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经营之道及其对现代商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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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晋商的形成与发展确是一种罕见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它在货殖、金融、企业文化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辉煌的业绩与独特的贡献，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晋商的经营之道，更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总结和精神铸炼，是民族传统、时代韵律、人文精神与地域特色的凝结与升华。其对现代商业也必然有很好的启示和示范作用。

【关键词】 晋商；经营之道；诚信；团队精神；任人唯贤；创新精神

在明清及中国近代历史上，特别是在近代商业、经贸和金融史上，晋商的形成与发展确是一种罕见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它在货殖、金融、企业文化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辉煌的业绩与独特的贡献，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晋商的经营之道，更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总结和精神铸炼，是民族传统、时代韵律、人文精神与地域特色的凝结与升华。其对现代商业也必然有很好的启示和示范作用。

1991年，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扬名海内外，而这一影片的主要取景地――祁县乔家大院也随之大火特火起来！接下来，山西的晋商大院如潮水般涌入了人们的视野，继乔家大院之后，曹家大院、渠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庄园相继露脸，奏响了晋中晋商大院文化交响曲，并以其自身的魅力吸引着各地的游客、学者。2006年2月，45集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在央视黄金强档的推出，更是把乔家大院推到了人们的视野之内。

国内外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对晋商这一中国历史上商帮极大的感兴趣起来。研究晋商和晋商文化的著作和学者也渐渐多了起来，以至于现在的晋商研究快成一门“显学”了。散文名宿余秋雨的《抱愧山西》更是把对晋商的认知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在文章中写到：“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1]然而，依旧是华丽的房檐，宽厚的门洞，余秋雨在感叹晋商辉煌的同时，更多的是在思考山西衰落的沧桑经历。余秋雨关注更多的是今天的山西人，今天这些大院脚下的人们。他写道：“乔家大院吸引着很多现代游客，人们来参观建筑，更是来领略这种逝去已远的人生风采。乔家的后人海内外多有散落，他们，是否对前辈的风采也有点陌生了呢，”[1]这里，余秋雨先生的感觉是极为准确的。乔家大院墙外的人们，或者是其他大院墙外的人们，他们除了看到前辈的辉煌之外，更多的是“在巨商的脚下做着最小的买卖”。[1]

晋商的过去已经有很多人在做研究了，他们的成长历程、文化内涵、衰败之路等等都有人涉及。不过现今对晋商现在性的研究还不是很多！特别是对他们对我们现在种种启示性的东西研究的人少之又少。如若我们结合他们的过去、现在综合研究，得出的东西可能会更有用一些。

从林林总总的历史文献和现代资料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晋商的经营之道主要有几下几点：

1 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念

做生意、开票号，无疑是为了赢利、赚钱、增殖资本。晋商当然也不例外。但不同的是，晋商始终坚持同时严守诚笃与信义的行为准则，决不蒙虚欺诈、巧取豪夺、背信弃义。并且山西人受孔孟之道影响甚深，崇尚信义，在其重商立业的创业思想指导下，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晋商训道中一句流传最广的口头禅，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信义为本，禄利为末”。古代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孔庙、关庙，很多关庙由山西商人所建。关庙作为祀奉关云长的地方，之所以被山西人百般信崇，均在于“信”、“义”二字。晋商与关云长乃乡亲关系，将关云长尊为财神，以其信义教育同行，以其武功希冀保卫自己的商业利润。并且各商号在号规中大都规定了“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族恨”，反对采取卑劣手段骗取钱财。

晋商史料中有很多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的记载，以致各地百姓购买晋商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清末，乔家的复盛油坊曾从包头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伙计为图暴利，竟在油中掺假，事被掌柜发觉后，立即饬令另行换售，代以纯净无假好油。这样商号虽然蒙受一些损失，但信誉昭著，商业越发繁盛。《乔家大院》中有一段话颇能说明一些道理：马荀颇为激动，回头大声问道：“乔家的祖训是什么？”“义！信！利！”众掌柜异口同声地回答。致庸点点头，振奋道：“对！我们尤其要记住，这三个字排在第一的不是利，而是义，乔家做生意讲究的是以义制利；其次是信，做生意要讲诚信，无信不立；这利只能排到第三位，按这样的顺序做生意才能称得上'厚德'，才能做得成大生意，你们一定要时刻放在心上！”。[2]“晋商笃守信用”这句梁启超说过的话，的确揭示了晋商获得成功的一大法宝，并为世人所公认。

2 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

晋商信奉“和气生财”，重视与社会各方的和谐，尤其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相互支持和关照。在晋商中，相互指友好的同行为“相与”，凡是“相与”，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他们不友，需经过了解，认为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来往，否则婉言谢绝。既然“相与”，必竭力维护，即使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一商有难，众商相帮，在竞争中支持，在支持中竞争，用乡土情谊作为纽带把散布在五湖四海的晋商连成一个整体。如在对俄恰克图的贸易中，就有120余家晋商组成一个商会，团结协作，维护群体共同利益。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在晋商之间相互扶危济困，以求共荣的事例，数不胜数。为什么人称晋商为“晋帮”？为什么晋商同乡会遍布全国大小市廛，其原因就在这里。

3 任人唯贤的用人制度

晋商在其数百年的商业经营中十分重视人的作用。山西票号经理李宏龄曾指出：“得人者兴，失人者衰；认真查看则得人，不认真查看则不得人。”[3]山西商人在商号经理的聘用和伙计的选择上坚持用人唯贤、唯才是举的原则，并总结出了一整套组织管理的经验，形成了完整的规章制度。基于此，晋商所属的商号、票号在遴选人才上是非常严格而程序化的。一般都是在广泛推荐的基础上进行严格考核，才学、品格、相貌、能力、事业心和敬业精神皆优者，方可录取。录取之后还有一个严格的实践培训过程，如语言训练、吃苦训练、敬业训练、站柜台训练等。晋商对人才的考核是终生不辍的，其往后的考核内容主要是要求员工必须奋发进取，节欲杜弊。如吃苦、敬业、经营有方、勇于创造和善于革新等等。

晋商“以人为本”的思想不仅体现在商号的经营制度上，还表现在家庭生活中对佣人和雇工的宽容和体恤上。祁县乔家在这一点上有其独特之处。乔家对待仆人，不仅让他们能吃饱、穿暖，更重要的是能尊重其人格，而且工资也较为丰厚，逢年过节还有赏赐；对年老的佣人则养起来，愿意回家的则每年发给退休金；佣人即使小有过失，乔家人也不恶语相伤，更不打骂虐待，仆人对主人无不尽心尽力，克尽职守[4]。从而“家和万事兴”，为晋商商号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

4 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

晋商在发展过程中，既无外国的榜样可学，又无传统的模式可袭，全靠在实践中摸索、探求、开拓，在实践中建立并不断完善和发展全新的管理体制、管理机制与管理方法。其中，颇不乏匠心独运的创造。如，首创人身股制度，这实际上是中国式的股份制的雏形，特别是以劳力入股，将劳力与融资和设备置于同等地位，参与入股和分红，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独一无二的。它充分说明晋商对人的因素，特别是对人的内在积极性的调动和主观能动性的激发的高度重视。在商号或票号中，财东可以入资本股，总经理及其属下的所有管理人员和经营人员则可以入劳力股。大家都是企业的主人公和参与者，企业的兴衰与每一个员工都息息相关，从而把人与企业捆成了一个整体，极有利于调动大家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清康熙年间，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 巨大的贸易额使得延续数千年的现银结算方式愈来愈难以适应需要。敢于创新的山西商人敏锐地把握住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领先时代潮流，创造了具有近代银行特征的山西票号“日升昌”，把兼营汇兑、存放款业务的商号发展到了专门经营汇兑、存放款业务的票号，中国最早的银行就产生了。并以设立票号为起点，率先进入资本运营市场。金融创新带来了丰厚的赢利，其他山西商人效仿“日升昌”，纷纷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以平遥、祁县、太谷三帮为主体的山西票号。鼎盛时期，山西票商在全国数十个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甚至把业务做到了国外，日本神户、东京、大阪等地都开设了分庄、分号。促进了中国古代、近代金融业的发展，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大量的事实证明，商业活动的顺利开展不仅需要建立良好的微观基础和外部环境的大力支持，而且更需要商人自身素质的塑造。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与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都必然根植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亦需要对传统商业资源大力挖掘和利用。因此，剔除晋商经营及管理中的封建性因素，发扬他们所提倡的商业伦理和道德价值原则等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应该是我们顺利建立市场经济可资利用的最有效的一大社会资源。晋商的价值不仅仅是他们遗留下来的几个大院所创造的旅游收入，而是还有更多的精神财富等待着我们继承和发扬。

晋商的这四点经营之道对晋商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也铸就了晋商在中国500多年的显赫历史。这些经营之道无论对当时还是对现代都有很大的启示作用。我们用现代的眼光看待上面提到的四点经营之道，做一个简单的转换，就可以得到现今流行的并且非常有用的企业文化：“诚信”、“团队精神”、“任人唯贤”、“创新精神”。现代社会需要这些原则和精神，晋商在当时就能把它们运用的这样熟练和成功，实在是我们的先行者和实践者。如果我们能在现代企业中完美地应用这些措施的话，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会有更多的世界500强不断地涌现出来。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余秋雨简要读本》，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259页、259页

[2] 朱秀海：《乔家大院》，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页

[3] 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序，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 页

[4] 张正明：《晋商与经营文化》，世界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收稿日期：2008-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