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郭店儒简对“义”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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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郭店儒简指出义对人非常重要，其地位高于利，为了实现义就算是远离禄爵也是可以的。义的主要内涵主要有三：一，义是各种美德的表现。二，义是尊贤，其最高表现义就是“禅”。三，义是君臣之间的德行。至于如何求义，郭店儒简认为主要是“知而行之”，即将对义的认识如尊贤、忠等付诸实践。郭店儒简还指出与有义德的人同处亦会提高人的道德品质。
关键词：郭店儒简；义；尊贤；禅让；忠
早期儒学重视“义”，孔子曾强调：“君子义以为上”，孟子又提出“舍生取义”说，处于二者之间的郭店儒简如何认识义便成为了解早期儒家生命价值论的关键。
一、义的重要性
郭店儒简中义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义是人的目标，这一点上文已有论述，毋庸赘言。第二，义的地位高于利，《鲁穆公问子思》篇有这样一段记载：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公不悦，揖而退之。成孙弋见，公曰：“乡者吾问忠臣于子思，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孙弋曰：“噫，善哉，言乎！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尝有之矣。恒称其君之恶，未之有也。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效禄爵者也。恒称其君之恶禄爵者义而远禄爵，非子思，吾恶闻之矣。”[1]（P.141）
以上简文中的“禄”即“食禄”，“爵”即“爵位”，“禄爵”实际上是“利”。《国语·晋语》载穆子曰：“夫以城来者，必将求利于我。”韦昭注：“利，爵赏也。”《韩非子·孤愤》又说：“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本句是说君主的“利”在于有功劳而能得到爵禄，臣下的“利”则在于没有功劳却能得到富贵（爵禄），本句亦将富贵（爵禄）看成是“利”。由上可知“禄爵”是“利”，“为义而远禄爵”的实质是说义的地位高于利。郭店儒简能有这样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求利是人的本性，《性自命出》讲的“用力之尽者，利为甚。”[1]（P.180）正是这一认识的反映。《鲁穆公问子思》指出有些人为君而杀身，这是因为他们致力于“禄爵”的缘故。求“利”是人的本性，故为“利”而身亡的人常常会出现，能克服一己之私而远离“利”的人则是凤毛麟角，只有像子思这样的儒者才能做到。《鲁穆公问子思》将义置于利之上，反映出义在儒者心目中的至高地位。
义利之辩一直是早期儒家关注的话题。《论语·里仁》载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皇侃引范甯之言云：“弃货利而晓仁义则为君子，弃仁义而晓货利则为小人。”从皇侃可知孔子将对义、利的取舍看成君子、小人的标准，足见其对义、利的关注程度。《孟子·梁惠王上》又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对此司马迁曾感叹“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日：磋呼！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司马迁赞同孟子对义利关系的论述，认为人不能“放利而行”，对“利”的放纵必然会产生祸乱。《荀子·修身》也说：“保利弃义谓之至贼”。荀子指出只顾安于“利”而放弃“义”之人是大贼。总之，儒家虽不反对求利，但却主张利以义先，将道德品质置于物质追求之上，当利与义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儒家多会选择后者，郭店儒简“为义而远禄爵”思想的提出正与这一传统相合，这一认识反映出在儒者的心目中有比“利”更高的价值——义。
二、义的内涵
（一）义是各种美德的表现
郭店儒简指出义是各种美德的表现。《性自命出》说：“义也者，群善之蕝也。”[1]（P.179）“蕝”字竹简的整理者释为“表”[1]（P.134），刘钊、郭沂亦持这一观点[2]，陈伟释为“兹”[3]，笔者认为前一种观点可从，《性自命出》上这段简文的涵义是说义是各种美德的表现。《语丛三》又说：“义，善之方也。”[1]（P.210）“方”字与“蕝”字涵义相同，当为“标志”、“表现”。“善”据是“美德”的涵义，“群善”当是指“各种美德”。结合以上两段简文可知郭店儒简中的义是各种美好德行的表现。
（二）义是尊贤，其最高表现是禅让
郭店儒简中的义是一种尊贤的行为。《语丛三》说：“义，宜也。”[1]（P.211）这里的“义”是“适宜”的意思，这种“适宜”用在人际关系之间就是尊贤。《尊德义》说：“贵贵，其等尊贤，义也。”[1]（P.150）“贵贵”，帛书《五行·说》云：“贵贵者，贵众贵也。”[4]（P.22）“贵众贵也”即“以众贵者为贵”亦即以贤者为贵，孟子说：“贵贵、尊贤，其义一也。”可见“贵贵”与“尊贤”的涵义是一致的，二者都是说以贤者为尊。“其等尊贤”是说“贵贵相等于尊贤”。 [5]（P.83）总之，《尊德义》“贵贵，其等尊贤，义也”一句的涵义是说“贵贵”与“尊贤”相等，二者都是“义”。
义是一种尊贤的行为，这种行为的最高表现就是禅让。《唐虞之道》说：“禅，义之至也。”[1]（P.157）简文指出禅是义的最高表现，是义的极致。《唐虞之道》又说：“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不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故昔贤仁圣者如此。”[1]（P.157）尧舜时期的政治制度是禅让而不是传子，这种尊贤（义）的行为是“圣”的极致，古代的圣贤能做到的不过如此。
（三）义是君臣之间的德行
郭店儒简中的义是一种君臣之间应该遵守的德行。《六德》说：“男女卞（辨）生言，父子亲生焉，君臣义生焉。”[1]（P.188）简文指出义产生于君臣之间，是君臣之间共同遵守的一种德行。义作为君臣之德首先要求君主知人善任、因才施禄，使百姓有足够的物品来养生送死，诚如《六德》说的那样：“父兄任者，子弟大材艺者大官，小材艺者小官，因而施禄焉，使之足以生，足以死，谓之君，以义使人多。”[1]（P.187）可见义是一种君主应遵循的德行，只有施行义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其次，义要求作臣下的尽忠职守，《六德》说：“忠者，臣德也。”[1]（P.187）作为臣下的应该守义德，对君主忠心。由上可知按照义的要求，作为君主的要选贤任能，爱护臣下；作臣下的要忠于职守，尽力辅佐君主。
郭店儒简指出如果君主不守义做臣下的可以远离他。《语丛三》说：“所以异于父，君臣不相在也，则可已；不悦，则可去也；不义而加诸己，弗受也。”[1]（P.209）简文指出君臣关系不像父子关系那样牢不可破，而是可以互相选择的，君臣不睦做臣下的可以离开，强加于己的“不义”可以不受。这种对君臣关系的认识在孔子、孟子那里亦有所体现，《论语·泰伯》载孔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邢昺疏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者言值明君则当出仕，遇暗主则当隐。”由邢疏可知孔子主张做臣下的如果遇到明君则可辅佐他；遇到昏庸的君主则可远离他。孟子也指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认为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君对臣善臣亦会对君好，反之亦然。郭店儒简对君臣关系的认识与孔子、孟子是一致的，他们都强调义是君臣双方共同遵守的德行，并不像后世儒家所强调的君臣关系牢不可破以及“君为臣纲”那样突出臣下对君主的绝对服从。
三、求义的途径
义的重要性决定人应该拥有它，至于求义的途径，郭店儒简指出可以通过“知而行之”。《五行》说：“知而行之，义也。”[1]（P.150）简文指出只有做到“知而行之”才算是义，“知而行之”实际上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首先要“知义”即对义的内涵有所了解，但仅仅知义还不够，还需要将这种认识付诸实践即“行义”才算是有义，故《五行》说“不行不义”[1]（P.150），不践行“义”就不能算有义。对于“不行不义”中的“行”，有学者认为是“正当”的意思而不是行为的意思。[6]（P.175）不过笔者认为此处的“行”不应作“正当”解，仅就“不行不义”一句而言，“行”作为“正当”是行得通的，但《五行》上明确说“知而行之，义也。”[1]（P.150）这明显说“行”是一种道德“践行”，故“行”当为“践行”而不应做“正当”解。此外，马王堆帛书《五行·说》上在解释郭店儒简“不简不行，不行不义”一句时云：“行也者，言其所行之义也。”[4]（P.20）虽然本句有缺文，但亦能看出“行”为动词即“践行”的意思。至于行义的内容，据前文所述能做到尊贤任能、忠于职守就是行义。此外，郭店儒简还指出与有义之人同处也是一种实现义的途径。《语丛三》指出：“与为义者游，益。”[1]（P.209）简文中的“为义者”当是“行义者”亦即有义德的人，“与为义者游”实质是说与行义的人相处。郭店儒简认识到一个人经常与有义之士相处其道德品质就会随之提高。
参考文献
[1]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2]刘钊.郭店儒简校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3]陈伟.郭店简书《人虽有性》校释[J].中国哲学史，2000.
[4]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5]刘钊.郭店儒简校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6]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