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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扇子对我来说就是夏天纳凉用的一个物件。记得当暑假到来时,能花上五分钱买一张电影票,看“儿童场”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入场时,放映厅门口总置放着一个硕大的竹筐,筐里放满了用竹篾做成的扇子。
看电影的人,随手拿起一把,一边观看电影,一边摇着扇子,散场时,再将其掷入出口处所设的竹筐内,带着惬意的心情返回家中。印象中,那个时代的炎热夏季,竹扇、蒲扇(还有不少用—双筷子夹上一张纸板而成的自制扇)是最常见的。
不少扇子上写得最多的是“扇子有风,拿在手中;有人来借,等到秋冬”这样打趣的话。
这些儿时的往事,今天回想起来,依然是那么深刻。
第一次看到折扇,是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次,去看望伯父(田登五)(图1),天气很热,老人在楼外的树荫下乘凉。他一面看着自己种植的各种花草,一面轻轻地摇动着手中的扇子。记得回到屋里后,我好奇地拿起那把扇子看了看,一面有字,一面有画,轻轻一拉,扇子打开了,再轻轻一折,扇子便合上了,轻巧、漂亮,给我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印象。
后来的数年中,我每次去伯父家,在聆听他的谈话时,也逐渐知道了各种扇子的名称,如团扇、羽扇、集锦格扇等。基本了解了矾纸、洒金、泥金、瓷青各种扇面的区别。我还比同龄人早一点地知道了扇骨不光是用竹子做成的,还有象牙的、乌木的、鸡翅木的、紫檀的、玳瑁的、嵌螺甸的等,而竹子做的扇骨,还分湘妃竹、刻竹、棕竹、罗汉竹等等。
在伯父家,我曾看到他的同窗王雪涛送给他的一把成扇,一面画的是牡丹蜜蜂、另一面写的什么已记不清了。但伯父从抽屉里取出它时,是连同一个锦袋一起拿给我看的。那锦袋竟是为这把扇子量身定做而成,袋子上绣的花花鸟鸟五颜六色、活灵活现,实在漂亮极了。
于我来说,将扇画作为一个重要的专题收藏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2002年,我曾在《静斋鉴藏书画杂记》一文中谈到自己书画收藏的一些经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书画艺术品还没有形成市场,书画家们也没有今天这样的社会地位,其作品更没有今天这样令人咋舌的价位。那时仅是凭借着个人的爱好,在长辈、亲友的介绍下,认识了王雪涛、启功、李可染、石鲁、董寿平、黄胄、何海霞等许多书画家。当时只要你喜欢、你爱好,书画家是乐意送给你作品的,天长日久,积攒下不少名家之作,已经成为我至今难以割舍的珍贵藏品。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收藏热兴起,艺术品市场也开放了,我只好避开趋于热门的当代书画家作品,去搜集民国时期的书画家作品;当人们开始注意民国时期的艺术品时,我又侧重搜集明清时期的书画;当明清名家书画价格高涨时,我赶忙将重点调整为各时期的名家扇画……冷货价低,这是客观规律。扇画收藏由此而成为我的一个重要方向。20多年下来,我不但搜集了不少名家扇画,还从中学到不少知识。
在扇画的专题收藏中,我至今珍藏的镇宅之宝,是张大千、傅抱石二人一书一画的一把成扇(图2、3)。
20多年前,经冯姓好友的介绍,我第一次见到这把成扇时,即被其“难得”之处所吸引。大千、抱石二位画坛大师的作品集于一把成扇上展现,在当时直至今天,我还没有听说有谁见过第二把。也许是类似成扇被珍爱它的藏家深藏不露,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但就从国内书画艺术品拍卖开启以来的近20年间,我还真没有见到这两位大师合作的成扇面世。仅此一点,这把扇子让我锲而不舍地追了两年多,才终于成为我的宝中之宝。
这把扇子上的上款“伯达”,是民国时期在四川与各界名流交往颇深的交通行业的实业家郑伯达。其女儿在西安工作。扇子转让给我以后,一次我去北京出差,曾分别请荣宝斋王大山、北京文物公司秦公二位先生过目,二人不约而同地连说“难得、难得”。过不久,市场上扇画价格骤涨,在1994年中国嘉德秋拍首次举办的扇画拍卖专场中,一把傅抱石一字一画成扇以30多万元成交。由此我更知此扇的来之不易和“缘分”所至了。
这把成扇中,张大千书录了他自己所作的诗一首。全文照录如下:
旷望小重山,杖策姿延伫。
群枞夹路青,严筿缘坡绿。
日落沙虫哀,潮退鱼龙哭。
怀古一横琹(琴),崖门在烟雾。
澳门西望洋闲眺作此书似
伯达仁兄法家正之
大千张爰大风堂下
张大千的书法凝重雄强,多变而出新,用笔古拙,生辣,处处彰显道劲而秀逸的个人风格。
成扇的另一面是傅抱石依苏轼的前、后《赤壁赋》所创作的另一幅作品。
傅抱石自称富于“史的癖嗜”,常常“寂然凝思,思接千载”与古人神游梦交,心有灵犀,情愫相通,于是“欣慕之,想象之,心摹而手追之”。苏轼的散文是通过抒发赤壁之游的感怀,表达其“超然”的思想和旷达的情怀;而傅抱石之作画面气势磅礴,格趣非凡,笔墨淋漓,韵味无穷,尽显大师狂飙骤雨般的激情、喷泉突涌般的灵气和勤笃谨严的创作态度。画中的人物刻画俱显超脱、傲岸、灵慧的性格和神韵。人景一体,情景交融,渺然旷达,飘逸高雅,决然是一幅精品。
画面落款处写道:
伯达先生属写
丙戍六月成都抱石
由此可知,傅抱石的这幅作品创作于1946年。而张大千成扇上的书作未落有年号,但从其所书“澳门西望洋闲眺作此”考证可知,1949年,约9月“先生在澳门居住数日”,11月下旬“先生回到成都,速回金牛坝住处”,12月6日,“当天午后,先生一行飞抵台湾新竹,随即上火车赴台北。”“从此,先生开始了漂泊不定的游子生活”(《张大千年谱》,李永翘著,1987年12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也就是说,这把成扇的书写,似应在1949年9月大干由澳门返回后所作。从傅抱石1946年6月画成此扇,到大千先生锦上添花,扇子的主人“伯达”足足等了三年多时间,其良苦用心和执著的精神,只能用其对二位大师的尊崇、敬仰来解释。
我的藏扇中,山水画大家何海霞的作品居多。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何老曾馈赠我及我的家人许多他的大作(我曾在《九歌堂藏珍》第五辑中以专集的形式作过部分介绍)。1990年夏天,我爱人过生日时,他曾亲绘一扇面留作纪念(图4)。而当他知道扇画是我的收藏专题后,在他健康状况欠佳,“眼皮下垂有泪”“视物多难一直有半月”的情况下,仍专门从北京给我寄来78张扇画(图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