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汉语热引起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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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场汉语热正在亚平宁半岛上悄然兴起。

目前，在意大利这个人口约6000万，领土面积只有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中海国家里，开设汉语专业或课程的大学已超过40所，其中60%以上是2000年以后开设的。除了综合大学以外，一些理工大学、商业大学和天主教大学也纷纷增设汉语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报考汉语专业的学生也逐年递增，仅以罗马大学为例，从2008年至今的4年间，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超过了此前20余年学生人数的总和。此外，许多公立和私立中小学对汉语学习的兴趣也十分高涨，汉语进入意大利中小学课堂， “学习汉语从娃娃抓起”的理念已逐渐深入人心。

目前，意大利已有百余所中小学开设了初级汉语课程，还有一些高中将汉语纳入正式的教学大纲，汉语课的课时等同于甚至超过了英语课时。随着汉语热的持续升温，师资短缺已成为一个凸显的问题，特别是优秀的中小学汉语教师更为匮乏。2006年9月，由中国国家汉办与罗马大学联合建立的意大利第一所孔子学院在罗马挂牌运行。如今，学院每学期的注册人数已接近500名，而下设孔子课堂和教学点的学生总数则已超过2000人。继罗马大学孔子学院之后，意大利又相继成立了9所孔子学院和两个独立的孔子课堂，遍及意大利南北各地。2011至2012年的意大利中国文化年无疑为这股学习汉语的热潮增加了更高的温度，正如一所意大利汉语学校在其电台招生广告中说的那样：人们说汉语是世界未来的语言，我们说汉语是我们现在的语言。

面对意大利风起云涌的汉语热潮，笔者在欣幸之余，也就意大利的现实状况和我们下一步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方法及策略进行了一些初步思考。

希望与寄托

席卷欧洲的经济危机正迫使意大利人把改善生存现状的希望寄托于欧洲以外的地方，中国就是这一寄托的焦点之一。意大利人的这种诉求与当年哥伦布率领船队从热那亚出发，寻求通往东方新航线时非常近似。其实，哥伦布对东方和中国的认识非常有限，大多来自于当时在欧洲竞相传抄的《马可·波罗游记》，他曾认认真真地读过这部被当时大多数人视为疯话和“骑士小说”的著作，并在书边的空白处留下了详细的批注，从而获得了启发和毅然赴险的原始动力。虽然如今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要比哥伦布时代全面、具体和深入得多，但大多数意大利人获取有关中国信息的方式还一如五百年前一样单一，这就是通过他们自己的新闻媒体。就在几年前，意大利大多数媒体（特别是右翼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几乎都是负面的，即使有一些“中性”消息，也都要夹杂着批评和教训的声音。这无疑影响了大多数意大利人对中国的了解，使他们对中国有了一些概念化和先入为主的认识。但随着中国国力的加强，在短短几年间，中国的形象在意大利普通人的心目中得到了明显改善。意大利媒体对于中国的负面报道虽然继续存在，但篇幅和程度已明显缩水，批评和指责的声音也已退居“非主流”地位，相反，诸如“只有中国才能挽救欧洲经济”，“中国承载着我们的未来”这样“矫枉过正”的媒体言论屡见不鲜，让在经济危机浪潮中迷茫和失望的意大利人看到了一座“海外仙岛”。汉语，作为意大利人在经济危机中对未来的希望与寄托，成为被他们追捧的对象，然而为使这一对象不致成为镜花水月，我们作为中国人要付出的努力似乎更多。

知己知彼 适应融合

这句话看似老生常谈，但的确是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基本原则。16世纪末，以意大利人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在文化上成功地采取了适应与融合的策略，这正是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寻求的一条坦途。这些生活在欧洲文艺复兴晚期的耶稣会士们，几乎个个都是造诣颇深的人文学者，对欧洲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都有着清醒和全面的认识，而且每个人都学有专长，以利玛窦为例，他在天文学、舆地学、几何学、修辞学、雄辩术、记忆术、机械制造等方面都有涉猎，并以此作为依托，在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之间传播西方的知识与文化，得到了中国上层社会的接受和认可。当然，倘若这些明清之际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只了解西方的知识，而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与文化，也无法真正融入这样一个异质的社会。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分析这些耶稣会士在“知彼”方面的成功经验的话，应当得出以下结论：

1.学习和掌握对象国的语言，并以此作为主要交流工具；

2.深入研究对象国的历史与能体现其主流文化的经典著作；

3.广泛了解对象国的国情、社会状况和风俗习惯，并且善于适应，肯于入乡随俗；

4.善于观察和发现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并能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来理解并消化这些差异，真正做到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5.善于利用对象国人民易于接受和乐于接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传播自己的文化。

以上几点“知彼”的经验看似简单，但要能真正做到也绝非易事。例如中国的国粹京剧，历来是我们对外文化推广的重要载体之一，而且我们一直坚信，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京剧表演艺术是世界三大舞台表演艺术体系之一。然而，在以往几十年间，京剧的国际地位和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高度，甚至我们的国粹艺术在很多外国人眼中，只是华丽的服饰、惊险的杂技动作和喧闹的锣鼓，根本无法与西方经典的歌剧相提并论。究其原因，恐怕就是在“知彼”的环节上出了问题。首先，既然是“北京歌剧”（Beijing Opera），那么就一定要有歌剧的“架子”，在西方人的意识中，歌剧是一定要在堂堂正正的歌剧院上演的，而且听歌剧是一项极其高雅的文化活动，要着正装，甚至是礼服出席。但我们的京剧在海外演出时，往往自降身价，成为一些综合晚会或文化活动的陪衬，有时甚至出现在街头路边，这样就很难给人以高雅艺术的印象。其次，京剧是一门综合的舞台艺术，其真正的审美价值绝不仅仅体现在服饰和肢体技巧上，如果我们由于担心外国人听不懂唱腔、看不懂表演、领悟不了内容，而仅作一些表面文章的话，那么京剧艺术在世界上的形象就永远得不到改善。我们不能低估世界人民的欣赏水平，要知道，西方传统歌剧大多数是用意大利语演唱的，但全世界的观众无论是否通晓这门语言，都会在剧场里正襟危坐，静听细品，演出结束时还都会用意大利语为演员喝彩（Bravo！）。如此看来，只有深入了解了他人的欣赏习惯、审美倾向和文化品位，才有可能改变京剧的世界形象。

正视矛盾 迎接挑战

我们虽然是文明古国、文化大国和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但从国际化角度而言，我们还算不上一个文化强国，我们的文化也算不上“强势文化”。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曾一厢情愿地对自己文化的国际地位表示乐观，而毫不在乎我们在他者眼中的形象与地位，也从不关注我们与异质文化的冲突，似乎我们的文化具有不可动摇的绝对价值，所有人都要像我们一样，无条件地全部接受。但是，当我们现在终于有意识、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教授我们的语言，推介我们的文化时，才惊愕地发现，原来我们在他者眼中的文化形象与我们的期许之间竟然存在如此之大的差距，文化话语权也并不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每前行一小步，都要面临方方面面的误解与误读，面临善意与恶意的曲解，面临意识形态的打压，面临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挑战和强势文化的竞争。例如，我们在教授外国人汉字的时候，必须首先讲清楚，发明汉字的民族不是日本，日本的汉字是从中国学来的；我们在谈论中国龙的象征意义与符号学价值之前，先要澄清中国的祥龙与西方的恶龙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绝非dragon一词可以简单概括；我们在介绍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时候，总会有荷兰人或比利时人毫不客气地指出，把活字印刷术说成是中国人的发明侵犯了他们“专利权”；在谈论和时，我们更是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但是一味霸悍地自说自话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此就要求我们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讲求策略，掌握方法，从长计议，以理解和宽容的心态来迎接挑战，有效地推介我们的文化和观念。

我们要知道，大多数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成见、偏见与误解都来自于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和媒体的宣传，因此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但是我们需要以自己的方式来影响他们。上世纪90年代前后，欧美一些具有经济实力的国家为提升本国的世界影响和文化竞争力，纷纷在中国开设语言文化机构，教授他们的语言，传播他们的民族文化，法国的法语联盟、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意大利的但丁学院等几乎都是这一时期登陆中国的语言文化推广机构，它们在中国掀起了不小的西方语言文化热潮。如今，我们也希望迅速提高中国的国家软实力，希望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我们的语言和文化，这正是我们用来影响世界，改变自身文化形象，消弭隔阂与误解的契机。为此，我们在世界很多国家举办中国文化年，开展多元化、多层次的文化交流活动；我们发展公共外交，以民间的力量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我们在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不断掀起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热潮。所有的偏见与误解都来自于彼此的遥远与陌生，在中国不断壮大、西方世界普遍认为“21世纪属于中国”的背景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上渴望了解我们，愿意和我们成为真正朋友的民族会越来越多。

(作者系意大利罗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责编：吴奇志

首届公共外交国际论坛在京举行

本刊讯 2012年5月19日，由察哈尔学会和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共同举办的首届公共外交国际论坛在京举行。论坛主题为“公共外交的智慧：中欧美对话”。

论坛采取“跨国对话”的方式，邀请中欧美三方公共外交权威人士作为主旨演讲嘉宾。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美国公共外交顾问委员会前执行主任阿姆斯特朗，欧盟驻华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峰威力先后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赵启正指出，政府和公众要保持密切沟通，政府应该听取公众的意见。这个沟通可以通过政府会，可以统一民间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网络加强沟通。因为民间意见影响政府的态度，所以公共外交才变得有意义。阿姆斯特朗强调，“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宽广，不仅仅包括政府部门，还要包括各国的人民。全世界各国的人民，也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人民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并且使这个世界推进得更快，使它更好。”

为使演讲人的思想和观点得到更好的阐释，论坛邀请6位专家学者对演讲内容进行了评论与交流。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在发表评论时指出，民众的参与和互联网的介入在推动了国际公共外交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赛博在评论中说，各国的文化、习俗都是不一样的，了解人的本性，是公共外交的核心所在。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在公共外交中，我们应对的不是政治实体，而是“人”。

（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