具，如《潜夫论・梦列》：“凡察梦之大体……倡优俳侥，侯小儿所戏弄之象，皆为欢笑。”汉代民间还有专门培养优人的地区，《汉书・地理志》：“赵、中山……多弄物，为倡优。”
根据全国各地考古发掘的乐俑以及雕刻和壁画考察，汉代的俳优表演方式既有单人表演，也有两人或多人的集体表演。1954年成都东汉墓出土的乐舞百戏画像砖(原藏重庆市博物馆，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描绘的就是集体表演，其中一男伎“张口歌唱，神态诙谐滑稽”。1971年在四川遂宁东汉墓出土的两层陶楼，上层为抚琴俑和歌唱俑，下层右侧为说唱俑，张口伸舌，握桴击鼓说唱。四川汉墓出土的大量说唱陶俑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侏儒说唱俑，身材矮胖，上身，长裤松垮，抱鼓执桴，表情夸张，如1957年成都天回山3号崖墓出土的东汉灵帝时坐式击鼓说唱俑(原藏四川省博物馆，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1963年四川郫县宋家林东汉墓出土的立式击鼓说唱俑(现藏四川省博物馆)；还有一种击鼓说唱俑，衣着整齐，体貌端庄，安然跽坐，面带笑容，如1951年资阳东汉墓出土的说唱俑(现藏重庆市博物馆)、1981年乐山九峰乡东汉崖墓出土的说唱俑(现藏乐山市崖墓博物馆)。四川出土的说唱陶俑都携带小鼓，而在河北、扬州等地还出现了不使用任何乐器的说唱俑。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一对铜说唱俑(现藏河北省博物馆)，两俑皆上身半裸，席地而坐，一个竭力表演，一个神态安详，动静相辅相成。1973年扬州邗江胡场1号西汉墓出土的两件木质说唱俑(原藏扬州市博物馆，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两俑皆席地而坐，面带喜色，神情生动，一俑平顶大腹，右手上扬，左手按腹；一俑左臂撑于左腿，右臂弯曲向上，皆说唱之态。
汉代俳优娱乐的流行，使得一些文士近臣也以诙谐调笑行俳优之事。《汉书・东方朔传》：“朔尝至太中大夫，后常为郎，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汉书・枚皋传》：“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戏，以故得媒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严助等得尊官。”东方朔擅长俳谐之说，还喜欢为普通人讲说故事和笑话，要照顾到普通人的审美情趣和理解能力，常常使用通俗语言和下层民众的表达方式，为普通人所理解和接受，从而达到娱乐效果。来自民间的俳优也正是这种语言和表达方式的使用者，《史记・滑稽列传》：“武帝时有所幸倡郭舍人者，发言陈辞虽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说。”文人近臣的这种诵说表演从言语上对俳优进行模仿，反过来又会对俳优的口头表演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使得俳优表演中的这种不带歌舞的“说”的特征被进一步放大，形成专门以“说”为主的表演伎艺。《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太祖遣淳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日：“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表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
此处，俳优小说已成为一门独立的表演伎艺，与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等在汉代非常盛行的优人表演伎艺并列，成为曹植的模仿表演内容。俳优小说以“诵”的形式呈现出来，说明表演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是被重述的，这很可能形成了某种固定的演述模式。曹植所诵俳优小说长达数千言，说明俳优的诵说表演已非简短的笑话和只言片语的插科打诨，应该有一定的表演内容和程式。况且数千言的内容还存在记忆方面的困难，无疑需要预先排练。“俳优小说”一词既表明这种表演从形态到内容都有明确的“俳优”特征，曹植的表演只是对俳优的模仿；也表明这是一种“小说”，有一定的故事性和民间色彩。当俳优表演中“说”的特征被放大并取得独立表演地位时，故事性获得重视，“说话”即作为一门独立的伎艺初步形成。
优人专门表演口头说故事，魏晋时已成风气。《三国志・魏书・吴质传》裴松之注引《质别传》：质黄初五年朝京师，诏上将军及特进以下皆会质所，太官给供具。酒酣，质欲尽欢。时上将军曹真性肥，中领军朱铄性瘦，质召优，使说肥瘦。真负责，耻见戏，怒谓质日：“卿欲以部曲将遇我邪?”骠骑将军曹洪、轻车将军王忠言：“将军必欲使上将军服肥，即自宜为瘦。”真愈恚，拔刀嗔目，言：“俳敢轻脱，吾斩尔。”遂骂坐。
酒酣之际，吴质召优人说肥瘦，影射曹真之肥和朱铄之瘦，以“欲尽欢”。优人的这次“说”带有很大的戏谑，凋笑成分，或搜罗民间流传的肥人和瘦人故事进行讲说，或根据曹真和朱铄的情况结合民间故事现场发挥，具体情形和内容虽已无从得知，但其口头性、娱乐性、表演性、民间性、故事性却毋庸置疑。
俳优小说的盛行，与魏晋以来崇尚戏弄和清谈的社会风气也有一定关系。《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正如范文澜《文心雕龙・谐隐》注所言：“汉末以后，政偷俗窳，威仪丧亡。《典论》日，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又如曹植得邯郸淳甚喜，诵俳优小说数千言，其不持威仪，可以想见。《吴志・诸葛恪传》：恪父瑾，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题其面日‘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续其下日‘之驴’，举坐欢笑。君臣之间，竞相戏弄若此。晋尚清谈，此风尤盛；故彦和讥为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也。”
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民众，整个社会都洋溢着一种崇尚享乐的时代风尚，人们爱听里巷趣闻和传说故事，乐于语言游戏。《后汉书・蔡邕传》：“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执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北史・李崇传》附《李谐传》载李谐子李若“性滑稽，善讽诵，数奉旨咏诗，并使说外间世事可笑乐者。凡所话谈，每多会旨。……帝每狎弄之”。《南史・始兴王传》：“夜常不卧，执烛达晓，呼召宾客，说人间细事，戏谑无所不为。”《魏书・蒋少游传》：“高祖时，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闻，为要舟，水中立射。滑稽少智，辞说无端，尤善浅俗委巷之语，
至可玩笑。”这些讲说民间故事的，或为下层无行趋势之徒，或为上层皇室贵胄，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类似俳优的滑稽调笑。汉灵帝时鸿都门下待制之徒被蔡邕讥为“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文心雕龙・时序》亦有“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欢兜，蔡邕比之俳优”。之论，李若、蒋少游也都被贴上了属于俳优的“滑稽”标签。
魏晋南北朝形成俳谐之风，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上有一定反映。许多论说类作品带有俳谐色彩，《文心雕龙・论说》：“至如张衡《讥世》，韵似俳说；孔融《孝廉》，但谈嘲戏；曹植《辨道》，体同书抄；言不持正，论如其已。”还有许多如邯郸淳《笑林》、阳蚧松《解颐》、沈约《俗说》之类纯属消遣娱乐的小说，以及具有戏谑性的俳赋如束皙《饼赋》、卢元明《剧鼠赋》、朱彦时《黑儿赋》、刘思真《丑妇赋》等，甚至还出现了最早的俳谐文集如《隋书・经籍志》总集类所录袁淑《诽谐文》十卷。
正是在这种社会风气影响下，俳优表演“说”的特征渐受重视而逐步放大，与口头小说合流，在娱乐性的同时又增强了故事性，成为俳优伎艺中的一个独立表演项目。从总体上看，俳优小说的主要特征是口头性、娱乐性、表演性、民间性和故事性，表演可以在～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完成，故事内容不是很长，有某种固定程式，有强烈的娱乐色彩，已具备后世“说话”伎艺的基本特征。
三、结语
从整体上看，周秦优人的“优笑”表演有了一定的“说话”色彩和显著的娱乐表演特征，可将其视为“说话”伎艺萌芽之始的形态。对这些优人来说，言语表演是其众多表演技能的一个方面，或是作为整体表演的部分因素存在。汉代以来出现的“俳优小说”，在“优笑”基础上确立了口说的表演方式，提升了故事在表演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一种带有民间色彩的以娱乐为主的口说故事表演。由初具口说故事因素的“优笑”到专门表演口说故事的“俳优小说”，“说”所体现的口头性和“话”所体现的故事性获得进一步突显，“说话”逐渐从优人杂合众体的伎乐表演中脱离出来，形成一种独立的表演伎艺。而俳优表演与口头小说的结合，则是这种变化得以发生的根本性因素。可以说，俳优的口头戏谑表演，在“说话”伎艺基本元素的萌生与本质特征的初步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作为中国本土“说话”伎艺最重要的早期形态，影响并决定了后世“说话”伎艺中一以贯之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同时，后世“说话”伎艺所呈现的以口头讲说为主又兼带吟诵、歌唱、表演的多样化风貌，亦是“说话”最初脱胎于俳优娱乐表演之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