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文物看我国古代纺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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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博物馆，甘肃 敦煌 736200）

[摘要]本文从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不同种类的丝绸、麻布，论述我国古代的纺织手工业技术的发展过程，通过敦煌出土的纺轮，阐明敦煌汉唐时期的原始纺织技术。

[关键词]敦煌；纺轮；纺织技术

敦煌博物馆在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中，分别在汉、唐墓葬及遗址里发掘出土了泥纺轮、陶纺轮、石纺轮数件。泥纺轮的形质一般都是算珠形，陶纺轮、石纺轮均为扁圆形，直径为0.9～0.7厘米不等。2009年，敦煌博物馆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工作人员在汉长城沿线采集到一支石质纺坠，拈杆长25厘米，石纺轮直径4.7厘米。石纺轮是用麻绳捆扎固定在拈杆上的，这在敦煌还是首次发现。1998～2009年，在长城沿线、阳关遗址、玉门关遗址又陆续出土了数片素色麻布残片、麻绳残件，红色麻布及图案多样的丝绸残片。尤其是汉代展厅展出的红色麻布，距今已有2000多年，其色泽依旧艳丽如初，令观众驻足叹赏。还有在汉代墓葬出土的绳纹灰陶罐上印有辫形纹样，以及1973年苏家堡墓群出土的研磨颜料的石臼，石臼中还残存一点颜色。从这些出土器物中，可以推断当时这种捻线、染色工具在敦煌已被人们广泛使用，进而可以窥视汉唐时期敦煌手工纺织技艺之一斑。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纺织品的国家之一。人类进入渔猎社会后即已学会搓绳子，这是纺纱的前奏。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已经采集野生的葛、麻、 蚕丝等，并且利用猎获的鸟兽毛羽,搓、绩、编、织做成粗陋的衣服,以取代蔽体的草叶和兽皮。原始社会后期，随着农牧业的发展，人们逐步学会了种麻索缕、养羊取毛和育蚕抽丝等人工生产纺织原料的方法，并且利用了较多的工具。有的工具已是由若干零件组成，有的则是一个零件有几种用途，使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的提高。那时的纺织品已出现花纹，并施以色彩。但是，所有的工具都由人手直接赋予动作，因此可称作原始手工纺织。

纺坠是我国最古老的纺织工具，它的出现至少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根据考古资料，在全国30几个省市已发掘的早期居民遗址中，几乎都有纺坠的主要部件纺轮出土。纺轮是我国古明的最早的捻线工具――纺坠的主要部件。即在纺轮中间的小孔插一个杆，利用纺轮的旋转把纤维拧在一起，并用同样的方法把单股的纤维合成多股的更结实的“线”。 纺轮又称“纺专”、“砖”、“瓦”。在殷墟甲骨文卜辞中，“专”字是古人纺纱的姿态，属象形文字。字的上部表示把一束纤维集中起来绕在一根纺杆上，下部有一个陶制的瓦轮的形状“”。左边加一个“手”(寸）形，表示捻（专）纺纱的动作。纺坠是由一根横木，一个圆形纺轮和一个捻杆组成，其加捻原理是利用纺轮本身的自重和连续旋转而达到目的。使用的方法有吊锭法和转锭法两种。纺轮有石质、骨质、陶制和玉质等，形状有圆形、球形、锥形、台形、蘑菇形、四边形和齿轮形等。有的表面上有纹饰。早期的纺轮比较厚重，适合纺粗的纱线，新石器时代晚期，纺轮变得轻薄而精细，可以纺更精细的纱。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年)发现有苘麻的双股线，在出土的牙雕盅上刻划着4条蚕纹，同时出土了纺车和纺机零件。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距今约6000年）出土了编织的双股经线的罗（两经绞、圈绕起菱纹）地葛布，经线密度为10根／厘米，纬线密度地部为13～14根／厘米，纹部为26～28根／厘米，是最早的葛纤维纺织品。河南郑州青台遗址（距今约5500年）发现了粘附在红陶片上的苎麻和大麻布纹、粘在头盖骨上的丝帛和残片，以及10余枚红陶纺轮，这是最早的丝织品实物。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距今5000年左右）出土了精制的丝织品残片，丝帛的经纬密度各为48根／厘米，丝的拈向为Z拈；丝带宽5毫米，用16根粗细丝线交编而成；丝绳的投影宽度约为3毫米，用3根丝束合股加拈而成，拈向为S拈，拈度为35个／10厘米。这表明当时的缫丝、合股、加拈等丝织技术已达一定的水平。同时出土的多块苎麻布残片，经密24～31根／厘米，纬密16～20根／厘米，比草鞋山葛布的麻纺织技术更进一步。

纺织在古代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中国古代的丝麻纺织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古罗马帝国最早是通过丝绸之路上丝织品的传播，称中国为“丝之国”。中国古代纺织品，采用麻、丝、毛、棉的纤维为原料，纺绩(纺沙、辑绩、缫丝）加工成纱线后经编织(挑织)和机织而做成布帛，通常称纺织品。不同时期的纺织品是衡量人类进步和文明发达的尺度之一。

第一，新石器时代：新疆罗布泊遗址出土的古尸身上裹着粗毛织品，新疆哈密五堡遗址(距今3200年)出土了精美的毛织品，组织有平纹和斜纹两种，且用色线织成彩色条纹的，说明毛纺织技术已有进一步发展。福建崇安武夷山船棺（距今3200年）内出土了青灰色棉（联核木棉）布，经纬密度各为14根／厘米，经纬纱的拈向均为S拈。同时还出土了丝麻织品。上述的以麻、丝、毛、棉的天然纤维为原料的纺织品实物，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纺织工艺技术已相当进步。

第二，商周时代：此时期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宫廷王室对于纺织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周的统治者设立与纺织品有关的官职，掌握纺织品的生产和征收事宜。商周的丝织品品种较多，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粘附在青铜器上的织物，已有平纹的纨、皱纹的、绞经的罗、三枚(2/1) 的菱纹绮。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墓铜器上所附的丝织品有纱纨（绢）、朱砂涂染的色帛、双经双纬的缣、回纹绮等，殷墟还出土有丝绳、丝带等实物。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了纬二重组织的山形纹绮残片。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丝织品更是丰富多采，湖南长沙楚墓出土了几何纹锦、对龙对凤锦和填花燕纹锦等，湖北江陵楚墓出土了大批的锦绣品。毛织品则以新疆吐鲁番阿拉沟古墓中出土的数量最多，花色品种和纺织技术比哈密五堡遗址出土的更胜一筹。

第三，汉代：汉代纺织品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湖北江陵秦汉墓出土的经纬密度为52根／厘米和48根／厘米；拈金、织金锦的经纬密度为65根／厘米和40根／厘米，加之丝麻纺织品数量最多，花色品种最为齐全，有仅重49克的素纱单衣、耳杯形菱纹花罗、对鸟花卉纹绮、隐花孔雀纹锦、凸花锦和绒圈锦等高级提花丝织品。还有第一次发现的印花敷彩纱和泥金银印花纱等珍贵的印花丝织品。沿丝绸之路出土的汉代织物更是绚丽璀灿，1959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东汉墓出土有隶体“万世如意”锦袍、“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手套和袜子等。毛织品有龟甲四瓣纹、葡萄纹、毛罗和地毯等名贵品种，在这里还首次发现蜡染印花棉布及平纹棉织品。

第四，宋代：宋朝的纺织业已发展到全国的43个州，重心南移江浙。丝织品中尤以花罗和绮绫为最多。宋黄升墓出土的各种罗组织的衣物达200余件，其罗纹组织结构有两经绞、三经绞、四经绞的素罗，有起平纹、浮纹、斜纹、变化斜纹等组织的各种花卉纹花罗，还有粗细纬相间隔的落花流水提花罗等。绮绫的花纹则以牡丹、芍药、月季芙蓉、等为主体纹饰。此外有第一次出土的松竹梅缎。印染品已发展成为泥金、描金、印金、贴金和加敷彩相结合的多种印花技术。宋代的缂丝以朱克柔的“莲圹乳鸭图”最为精美，是闻名中外的传世珍品。宋代的棉织品得到迅速发展，已取代麻织品而成为大众衣料，松江棉布被誉为“衣被天下”。

第五，元明清时代：元代纺织品以织金锦(纳石失)最负盛名。1970年新疆盐湖出土的金织金锦，经丝直径为0.15毫米，纬丝直径为 0.5毫米，富丽堂皇。山东邹县元墓则第一次出土了5枚正则缎纹。

明清纺织品以江南三织造（江宁、苏州、杭州）生产的贡品技艺最高，其中各种花纹图案的妆花纱、妆花罗、妆花锦、妆花缎等富有特色。富于民族传统特色的蜀锦、宋锦、织金锦和妆花（云锦）锦合称为“四大名锦”。1958年北京明定陵出土织锦165卷，袍服衣著200余件。第一次发现了单面绒和双面绒的实物，其中一块绒的经纬密度分别为64根／厘米和36根／厘米，丝绒毛的高度为 0.2毫米。棉织品生产已遍及全国各地。明代末年，仅官府需要的棉布即为1500～2000万匹。精湛华贵的丝织品，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亚欧各国。

敦煌是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咽喉要道。当人们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自然会有许多能工巧匠云集于敦煌，其中必有纺织工匠。敦煌遗书中不仅有“缫丝”、“绩麻”等纺织手工业生产术语，而且还有不少“立机”、“楼机”等纺织工具及丝、棉、麻、毛等织物的记载。敦煌遗书、碑文、发愿文中还有不少关于桑蚕业的文字记载。另外，据敦煌遗书资料可知，唐至五代归义军衙门掌管着各种工匠，其中就有“褐袋布”的记载。关于敦煌古代纺织生产方面的情况，现在虽无直接文字记载，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古代纺织技术的西传一定对敦煌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