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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尊碑二》与《卑唐十二》为例谈康有为的“尊碑”与“卑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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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尊碑二》与《卑唐十二为例康有为对唐代书法的评价与唐代书法所取得的成就不甚相符。尽管,他的尊碑与卑唐思想顺应了历史潮流,在当时也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关键词:《尊碑二》;《卑唐十二》;康有为;尊碑;卑唐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2-0058-01

书法不外乎两种功能,一是,使文化得以表现为书面形式,并作为一种空间存在而得到保留;二是,奠定了民族的审美传统之一――对线的重视。前一种彰显了书法用途,而后一种则体现了其审美价值。在甲骨文出现后,随着汉代造纸术的改进,书法逐渐在其实用价值的背后产生了艺术上的审美价值。

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中,尊碑与卑唐两章已经体现出了全书的主体思想。康有为主要是从书法美学的角度出发,大声疾呼的“崇尚碑帖”,反对已经被后人勾临变样的“贴学”思想。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康有为的审美趣味――崇尚古意。其中,在 《尊碑二》中,康有为具体说明了贴学的衰亡,并就碑学在当时的情况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此外,他还举例说明了碑学的兴起,并从书法史和书法美学的角度做了总结。在《卑唐十二》中,康有为则通过对六朝之碑与唐碑的对比,充分肯定了尊六朝之碑的正确性。

从书法发展的现实角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的合理性。他提出“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为之贴学宜也”。意在说明清朝人之所以不习帖学,是因为存者少。后又提出“论书不取唐碑,非独以其浅薄也……若欲的旧蹋,动需露台数倍之金……”。他的这些观点都是从实际条件出发,承认了字帖与唐碑的不易得。而他所说的“况六朝拓本,皆完好无恙,出土日新,略如出拓”,也就说明了六朝碑的易得与字迹被保存完好。此外,康有为所说的六朝碑的特点正好与帖学与唐碑的情况相对照,也就向人们指出了一个正确而又简单的学习书法的道路。这是康有为的一种现实主义的思想,对当时确实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总体来讲,康有为的错误在于他给书法定下一个恒定的判断标准,“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这段论述,充分说明了他的评价标准,即“古意”。同时,他也给书法艺术的发展设置了一个顶端,“韩昌黎论作古文,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然学以法古为贵,故古文断直两汉,书法限至六朝”。在这里,康有为明显地指出了“六朝”作为一高峰期。具体到人而言,他认为“唐人名手,诚未能出欧、虞外者,今昭陵二十四种可见也”。欧阳询和虞世南被康有为推上了书法的顶端。而他说的一切评语,都局限在他的“古意”这个标准之下。这也正是康有为的局限性所在。在康有为看来,唐朝以后的书法成就都不起眼。唐朝的书法重法度,即楷书。柳公权的《玄密塔碑》已经显示出了汉字的严紧法度。康有为也认识到“故有宋之世,苏、米大变唐风,专主意态,此开新党也”。然而,“严紧”与“意态”这两个审美范畴,在康有为“古意”的相比之下都变得没有了价值。而且,他还强调:“凭心而论,欧、虞入唐,年已垂莫,此实六朝人也”,这种把历史强加改造的做法,与他写《孔子改制考》时的做法是一致的。

康有为的尊碑思想确有值得商榷之处。然而,如果我们把尊碑思想还原到他所处的时代,完全可以理解他的行为。首先,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受到其政治思想影响,并没有完全把书法当作艺术的一个门类来分析。他著名的“公羊三世说”、“大同思想”、“托故改制”等思想都与他的政治思想有关。其次,康有为的改良理论也注定了他不可能采取一种有力的手段去否定一切,去创新。因此他更多在古书中寻找依据。此外,这也是当时社会环境所决定的。清朝大搞文字狱,使得考据学盛行。康有为也说:“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者也。乾、嘉之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藉金石以为考经正史之资”。在这种氛围下,康有为产生这种尊碑的思想是理所当然的。最后,康有为尊碑与卑唐的呼声恰好契合了当时清代的书坛与艺坛的状况。清嘉庆、道光是书法由帖学向碑学过渡的转型期。但在此之前,也就是乾隆盛世之时,书法的发展已经有了“复古求新”的态势,那就是“扬州八怪”的崛起。此外,基于以往帖学“馆阁体”柔弱的书风已经难以满足时人的审美要求,加之事物本身发展到某地特定历史时期,必然会受到“物极必反”自然规律的驱使以及因受到包世臣《艺舟双楫》问世的影响,尊晋卑唐之风骤起。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相信当时的书坛会走上反叛之路,而康有为则是对这股反叛的思潮做了一次总结。

“如今论治然,有守旧开化二党,当时尚开新,其党繁盛,守旧党率为所灭……”康有为用党派来比喻书法风格的变化,这与其维新改革有一定的关系。康有为最有名的两部著作《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与他的尊碑思想是一致的。他不惜放弃分析现实和未来的情况,直接回到古代去寻找他理论的依据。所以,他给孔子穿上新衣,把孔子尊封为改革的导师。他认为书法最重要的是“古意”,因此尊六朝之碑。然而,即使是帖学已坏,唐碑已损,难道人们就创造不出一种新的书法形式吗?正如李泽厚在评价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时说:“如所公认,虽然康氏这本书有精辟准确的论断,但是其中武断、强辩之处也是不少的”。

康有为在《尊碑二》与《卑唐十二》中,对唐代书法的评价与唐代书法所取得的成就是不甚相符的。虽然,他的尊碑与卑唐思想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在当时也有很大的进步意义。然而,如果从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康有为的认识确实有牵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