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与财政分权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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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铭伟 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4202（2013）12-000-02

摘 要 世界各国财政支出规模不断增长是一种普遍经济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规模总体上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1996年达到最低点，1997年开始回升。本文对我国财政分权与财政支出规模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与我国财政支出规模正相关。

关键词 财政支出规模 财政分权 实证研究

一、文献综述

财政分权作为控制公共部门增长，提高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效率的一个重要机制，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公共部门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

我国学者胡书东采用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支出占全国预算总支出的比重来表示财政分权，实证地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认为财政分权推动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苏晓红、王文剑使用我国1995-200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了财政分权和财政支出规模正相关的结论。孙群力利用我国1978- 200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以及全国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得到了财政分权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规模，缩小了中央政府规模的结论。孙琳、潘春阳从“中国式分权”的视角，探索了财政支出规模和财政分权间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了财政分权推动了财政支出规模扩大的结论，并指出地方政府间公共品竞争超越税收竞争占据主导地位，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从理论分析的角度出发，利用我国的1990年-2010年的数据来检验我国财政分权与财政支出规模的关系， 并在得出结论的基础上给出相应的建议。

二、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动

财政支出的规模，或者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的发展变化趋势是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上升，达到一定水平后则近趋于稳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国家调控范围的变化和市场化倾向的逐步加强，财政态势和运行机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根据表1可以看出：

总体上来看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呈波动增长，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不断扩大，91年达到最大值，之后呈下降趋势，94-98年呈低谷状态，98年之后逐年上升，分别到02年、09年又达到一个新的顶点。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为进一步检验中国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以下模型：

GOVSIZEi，t=a1+a2FDi，t+a3CONTROLi，t+n1 +εi （1）

1、GOVSIZE代表政府支出规模，由于中国各级政府存在较大规模的预算外资源，因此，本文采用了两个指标来衡量政府规模，即预算内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GOVSIZE1）和包含了预算外资源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GOVSIZE2）。考察1978年-2010年（2011年后取消预算外财政支出）这两个指标后发现，它们均呈逐年上涨的趋势，即政府支出规模不断膨胀。

2、FD表示财政分权，财政分权问题应反映两级（或多级）政府在（最低级次政府）辖区内权力和责任的分配。目前，国内学者多采用地方（省）政府（人均）财政支出（或收入）与中央（或全国）（人均）财政支出（或收入）的比例来反映地方财政分权程度。本文采用了二个指标来反映地方财政分权程度：FD1=地方财政预算收入/（中央从地方获得的税收收入+地方财政预算收入），FD2=（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地方预算外收入）/（中央从地方获得的税收收入+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地方预算外收入）。

3、控制变量，选取了以下几个能够对政府支出需求产生影响的要素：（1）居民收入，用人均GDP（GDPCAP）来衡量，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包括私人需求和公共需求）在数量和种类上都随之增加，建立在纳税人与政府间充分信任基础上的委托关系，决定了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也会相应增长。（2）城市化程度（URBAN）、一方面，城乡居民公共需求存在较大的差异，城乡居民收入、居住条件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差异决定了他们消费层次上的差异（刘宛晨等，2010），同时，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规模效应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URBAN用非农业人口比重衡量。（3）市场指标，主要是对外开放程度（OPENNESS）

n1时间效应系数，εi为误差项。为了消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本文以1978年为基年，将文中数据进行了平减处理。以上各变量数据分别来源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三、实证检验与结论

1、初步回归

本文采用EViews7对方程（1）进行回归。

根据表1中数据，模型估计结果为：

GOVSIZEi，t=

（-37.62036）+（-7.806670）FD1+87.89644FD2+0.622844CONTROL1+0.002015 CONTROL2+（-11.80175）CONTROL3

（1）统计检验。通过模型系数可以看出，R2=0.960322，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47096，这说明模型拟合程度比较高。（2）t统计量检验。从各变量的t统计量来看，FD1、FD2的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下均通过检验，即各变量系数均不为零。（3）F统计量检验。F统计量的P值为0.000000小于0.05，此在5%的显著水平下方程显著。因此可知，财政分权对财政支出规模有显著影响。

2、因果关系检验

尽管回归分析解释了一个变量与另外一些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对财政支出规模与财政分权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以验明两个变量之间的影响方向。由因果关系检验可知，在最优滞后2期时，在5%的置信度下，政府规模不是财政分权的格兰杰原因，而财政分权是政府规模的格兰杰原因。所以在这一时期我国政府规模扩大并没有促进财政分权，政府规模对财政分权的边际效应不为正。这就说明我国之所以没有呈现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经验最优政府规模曲线，是因为这一时期政府规模的边际效应处于递减阶段，从而无法推得政府的最优规模。同时，这也说明现阶段我国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过高，或者政府支出结构出现偏差。

四、结论

1、财政分权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

如表1所示，财政收入分权指标的影响出现差异，预算内收入分权FD1对政府规模有非常显著的反向影响，加入预算外收入后的FD2对政府规模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5%置信空间内不显著。收入分权总体上没有对限制政府规模的膨胀产生积极影响，地方从其辖区财政蛋糕（包括预算内和预算外资源）内获得的份额在分税制改革后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由于地方基本没有税收立法和调整权，缺乏主动调整税收制度的权力，加之预算内分权程度的下降逐渐削弱了地方的财政努力，这些都限制了地方政府预算内自有财政收入（或权力）的扩张。财政分权并没有对财政支出规模的膨胀产生有效的抑制作用。

2、其他因素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

上述计量模型中的其他因素更多的是从公共需求的角度来解释地方支出规模的持续扩张。人均GDP（GDPCAP）与财政支出规模有显著的正相关，符合瓦格纳法则所描述的基本规律，人们在经济交往过程中存在着违约风险和道德风险，并会随着经济规模扩大而增加，政府维护市场秩序的职能也会相应地得到丰富。城镇人口比例（URBAN）对财政支出规模膨胀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原因在于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城市化水平越高、人口密度越大，公共产品供给的边际成本越大。开放度指标（OPENNESS）对财政支出规模起到显著的负影响。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财政支出规模的膨胀有较强的激励作用。综合上述结果，本文认为，中国财政分权不能够有效抑制财政支出规模的膨胀。但同时，其他因素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却显得比较积极，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居民收入和人口结构等因素所带来的公共需求不断增长对政府支出产生更大的压力，而开放度又带来公共服务供给的节约。当然，研究分权与规模这一问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找出分权实践与理论存在的差异，为优化分权制度找到更优的改革路径。

参考文献：

[1]孙群力.财政分权对政府规模影响的实证研究.财政研究.2008年第7期.

[2]张友才，赖敏晖.我国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基于门槛回归的分析.经济科学.2009年第2期.

[3]蔡忠雁.财政分权与政府规模关系的研究―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12月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