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引”到“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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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应用的角度来讲，“双元制”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职业教育模式。
从形式和特点来讲，“双元制”是基于校企合作的“校企双元”，突出的是企业的主体地位。
由于中德两国背景的不同，“双元制”的借鉴不能全盘移植，而应通过创新和变革走向本土化，通过顶层设计走向中国化。
“双元制”，一个国内职业教育领域的热门词汇。
上世纪80年代初，“双元制”首次进入国内职业教育专家的视野之中。从一开始对其原封不动的“复制粘贴”到结合国情、校情的选择性应用，从“摸着石头过河”的试点示范到现在凸显本地特色的融合“改造”，“双元制”在我国30年间走出了一条从“外引”到“内化”的改革之路。针对“双元制”在我国实践中还存在着“内涵歪解、脱离实情、做不下去”等情况，如何充分利用职校优势资源，“师夷长技”，求变图存，发挥职业学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是摆在我们职教人面前的亟待解决的命题。
“双元制”与中国职教改革
“双元制”教育模式被誉为德国战后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它的本质是向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使其掌握职业能力，而不是简单地提供岗位培训。而“双元”的内涵则是两种培训机构（职业学校与企业）、两类教学内容（职业技能培训和专业理论知识）、两种教材（实训教材和理论教材）、两类教师（实训教师和理论教师）、两种培训身份（企业学徒和职校学生）、两类考试（技能考试和资格考试）、两类证书（考试证书和培训证书）。
在德国“双元制”中，企业培训起着主导作用，而职业学校只是“配角”。由于突出了行业、企业的主体地位，在实际教学培训中，就更注重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重视对学员实际技能的培养，以行业、企业的人力资源需求为教学取向。从应用的角度来讲，这种职业教育模式实现了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的二合一，促使学生能更快就业，是一种很实用的职业教育模式。
目前，虽然中国正在实行自己的“双元制”，但与德国的双元制有很大差别。比如，两年在校学习、第三年企业顶岗实习的“2+1”模式，校内工厂、半工半读的模式，以及分段实习、工学交替的模式。这些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课堂教学和实际生产的距离，提高了学生的实践技能，但是却不能做到“理想化”。第一，在这些模式中，推动模式改革的主体是学校，模式改革后教育教学的主体仍然是学校。企业只扮演着被动合作的角色，是参与者而非组织者。因此导致了学校和企业“两张皮”，学校“一头热”的现象。第二，这些模式并未真正做到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更没有扭转传统教学方式，以“2+1”模式为例，学生在校仍然以“灌输式”的理论知识课堂为主阵地，只能“被教育”。第三，这些模式只适合于某一专业或某一行业，如校内工厂则更适合于数控、模具等专业，对文秘、英语等专业来说则“不合脚”，学校一旦“一刀切”就容易走进“死胡同”，导致学生学习结束却“颗粒无收”。第四，在德国，“双元制”的实行有专门的法律保驾护航，而我国还未出台相应的法律，因此，这些模式在我国的实行中容易夭折。
“双元制”的三门式实践
正是由于中德两国背景的不同，“双元制”的借鉴不能是全盘移植，而应通过创新和变革走向本土化，通过顶层设计走向中国化。近年来，三门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也积极变革旧有的教学模式和教师培养制度，探寻三门式的“双元制”。
1.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的变革——“做中学”
陶行知先生有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观点：“教学做是一件事情，不是三件事。”事实的确如此，做中学是“双元制”中最适应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三门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在《秘书基础》学科教学中通过做中学有效解决了教学效果不明显的问题。
首先，通过设计场景，让学生先“做”起来，然后教师再进行释疑解难，就能有效运用形象思维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概念。《秘书基础》学科本身艰涩难懂，光靠老师空洞的说教或者靠学生死记硬背，是难以让中职生理解并应用于实际的。例如在电话技巧一节中，老师可布置学生分组扮演电话双方的不同角色。
其次，通过挖掘“做”的知识，培养“学”的兴趣。《秘书基础》教科书中有很多条条框框的内容，知识点繁杂。老师可以借助办文、办会、接听电话的技巧等互动游戏，把知识点渗透到实际操作中，然后指导学生归纳这些技巧和方法。有了“做”的新鲜感，就能让学生化被动为主动，保持长久的学习积极性。
最后，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变主讲为引导，让学生“翻身做主”。在传统的《文秘基础》教学中，老师始终以“灌输者”的形式传授知识，而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完全取决于学生个人的学习态度。但在做中学中，学生需要在任务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成为主动者。
这种做中学的教学手段有3个主要优势：一是课堂互动的增加保证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使有效教学时间得到相应增长；二是由于任务的驱动和学生的“表演”行为，教师对每个学生的独特学习风格和方式有了更加深入地了解；三是做中学打破常规的课堂形式，使教师从课堂氛围差、学生参与性低的沮丧中解脱出来，教学热情大增。
2.校企合作方式的变革——车间进校园
校企之间的紧密合作，是德国“双元制”实行几百年来依然给力的关键因素。结合笔者多年的从教经历，校企合作实则是企业设备、技术、专家和学校场地、师资、学生等“软硬”要件的“对流”。为此，三门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核电专业一直致力于深化校企合作，探寻“两头受益”的合作新模式——车间进校园。
2012年，三门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和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共同研发了核电四回路冷却水循环系统，为学校核电安装与维修专业的学生提供了仿真的实战环境。这一车间作为学校的一个教学单位，直接对学生进行教学，下达教学任务。同时，学生教学任务和人才培养模式由校企双方协作完成。一方面，学校聘请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的经理和工程师一周一天来校授课，手把手指点学生；另一方面，学校和企业根据核电维护等岗位的任务要求，共同编写校本教材，如《核电钳工技能》、《核电管工工艺》。
另辟蹊径的校企合作模式，真正实现了学生培养的校企“双元”参与，给学生带来了实惠。“真刀实枪”的生产实训平台，“学生”和“工人”角色的无缝对接，使得以课堂为中心、以讲解为主体的培养模式让位于以实践为核心、以生产为主体的培养模式，核电专业的学生可以在校内就完成核电四回路冷却水循环系统维修技能的实操演练，毕业即就业。
与此同时，车间进校园实现了校企双方义务和权利的统一。通过车间进校园的校企合作模式，学校实时、实地了解到行业企业的人才需求和发展资讯，企业则逐渐成为学校以外的教育教学“主人”之一，在学生培养计划制定、教育质量评估等方面拥有话语权。
3.教师培养体制的变革——过关考试
“双元制”要求采用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这一措施的重要前提是具备大量既懂专业知识，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双师型”教师。无论是行为导向的做中学，还是车间进校园的项目教学法，教师都要对整个教学和实践过程有非常精准的控制力，必须对某一课程的所有相关内容了然于心。从这个角度来说，职业学校的教师就需要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
为培养更多文武双全的“双师型”教师，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三门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构建了教师培养“四大工程”：新教师工程、名师工程、骨干教师工程和名优教师工程。针对教师不同职业生涯成长期的需求，在暑期开展不同的过关考试。所有老师要过的第一关就是理论关，只要是任教5年以内的教师每年都要参加与教学内容相应的理论考试，且理论考试的内容每年都会根据当年的教学大纲有所侧重和调整。
理论考试关通过后，专业课教师们还要准备技能考试关的试练。技能考试会根据教师本身的技能水平分为中级工、高级工、技师三个层级的考试。一般情况下，当地人社局如果对教师进行高级工验收，学校就会避开相同的考试内容，降低一级考试，并要求教师必须过关。当然，文化课教师也有自己的“考卷”，就是参加学校组织的“高考”。
此外，对于既不教专业课也不教文化课的教职工，学校则将“对学校有所了解”作为考核标准，要求他们参加校园文化、师德要求、行为规范等考试。考试不及格的需要参加重考。过关考试已经成为学校优质师资培养的快车道。
“双元制”变革任重道远
如果把“双元制”比作一项专利，那么其核心借鉴意义就在于基于校企合作的“校企双元”。因此，要真正吸收和消化“双元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校企双元”，还需要学校自身的努力和政府的“一盘棋”统筹。
1.建立适应新形势的课程体系和教材
总体而言，目前职业教育的教材重理论轻实践，且内容过于陈旧。学校下一步要结合自身特点，围绕“基础课为专业课服务，专业课为实训课服务”的理念，加快校本教材的研发。同时要借鉴德国的做法，推行小班化的教学组织形式，选择性地引进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小组合作等教学方法。
2. 成立专门的评估专家库，实现教育者与评估者的分离
第三方评估，是确保教学质量的有效方法。因此，学校拟邀请合作企业成立专门的评估专家库，专家库成员由企业工程技术人员、行业专家和行政部门相关人员组成，参与学校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的评估，从而实现教育者与评估者的分离。
3.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应政策，完善《职业教育法》
《职业教育法》颁布已经17年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形势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要进一步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当务之急是要加快修改和完善《职业教育法》，对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需要的政策法规，在法律层面加以保障。同时，各地要依据新的《职业教育法》，及时出台校企合作促进条例，明确校企合作的企业主体地位，明确参与校企合作企业的优惠政策。
4.实施专门化发展，创建特色职业学校
教育主管部门要在下一轮职业教育发展中，逐步整合地方职业教育资源，实现职校专门化发展，加大职业学校的内涵发展力度。一方面，区域内职业学校坚决实行专业错位发展；另一方面，根据地方产业需求，创建特色职业学校。
作者简介：
谢卫民，浙江省人大代表，现任三门职业中专教育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兼三门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校长，东南大学职教院特聘客座教授。曾获全国优秀教师、浙江省第六届功勋教师、浙江省特级教师等多个荣誉称号。作为一名职教专家，他致力于中职学校学分制分层教学模式、德育模式、求职指导及创造力开发等校本教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开发四个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