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曾高喊“我能”的那些黑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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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老百姓质疑官员和专家的说法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惯性，而最不幸的是，很多时候随着事态进展，结果都证明人们猜对了。

似乎在一夜之间，“保证安全”的中国高铁忽然出现了安全方面“严重的隐患”，这成为高铁减速的一个重大理由。这一次，老百姓是从官方的口中确切地得到一个与自己推断相符的结论。

无论一列高铁能装载多少乘客，事关民众生死大事，安全话题自然得有个准信。在欧美与日本高铁普遍徘徊于300公里时速的时候，中国高铁以超越400公里的时速，分外显眼地显示：“我能!”

不管因什么理由，民航专家所说“飞机起飞跑速为350公里”是事实，而2010年中国高铁速度则已经冲刺到480公里时速，那老百姓就有理由怀疑它的安全性。当然，官员说480公里是极限，不是运行常速。

有一个质疑的声音貌似从内部传出，因而特别引人关注：2011年2月，人民日报社陕西分社社长杜峻晓撰文质疑高铁的安全性。他描述了高铁神速行进中的观感，“某个路段，机车减速后再提速，时速约在250公里左右。就在此时，一只飞鸟撞在驾驶室玻璃上，只听‘嘭’的一声闷响，玻璃上出现一片血迹和一团在风中抖动的羽毛。”在如此高速下，一块小小的飞石都可能造成大祸。而高铁沿途面临各种风险，不仅是我们担心它飞起来那么简单。

最重要的是，杜峻晓透露说，一位专门修铁路的工程师声称，他这辈子出门绝不坐高铁。这就好像是我们常听到的一些说法：种菜的不吃卖给市场的菜，养猪的不吃卖给市场的肉。

问题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出事之前，官方和专家的说法无比清晰地一致：高铁是保证安全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网上搜索，在2011年前，针对高铁的安全问题，若干官员和专家都说了些什么。也许因为他们的说法足够专业和权威，所以中国高铁事业毫无障碍地高速飙飞。

可老百姓不这么看。相比高铁的豪华车厢和贵族化的昂贵票价，以及“自主高技术”、拉动投资而言，安全话题更能够引起民众注目。民间对此一直唾沫横飞争论不休。这说明在事关生死问题上，民众还是很有道德底线的，即使坐不起高铁的人，也不因为乘坐高铁的都是“高端人士”而漠视或坐等高铁出事。

事态戏剧性地转变在腐败事发之后。有媒体报道称，下台后，国务院多次召集专家讨论高铁安全问题，由此一系列问题陆续被揭发出来。所有披露出来的事实，都与此前官员专家所言大相径庭，却与老百姓的顾虑与猜想十分接近：

有专家指责，欧洲时速300公里的高铁要10年修成，而中国两年就完成，抢工问题非常严重，引出了设备质量等问题。但是中国高铁曾说“我能”。

有供应商揭发，许多项目同时开工，要求物资的供应量很大。工厂加班加点还不能满足需求，供货期大大压缩，质量因此大打折扣。甚至许多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都因层层转包而大量使用未经专业培训的民工。但是“我能”。

美国《纽约时报》曾引报道一位中国铁道部人士的说法，中国高铁使用的化学硬化剂不足，建高架桥支柱的粉煤灰大量短缺，可能有偷工减料行为存在。但是“我能”。

尽管应当表示庆幸――毕竟在高铁没出事故前先出事了，然而相关内容读来令人悲从中来：高铁安全问题被正式质疑，只得以下台为前提?难道和相关人事的腐败，真深藏不露到鲜为人知?而让高铁“”毫无舆论和监督方面的障碍，只等那据说脱轨系数仅为0.01％的事故玩出来了才炸锅?由此可见，事关旅客生命安全的大事，几乎差点由的屁股来决定。

球场上有黑哨，股市上有黑嘴。谁都知道这种黑颜色的嘴是犯罪的嘴。事关高铁安全问题，我们的官员和专家说法前后颠倒，不知道算是什么嘴。按照常理，纳税奉养的官员和专家，应该最能赢得老百姓的信赖――他吃的就是这碗饭。然而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事态却朝相反的方向逆转。

至于有关“高铁安全不存在问题”的“黑嘴”，也许因为有个以下狱来扛着，也就言者无罪，风一般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