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怎样改变美国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艾滋病怎样改变美国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简・怀特・金德坐在家中，从媒体资料收集有关她儿子瑞恩的报道。然后，她又从报纸上剪辑下自从1985年美国抗击艾滋病后，学校是怎样把她儿子赶出校园的报道文章。她通过分类，整理资料编写出一本小说――《我有艾滋病：一个少年的故事》。简女士怀着极度悲愤的心情完成了这部小说，好菜坞一家电影制片公司竟愿意出巨额资金买下，将搬上银幕。
因艾滋病看清自己怎样走向堕落
儿子感染了HIV后苦苦挣扎了7年后死去。当时，路易斯安那州仅三名艾滋病患者，她儿子瑞恩就是其中之一。1991年，简含着泪水掩埋了死去的18岁患儿。之后，艾滋病从东海岸肆虐到西海岸，当时美国政府并没有像重视禽流感和非典一样重视艾滋病。
1981年第一例艾滋病确诊以来，美国犹如经历了一次漫长的大屠杀，痛苦、绝望、混乱，为保性命，人们抛弃了起码的同情和仁爱。里根政府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流行病无所适从，拿不出任何有效措施。4年后，美国就有1.2万人死于艾滋病。美国人谈虎色变，传统伦理道德已被抛入九霄云外，艾滋病带来的恐慌远远超出了流行病本身。
现实中出现的绝情更是惨无人道，人们把患者赶出家门、从学校、医院和公司，甚至保险公司迫不及待的给艾滋病患者退保。只要身边有人感染HIV，这人就立即沦为无救无助的无家可归者。其他人就会把该患者当皮球一样踢来踢去。
1983年，里根总统高级顾问帕特・布参南根据初步研究得出结论，艾滋病主要来自同性恋!于是，白宫宣布，向同性恋开战。一场声势浩大的战斗打响了。政府呼吁人们放弃恶习。许多人开始把同性恋者与艾滋病患者画等号，这类人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到处遭受驱赶。
1986年，在自由女神像落成两百周年之际，有人把艾滋病的流行归罪于自由女神像，讥讽道，自由女神患了艾滋病，把病毒带给了美国人。但谁也不知道，自由女神像“感染”的艾滋病是否来自哈德森河口，他们只看见曼哈顿年轻人举行的葬礼者越来越多，葬礼渐渐多于婚礼。
迄今为止，艾滋病让死于该病的美国人超过了二战伤亡、越战死亡和死于伊拉克战场的美军总和，给美国历史和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并且，这一瘟疫还在迅速蔓延。美国号称自由民主的乐土，公民却渐渐意识到，他们的民主与自由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必须收敛“自由”的生活习惯。
恐慌与忽略的对应之策
美国媒体开始称同性恋为的毒瘤，但他们给予更多关注的却是军团病、中毒性休克症和其他传染疾病。这种新型的综合病人们知之甚少，死亡人数越多，人们越恐慌。媒体甚至不愿意承认死亡数字。《纽约时报》在1981―1982年期间还对艾滋病遮遮掩掩，《新闻周刊》直到1983年4月才在封面上打出“艾滋病已成为本世纪最大的杀手”的标题，《华尔街周刊》也仅称“致命疾病正向男女同性恋传播。”
尽管美国人面对死亡毫无办法，但却引发了严重的偏见和歧视风潮。瑞恩・怀特患上艾滋病后，学校甚至将他除名，不让他再进校门，他的教室座位也被强行取缔。社会活动家开始呼吁同性恋者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但事实上这一群体对社会起到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一些艾滋病患者获知，自己的HIV检验结果呈阳性后，居然不闻不问，继续我行我素，1989年，好莱坞著名摄影师梅坡・索普(Mapple Thorpe)死于艾滋病。当年美国艾滋病案例已达10万起。1990年，好莱坞推出《友谊地久天长》后，许多人才渐渐明白，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
面对居高不下的案例，美国的艾滋病恐怖趋势日渐浓烈，人们谈艾色变。与艾滋病相对应的是，美国发病率很高的还有乳腺癌、淋巴瘤和ALS等等，但无论哪种都无法与过去的艾滋病恐慌相提并论。社会活动家拉瑞・克莱默曾发起组织了“平等沉默与死亡”的运动。他组织了1万名艾滋病患者，与他们一起步行到白宫，声称，若美国政府还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措施，那么他们就组织万名患者徒步华尔街，让沿途经济瘫痪，让企业关门。他们还上街游行，要求美国政府投入研究资金。尽快研制新药，挽救患者生命。
实际上，美国政府若安抚民心，艾滋病恐惧是可以控制的。然而政府、媒体和同性恋者首先作出的反应却是：无动于衷、无能为力和无可救药，因而加重了恐慌的程度。一家同性恋新闻机构甚至赌咒说：现在是反同性恋者吹毛求疵的好机会。《纽约本土》杂志甚至登出：这是造谣不打草稿的疾病谣传。
就这样，艾滋病从1980年代初期到中期开始大肆传播，延误了阻断艾滋病蔓延的最佳时期。
数年后，美国一些机构才开始为患者寻医问药，提供医疗服务、问询、食物和住房，人们并不知道究竟该怎样对待这一群体。由于没有任何经验，他们仅仅按照传统护理方式照顾患者。由于患者不停死亡，他们越来越感到无能为力。
电影挽回了美国的艾滋危局
从艾滋病爆发到好莱坞推出《友谊地久天长》的时间差也仅仅只有9年，但该片给美国社会造成的积极影响不可低估，即使今天的《断臂山》也很难匹敌。获奥斯卡提名的明星布鲁斯・戴维森(Bruce Davison)谈及艾滋病不无感叹道，《友谊地久天长》一片开天辟地，第一次唤起了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和珍惜生活的热情。一些艾滋病患者看了该片后痛哭流涕地说:“我差点被流行病吓倒，误入歧途，多亏有了它!”汤姆・汉克斯感叹道：“《费城故事》一片姗姗来迟，没能像《友谊》那样唤起绝望患者对生命的渴望。”
纽约百老汇在对待艾滋病恐慌潮方面也很有特色。由于这里是世界戏剧之都，主要上演的剧目一般都来自世界各国的精品，为此它却成为艾滋病患者寻求庇护的乐园。当时有许许多多纽约艾滋病男性患者都到那儿寻找避风港，或者寻找工作。除了百老汇，艾滋病患者几乎不可能在其他地区找到工作和栖息之地。有一家百老汇护理公司专门为患者提供免费护理并与这些人共同抗击HIV。百老汇护理中心主任汤姆・凡尔拉(Tom Viola)回忆说：“1982年，记得有8个患者来到百老汇，其中4人已病入膏肓。从那时起，美国感染者扶摇直上，平均每年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逾4万。”
托尼・库西纳是其中之一，作为HIV阳性患者，他在极度痛苦的条件下创作了《美国天使》(Angels in America)剧本，并于1993年在百老汇首演，之后该剧连续上演60场，获得非同凡响的效果。之后，该剧被送到好莱坞制片。制片商杰弗瑞・塞勒(Jeffrey Seller)当时在极大干扰的情况下，把同性恋者、吸毒者、艾滋病联系在一起，制成了这部巨作。十年后，这部影片仍然受到欢迎。《美国天使》成为继《友谊地久天长》之后抗击艾滋病的又一力作。
实际上，好莱坞在唤起人们抗击艾滋病战斗精神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无论是电影《意志与优雅》(Will & Grace)还是《断臂山》(Broke back Mountain)都在提醒人们，历史上的抗艾之战是何等的惨烈。电影提高了人们的警觉性，也进一步说服了国家投入巨资研究的必要性。科学家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最初把艾滋病与癌症相提并论。直到1996年，世界科学家才研制出抗艾滋病较为有效的药物，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15年后,人们的艾滋病恐慌症才逐渐消退，但最新研究的药物并非万能。实际上，年轻人对新药的信心仍然不足，因为HIV阳性患者还在增多，死亡还在继续，新的抗HIV阳性特效药还没有出来。无论走到哪里，你都能看到不断有年轻人被HIV感染，也有人在为亲朋好友扫墓。国家公墓一座座新碑告诉人们，已到了必须全民抗击艾滋病，大打生命保卫战的时候了。
然而，艾滋病给美国带来最大的变化不仅是人定胜天的信心和科技水平的大提高，而是改变了美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和人们的生活习惯。瑞恩・怀特去世之前，给妈妈说了一句话：“倘若再让我多活三年五载，我一定要亲手发起一场抗艾之战，彻底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然而,瑞恩的母亲直到今天,也不得不说:“我们不仅要面对疾病,更需要的是引导年轻人走正确的生活之路,让人们把流行病永远杜绝于门外。”25年后,艾滋病夺走了全世界2500万患者的生命。
摘自《海上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