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引发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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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不能没有说真话的人，让谁来说出真理？命运不仅要选择有识之士，还要选择无畏之人。

清朝有个规定，要出使各国的大臣都写日记。日记要将所见所闻，所作所为，详细记载，随时咨报。郭嵩焘将他的出使日记，抄寄一份，给了总理衙门。这份日记，两万来字，总理衙门以《使西纪程》为名刊印出来。书一问世，就引爆了舆论。

有个名叫何金寿的人，时任翰林院编修，为日讲官，出来弹劾郭嵩焘，说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翰林院侍讲张佩纶更是请朝廷撤换使臣，否则有违民心。还有那位李慈铭在日记里，对郭诛心：诚不知是何肺肝，居心何在！

那时，皇帝尚未亲政，一切都由太后作主，慈禧太后似乎忘了她曾经对郭嵩焘的承诺，放任朝野上下的攻击，并下令将《使西纪程》毁板。

后来，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里还提起此事：“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

当《使西纪程》被诏令禁毁时，李鸿章却自称反复看了四遍，并在给友人信中，为郭嵩焘抱不平，说“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朝野却如此参毁奏谤，恐怕达官贵人从此皆引为鉴戒，噤声若寒蝉，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偌大的中华，连一本讲真话的书都容不下，李鸿章也心寒了。

郭嵩焘远在国外辩解了几句，便遭严旨申斥，斥他“固执任性”，所见实属褊狭，本应立即撤回，严行惩戒，姑念其驻英以来，办理交涉事件，尚能妥帖，所以宽大处理，如若固执己见，则以国法论处。

郭想着太后召见时，言犹热耳：“你只一味替国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这话还算不算数？如今太后却变成了一块落井的最大石头。

这一切就是因为他在日记里赞美了大清朝的敌人——那个发动了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还要大清朝去道歉的英吉利。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他极度吹捧英国“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这哪里还是大清朝的臣子！

郭嵩焘上了一道辞职的奏折，准备销差去也。

慈禧安排刘锡鸿作他的助手，其实是安插耳目，以监督外臣。刘锡鸿出京时，携带一堆空白奏本，就是为弹劾之用。但郭嵩焘坚信自己所说的没有一句不实。他由衷地赞美英国的民主制，因为只有民主制，才能“一味替国办事”。

接替他的人，朝廷安排好了，是故人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曾纪泽公事公办，公事办完了，再论亲情。晚上，纪泽请他吃饭，纪泽所有随员都在。后来，有人告诉他，说这一顿饭是纪泽要所有随员凑钱请他，以省公费。他心里明白，此举是要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向他表示尊敬和感激。

郭嵩焘一回到上海，就面临选择，是去朝廷报到，还是回湖南老家？内心深处，郭嵩焘已与朝廷决裂了，当然要回老家去！但恭亲王、李鸿章皆有意安排他先期回京，是要朝廷有始有终，给他一个交待。可他此番归来，有了新觉悟，认定了在这种体制内，“洋务之不足于有为”，他无法容忍，凡是跟他作对，以骂他、侮辱他为己任者，无不立时扬名，被朝廷重用。

他人还没有到长沙，就有人来信劝阻了，说“轮船不宜至省河”，他当然不理。他毕竟还是钦差，奉旨赏假到了长沙，却没有人来迎接他，他也无可奈何。

朋友来，劝他别谈洋务，被他顶了回去：不可不谈！不谈洋务，何以保国？王闿运曾对人说，郭嵩焘应是当国做事的材料，立即就有所谓坊间妖言，说郭之作相，则天下大乱。

郭嵩焘病逝了，闿运记曰：“竟不入相，妖言无凭也。”妖言无凭，但有影响。李鸿章奏请朝廷赐谥，即被否决，说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其时，光绪帝亲政已有两年了，连热衷西学的皇不敢捅这个“妖言”的马蜂窝，以至于义和团运动兴起时，还有京官请戮郭尸，以谢天下。郭无惧于妖言，不怕成为“人民公敌”，有李鸿章知己，一生已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