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的名人”川端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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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端康成就是这样一个“搬家的名人”，永远在漂泊的旅途中，漂泊对于他来说是一种不断寻觅的生活方式。哪里有美，哪里就是他的家；哪里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哪里就是他的家；哪里能让他保持心灵的自由灵光，哪里就是他的家。
年轻时候的川端康成是“搬家的名人”。伊豆汤岛、麻布、高圆寺、热海、大森、浅草（上野樱木町）、镰仓，不断地搬家。这使他的人生保持着一种无根的浮萍漂泊在旅途中的状态。从一个驿站到下一个驿站，沿路流淌着充满物哀之美的风景，伴随着孤独而自由的心境。
在“旅途”中是川端氏的宿命吗？川端幼年时就如无根浮萍般辗转的境况，让人不得不怀疑是多舛的命运决定了川端康成一生的漂泊。
川端康成的幼年似乎在重复着一个生命模式：不断失去至亲的人，不断开始下一段漂泊。川端康成在他生命最初的三年里就被迫三地漂泊，以至于对自己的诞生地没有留下丝毫印象。川端的出生地点，后来还是别人通过他家的陈旧户籍本找到的。谈到这个，川端康成颇为扫兴：“在大阪市的天满此花町我出生了，这是小时候听说并记住的，但只知道在天满的天神附近，从没去看过。”在川端康成出生的第二年，父亲荣吉患肺结核病去世，母亲阿玄带着川端回到乡下丰田娘家。这里成了他漂泊旅程的第一个驿站。但母亲因伺候父亲也染上肺结核，回到娘家的第二年，便撇下川端追随丈夫去了。于是，三岁的川端便由祖父带到祖籍所在地——丰川村宿久庄东村。这个村庄已经没有了祖父家的亲戚了，外婆家的亲戚都在四五里远的淀川河边。周围的村人们只是远远地瞧着川端和祖父二人的寂寥生活。这个群山环绕的美丽故乡滋长了川端康成幼年的野性，他在树上读书，听祖父在大柚树底下一声接一声地呼喊，声音又尖又细，是笛子发出的声音。他常常一个人爬上山顶，长久地观看风景。有时候天还没有亮，便一个人溜出家门，去山上观看日出。几十年后，川端说他当时观看日出时，独自蹲在寂静山上的小松树下，那松树的叶子和树干随着太阳升起而明亮起来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幼年的川端康成就是孤独寂寥的。
当唯一留在记忆中的亲人祖父去世后，川端辗转寄食在姨母家和淀川河畔的舅父家。回忆起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川端康成写道：“我从少年时期便没有了自己的家，学校放假便寄食于亲戚，不过大部分时间，我习惯了在最近的两家度过，这两家在淀川的南岸和北岸，即河内国的乡镇和摄津国的乡村。我乘渡船往来。”但这时候的川端康成，还没有充分体会到漂泊的孤寂，他几乎是无意识地喜欢生机勃勃的美。那广阔的大阪原野上的日出，强烈地吸引着川端，他常常踩踏着朝露去看日出，眼中放射出奇妙无比、不可思议的光芒。到了暑假，川端又往往去淀川河边睡午觉，将双腿膝盖以下泡在水里，上身躺在沙子上，好像让水淹死了似的，这便招来了船夫们的笑骂。被弄醒了的川端却发现在天边和芦苇之中优雅地绵延着的群帆的美。
如果说幼年川端康成不断搬家是命运的捉弄，那么进入大学后的搬家，则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1920年9月，川端康成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学习，也许是由于习惯独居，川端康成总觉得租的房子不理想，他在不到一年时间内断断续续搬了六次家。表妹从故乡来信说：又搬家了，真让人吃惊。最后他从与朋友合租的一处房子搬到了浅草小岛町的一家洗帽子店的二楼，自来东京后，终于第一次有了自己单独一个人的住处。在居无定所的日子里，发生了被川端康成称为仿佛是以遥远天空的闪电为对象的初恋。而到第二年搬到坂光方为止，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川端康成便成为文坛新人。
青年作家川端康成并没有安安静静地呆在东京创作，26岁到29岁之间三年的大部分时间，他几乎是以山中的伊豆汤岛为家。20岁时，还在读“一高”的川端曾只身一人到伊豆远足，遇上了“伊豆的”。这次旅行的“雪星尾光”摇曳逶迤，使川端若干年后创作了他的成名处女作《伊豆的》，点亮了川端的文学生命，这使川端把伊豆的汤岛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崭露头角后再次来到汤岛，幼年时期所欠缺的故乡情和家庭的温暖，在这里似乎得到了足够的补偿。伊豆的汤岛最有名的是榉桥和汤本馆的老板娘。川端就住宿在汤本馆，大概是因为性情相投，徐娘半老的能干老板娘安藤很是宝贝这个木讷缄默、看上去有些乖僻的青年。她给川端康成做了灯芯绒的座垫，但第二年便全破掉了。灯芯绒的布料质地比任何布料都结实，用它做的座垫不到两年便全磨破了，那肯定是全天都坐在上面。这件事给汤本馆的服务员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春天里做那种把艾叶捣进糯米中的艾糕，喜庆之事分送的红饭，汤本馆的近邻们都忘不了川端，必定留一些拿到旅馆来，对服务员说，“送到川端房间去！”汤本馆的服务员小姐都亲昵地称他“川端、川端”，还对他抱着亲切感评头品足。
1927年，川端离开了汤岛搬回东京，回来那天，在白木店买了枕头和睡衣，把提袋网篮、行李卷和“装着旧杂志的汽水箱”放在出租车上开来了，所有的行李便只有这些了。在当天的日记中，川端写道：“即便和幽灵在地狱中也能心安理得同住，这是我的通常心理。随便什么时候都能拔腿而去，这是我的唯一条件，天涯孤客心底所拥有的自由。”后来，川端在高圆寺暂时安家。这个家既没有桌子也没有炕桌，川端在啤酒瓶箱子上写稿子，炊具餐具也放在榻榻米上和地上。给《读卖新闻》写了一篇文章，报社的部送来一个桂木围棋棋盘作为稿费，川端便把它当桌子用。后来一位朋友见状，给他送来一张桌子，这便是川端康成开始作家生涯后最早用于写作的桌子。此后，川端康成移住热海、大森、上野樱木町的数年间，都用这张桌子写作。
1928年5月，川端应邀从热海的别墅搬家到大森。在大森的作家周围仿佛漂浮着某种“热病”，无论是谁，浑身上下全是文学意识，从早到晚生活在某种由文学形成的氛围之中，热闹无比。“这种热闹的喧扰是在我搬来大森不久开始的，在我离去后随即便无声无息了。”川端在《文学自叙传》中写道。
搬家到上野樱木町是1929年9月。樱木町是川端早在“一高”上学时，梦想居住的地方。那时“浅草的歌剧正红火绚丽”，少年的川端“对歌剧女演员不胜思慕”。家搬到上野之后，随即便是浅草之节了。川端“不分昼夜地手持笔记本在浅草漫步”。当年十二月十二日，川端的《浅草红团》开始在《东京朝日新闻》上连载，一时间“新闻媒介关于浅草的记事急剧增加，作家以及其他方面的知识人士观看歌剧像患了流行病似的狂热”。这给浅草的“富丽剧团”带来了红火辉煌的前景，也打破了川端长时间没有发表引起轰动的作品的局面。
镰仓是川端康成搬家的最后一站。川端接受林房雄的邀请，搬家到镰仓市净明寺宅间谷，从此一改“搬家名人”的形象，一住便是三十多年。虽然不再搬家，但是由于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也是为了逃避新闻媒介带来的喧嚣，川端康成频繁地出国。有时离开国外回国时，反而依依不舍，颇有“反认他乡作故乡”之意。
川端康成就是这样一个“搬家的名人”，永远在漂泊的旅途中，漂泊对于他来说是一种不断寻觅的生活方式。哪里有美，哪里就是他的家；哪里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哪里就是他的家；哪里能让他保持心灵的自由灵光，哪里就是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