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娜的隐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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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王妃戴安娜逝世十年的纪念，尽管有很多媒体报道，但似乎没有掀起更大的波澜。在全人类都处于因为信息爆炸而越来越健忘状态的今天，淡忘一个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沿着戴安娜这条线索，去观察杂志，从而看到社会和人群的变化。

既然人们容易健忘，就请允许我引用一些资料。话说1997年，戴安娜死后，美国一些主流的媒体都对狗仔队大加挞伐，认为他们玷污了摄影记者――也许是所有的记者――的声誉。这些主流杂志包括中国媒体人耳熟能详的《时代》、《新闻周刊》、《纽约客》、(此处删去50字)。

据Extra!Update 1997年10月份的报道，戴安娜死后，出版《新闻周刊》的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所有人曾对媒体发表评论说，狗仔队之所以卖命偷拍，是为了把照片卖给新闻媒体。她发誓：“绝大多数媒体是不可能给他们提供经费的，也不可能购买他们的照片”。

老板信誓旦旦之时，《新闻周刊》的编辑们正在编辑新一期杂志，里面将有两页关于戴安娜和她男友的照片。其中一幅照片拍摄于他们车祸致死的当天夜里，是透过车窗玻璃拍的。

《新闻周刊》无法拒绝地使用了狗仔队的照片，因为大家都在做戴安娜的报道，因为读者们都在等着看关于戴安娜的报道――戴安娜是销售率的保证。老板刚刚立了一个牌坊，这本杂志就用白纸黑字把它轰然推倒。

这是杂志编辑们的两难困境。读者们更喜欢这些绯闻，娱乐化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美国人民唯一喜好的方式，他们甚至根据候选人在电视里表演的好坏去投票――对此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去看看《娱乐致死》这本小书。编辑们能做的，就是既给读者们更喜欢的内容，又给编辑们想要给的内容。

1997年的时候，中国的杂志们还不是很兴旺，戴安娜式的选择困境似乎还没有出现在中国杂志编辑身上。《南风窗》仍沉浸在政论之乐之中，《三联生活周刊》还在为没有钱办杂志发愁，《中国新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此处删去100字)还没有在父母的议事日程之上。《新世纪周刊》虽然存在，但也绝不是今天的样子。

1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杂志已经堪称“兰叶春葳蕤”。与此同时，受众的急剧变化，也让杂志人立刻面临了深与浅、雅与俗等等戴安娜式的困境。

写文章总要有个光明的尾巴。在结束戴安娜与杂志这样的话题的时候，也应该如此。所幸，我们很多的杂志人都是有理想的，相信他们既能顺应读者的变化，也能激发和重塑新世纪中国公民应该具备的兴趣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