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术批评的导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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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家有一个观点：正确的学术批评是学科发展的兴奋剂或激素，没有批评就没有发展。档案学的进步、发展也一样，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积极的学术批评来实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档案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无论是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理论或档案学应用技术等方面的研究，都得到了蓬勃发展，一批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专著让人耳目一新，大量理论研究论文不断开拓档案学研究的新领域。档案学者们就一些理论问题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论。

新世纪中国档案学科的发展内在地要求档案学批评与其同步发展。随着档案学研究的深入，一些档案学术批评文章也时有所见。笔者拜读了近年来档案学术批评(研究档案学研究)的几十篇文章，深深地为研究者们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精神所感染。这些文章大多数把握住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动态，肯定成绩，指出偏差，指点研究方向，对推动档案学理论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笔者也发现了一些不利于推动档案学研究，挫伤研究人员积极性的苗头。一些批评者动不动指责这个不求甚解，华而不实；指责那个搬弄名词，空话连篇；批评这个人为拔高，脱离实际；批评那个盲目引进，生搬硬套……。有些批评言论，或无的放矢，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批评责备多，指点迷津少。有的人虽然是善意的批评，但批不得法，言过其实，也在客观上挫伤了一些研究者的积极性。

笔者以为，档案学是一门极其年轻的学科，档案学研究正处于一个继承与扬弃，借鉴与创新相结合，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期。气可鼓而不可泄。因此，正确地把握档案学术批评的导向，营造和谐的档案学理论研究环境，努力保护和充分调动广大档案学研究人虽的积极性，唤起广大档案工作者特别是档案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继续推动档案学理论建设务。正确的档案学术批评应当具备以下导向作用：

一、促成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真理总是在实践与探索中发现的。既然是探索，就可能出现正确与错误两种可能，就会面临胜利与失败两种结果。开展档案学术批评，不仅要善于把握档案学研究动态，而且要善于调动和保护广大研究人员的积极性，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档案学研究不但深度不断加强，对档案的本质属性、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中心的可行性、文书立卷改革、档案的价值鉴定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探讨有力地促进了档案学理论的成熟和完善。但我们也发现有些研究者一见到与自己的研究视角不同，思维方式有差异，观点不一致的研究，甚至是自己暂时不理解的，就盲目结论，简单否定，甚至挥着大棒一阵乱打。王英玮先生曾经尖锐地批评那些迷信自我，故步自封的人：“往往对外国的档案管理经验和研究成果不屑一顾，只满足于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中的收成。这其实是学术理论研究的大忌。当‘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被引进我国后，一些学者率先提出了档案管理的‘前端控制理论’，但是对这种颇具创新性和前瞻性的研究成果，一些同志却以不符合‘文件与档案的转化论’为由，不予接受。然而，实践的发展证明，前端控制理论确实对文件与档案的管理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①。科学理论就是在充分的辩论，认真地辨别，反复实践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的。只有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充分让各家各派发表自己的不同见解，才可能造成活泼，和谐的学术氛围，动员起成千上万的档案学理论研究工作者打开思路，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无羁无绊地进行理论研究。

二、培育探索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学的本质就是发现，科学发展的动力就是创新。历史上各种重大的科学发现，无不具有创新的意义，无不是创新探索的结果。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在不断创新中实现的。和其他任关学科理论，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借鉴成熟的理论，可以避免我们少走弯路，只有高起点，才有高速度。近年来，“档案学者们着力将本学科的研究领域扩展到图书、情报等相关学科以及信息学等更高层次，吸收相关学科的成果或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手段，使研究深度进一步加强，相应取得了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研究成果。明显的表现是出版和发表了一大批档案哲学、档案经济学、档案文化学、档案心理学、档案法学等相关专著和论文。”②

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在我国，对档案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作为档案学术批评者有责任扶持新生事物，为新生事物保驾护航，而不是泼冷水，打棍子，冷嘲热讽。当然，既然是创新，就有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既然是创新，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就难免走弯路甚至走错路。鼓励创新就必须宽容失败。鼓励创新就必须构建起思想自由和学术通畅的社会人文环境，营造出自由与开放的档案学术氛围。开展学术批评，研究档案学研究就应该及时的肯定和保护研究成果中合理的积极的因素，善意地指出问题，恰当地进行引导，为研究人员鼓劲加油。不但要对那些大胆突破思维定式，合理吸收国内外相关学科的成果，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手段，开拓创新的研究成果，加以肯定和保护，而且要善于发现那些存在纰漏的探索性研究成果中的科学的、积极的、有益的成分，审慎地下结论，最大限度地调动研究者的积极性；还要为那些在研究中的失败者指点迷津，鼓起信心，点燃希望之火。切忌抓住创新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弱点、缺陷不放，吹毛求疵，横加指责；更要防止对不合自己口味或自己暂时还不理解的东西妄下结论，简单否定。

三、推动理论联系实际。档案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脱离了档案工作的实践，档案学理论就失去了支撑，就没有实际意义。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了“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使档案信息的载体、信息的存储、检索和查阅、传递手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事实证明，传统的档案理论框架已无法容纳新的实践，传统的档案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遭到了巨大的冲击。新的现代档案实践，把诸多新问题摆在档案学研究者的面前。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说：“科学的理论结构是永远不会完全封闭的，科学上各方面总是开放的，并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只有用动态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科学发展的思想基础，才能不断提出新的理论，推动科学不断前进……”因此，开展档案学术批评，应该积极引导广大科研人员解脱传统档案学理论体系的束缚，到现代档案工作实践中去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采用新的思维方式，根据不断变化的新情况，研究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发展对档案学理论建设提出的新课题，研究新形势新变化对档案工作的新要求以及解决问题的新办法。坚持从现代档案实践中去创新档案学理论，用新的档案学理论指导现代档案工作实践，不断丰富和完善档案学理论，构建起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当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必须坚持基础理论、应用理论与应用技术的研究同步进行，那种认为只有开展应用理论和技术的研究才是联系实际，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就是空谈的认识和导向是极其有害的。

四、诱发理论研究的前瞻性。档案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历史前进的每一步伐，科技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会给档案工作带来或多或少的变化，在档案中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要使档案学理论能够起到指导档案工作实践的作用，就必须进行前瞻性的研究。我国档案学创立之初，主要是引进前苏联档案学理论，虽经过了无数档案学理论研究人员坚持借鉴与创新相结合，不懈探索，初步创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档案学体系，但它离一个成熟学科还有相当差距。它作为一种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缺乏超前性。过去基本上是围绕已经出现的档案现状进行理论研究，而对档案领域将来可能出现的现象研究太少，以致电子档案的出现弄得我们措手不及。我们进行学术批评，研究档案学研究，目的是通过批评和争论，求得最终的统一。批评者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能把握档案工作和档案学发展的未来，给研究人员指出路，出点子，引导他们在研究一些短平快，急于解渴的课题之外，进行一些中长期、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在讨论一些热点问题之外，研究一些人们不大注意而又必须注意、应该解决的问题，搞好“冷”与“热”的结合。尤其是应该向研究者们指示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走势，未来档案工作的发展趋势，档案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形势，启发研究者们的新思维，诱发理论研究的前瞻性。

注释：

①王英玮，档案学研究的务实与务虚，四川档案2004(1)

②黄霄羽，对我国档案学研究现状及趋势的思考，档案与社会，2003(2)

(作者单位：重庆邮电学院图书馆40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