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空间到流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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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卡斯特的空间理论包括早期的城市空间理论和后期的流动空间理论。在城市空间理论中，空间被视为社会的物质性表达，城市作为一个空间片断，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它由劳动力再生产的集体消费过程所建构。在流动空间理论中，空间被视为是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支撑，在网络社会不断崛起之时，流动空间对地方空间的支配成为当代社会的主导性空间逻辑。从城市空间向流动空间转换意味着：分析视野从一元城市转向多元城市，研究方法从结构主义转向结构化，叙述逻辑从资本转向权力，理论立场则由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左派转向后现代主义的保守。

关键词：曼纽尔・卡斯特；城市空间；流动空间；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1； 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2?0143?06

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凸显了全球地理景观的显著变动，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阐述视野。空间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乃是近年来地理学、城市研究、建筑理论、网络社会等一些与空间相关的学科中一个热门话题。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作为当今横跨城市社会学与网络社会学的世界知名学者，在空间理论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他的空间思想大体上可划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60～70年代关于城市空间的研究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信息化和网络社会的流动空间研究。

一、卡斯特的城市空间理论

卡斯特最早是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介入对空间研究的。城市，从其表现形式来看，无疑是众多人口和各类活动在特定空间中的聚合体，因而是一种特殊的空间组织。因此，从空间角度切入对城市的研究，是一个极为合理的研究领域。卡斯特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在其成名作《城市问题》（1972年法文版，1977年英文版）一书中重新审视了主流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观念，并建构起自己独特的城市空间理论。

（一） 空间是社会的物质性表达，任何空间理论都只是一般社会理论的一部分

卡斯特从历史唯物论出发，认为：

空间是一种物质产物，与其他物质要素相联系――这些要素包括牵涉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人类本身，正是这些社会关系赋予空间（以及相互关联的其它要素）以形式、功能和社会意义。因此，空间不仅是社会结构布展的某种场面，而且是每个社会在其中被特定化的历史总体的具体表达。于是，就像为任何其它现实对象确立规律一样，这是一个需要确立能决定空间的存在和变化的结构性和共时性规律的问题，而且需要明确空间与某种历史现实的其它因素相结合的特殊性。[1]（115）

卡斯特在这里大致表达了三层意思：首先，空间是一种物质产物，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无可避免的要素，与人类活动的其它物质要素相比，空间本身并无任何特殊性和独立性，只是在与其他要素包括人发生关系时才显现出来，才有意义。因此，空间不是决定社会生活的自变量，本身却是一个需要解释的因变量。他肯定地指出：“难道空间没有反过去对所谓社会关系有效应吗？没有社会的空间决定吗？是有的。但不是作为‘空间’，而不如说是作为表现在特定空间形式中社会活动的特定效果。‘巨大’的空间不会决定某种生活方式：物理环境的不适是被社会条件所介入、运作及转化的。”[1]（442）因此，西美尔（Georg Simmel）和沃斯（Louis Wirth）所谓的人口在城市空间的聚集导致人际关系的异化是没有道理的，那不过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杰作而已。其次，空间不是人的自由天性的产物，而是为社会关系所建构，因而是社会运作和人类实践活动的表达。因此，空间不能被想象为一张白纸，“除了过去几代人留下的痕迹之外，各种团体和各种机构的活动不受任何障碍地刻划其上，这等于将大自然完全看作完全由文化所塑造”[1]（115），这是一种自由意志论的错误观点。最后，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并没有所谓的抽象空间，空间总是具体的，因而也没有所谓的特殊的空间理论，“任何一种空间理论都是一般社会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便是一种隐性的组成部分。”[1]（115）因此，卡斯特反对列斐伏尔把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去建构具有独立形态的空间理论。

（二） 特定的社会空间是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者的结构性矩阵构造出来的

卡斯特认为：

任何具体的社会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形式（例如空间），可以依照不同生产方式的历史连结来理解。生产方式，我指得并不是生产活动的类型，而是指社会结构的基本实体（fundamental instances）组合起来的特殊矩阵：本质上指的是经济的（the economic）、政治的（the pol itico-institutional）、意识形态的（the ideological）实体。经济实体（economic instances），也就是工人利用一定的生产资料改变自然（劳动对象）以生产社会必需的各种物品的方式，正是它最终决定着该矩阵的特殊形式，也就是生产方式的规律。结构的不同系统和要素之间的组合和变化由社会实践的介入引起，也就是由人们的活动引起，而这些活动则由它们在既定结构中的特殊位置决定。[1]（125）

卡斯特这里所说的生产方式显然不完全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指得是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而卡斯特则将其膨胀为包括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在内的整体结构，即EPI的社会框架，这不过是阿尔都塞式的社会结构。EPI框架内每个实体都是由一些相互作用的基本要素构成，每个要素都有各自的空间指涉，全部要素以特殊的方式连结起来的结构矩阵就构造出作为整体的社会空间。具体来说，经济系统由生产和消费以及它们派生出来的交换构成。生产要素是指各类产品和信息的生产活动的总和，它通过生产资料在空间中的配置而表达出来，例如工业的布局以及企业办公地点的选择等，这种效果的实现有赖于生产资料再生产的社会过程。消费要素是指以社会、集体或个人的方式取用产品的各种活动的总和，它通过劳动力在空间中的日常活动而表达，其实现的总体效果来自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这种再生产可以是简单的（如住房、最起码的便利设施等），也可以是扩大的（如社会文化环境等）。交换要素指的是来自生产与消费内部以及二者之间进行交换的活动总和，它主要通过交通和商业而在空间中表达。卡斯特把政治实体重新定义为“行政”，是对生产、消费、交换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调控的整个过程，它通过政治制度和组织与空间的结合而表达，例如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等等。[1]（125?127）意识形态则被定义为由符号要素构成的象征系统，它用符号网络组织空间，符号的能指由空间形式组成，它的所指由意识形态的内容构成。意识形态实体的空间效果就是经由这些符号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建构起来的。[1]（216）这样，卡斯特就建构起了一个由生产、消费、交换、行政和象征五个要素结构起来并在空间中加以表达的阿尔都塞―卡斯特的空间结构模型。当然，这种建构并不是随意组织的，而是由某一居支配性地位的要素以特定的方式连接其它要素呈现出来，空间并不外在于它的要素，而就在于构成它的要素之中，是全部要素以非平衡的方式组织起来所呈现出的特定效果。

（三） 城市作为一个空间片断，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它由劳动力再生产的集体消费过程所建构

卡斯特肯定了以往从空间视角研究城市的做法，认为“把城市看作是社会在空间中的投射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出发点和最基本不过的方法”[1]（115）。当然，他极力反对脱离社会关系抽象地谈论空间，而主要强调社会的结构性逻辑对空间的制约。在城市理论中，他也不是一般地谈论城市化，而主要研究空间形态的社会生产过程。在他看来，城市空间既不是像芝加哥学派认为的那样，即把城市空间看成是不同种类的个体（个人和群体）在争夺生存资源的自由竞争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呈同心圆模式分布的自然社区，也不是像列斐伏尔认为的那样，即把城市空间看成是一个人类特有的创新能力自由发挥的诗意栖居的构成性中心。卡斯特通过对城市化的历史过程的细致考察后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城市主要是一种经济的存在，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存在，而经济存在主要由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两个要素组成，但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生产资料已不再像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那样集中于城市，而是通过发达的交通和通讯在不同的地区间组织起来，因此生产在城市系统的支配性地位不断削弱，而劳动力则由于普遍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集中而越来越依赖于城市的供给，劳动力遂成为城市结构系统的主导性要素，也是建构空间的支配性要素。于是，“城市空间就成为由劳动力所定义的小块空间，即由劳动市场及其相关的日常生活所限定的区域”[1]（236）。劳动力是资本积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它的再生产取决于生活资料消费的规模和水平。卡斯特发现，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消费的形式和性质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具体来说，我们正目睹着这一事实，即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实现条件越来越集体化（collectivization），因为它所必需的各种生产和活动在技术与社会之间相互渗透，而且生产资料的集中及其管理使消费资料也卷入了类似的集中。”[1]（431）也就是说，除了劳动者用工资直接购买生活资料的个人消费这种传统的消费形式之外，集体消费方式，――“即就消费过程的性质和规模而言，其组织和管理只能是集体供给的消费：例如住房、社会公共设施、娱乐休闲服务等等”[2]（125）――在城市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因为这些集体消费品的生产周期长，私人资本无利可图而不愿意承担，但它们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却非常重要，因而最后只能由国家出面承担。国家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恰恰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城市自然也就成为集体消费最有效和最方便的空间组织形式，而国家在何时、何地以及以何种方式和在多大程度上介入集体消费过程，则极大地影响着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化。当政府在资本和工人的共同要求下大力投资集体消费品的生产时，城市空间就会扩张，当政府的这种持续投资出现财政危机时，政府就会缩减集体消费供给方面的开支，这时城市空间便会萎缩。

二、卡斯特的流动空间理论

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已经由法国迁居到美国定居的卡斯特目睹了以硅谷为代表的全球信息技术革命和高科技产业的巨大勃兴，在这个过程中，城市边界已模糊不清，由信息网络构成的技术空间极大地改变着原有的城市空间。卡斯特在1989年出版的《信息化城市》以及1996―1998年出版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等著作中集中阐述了他的流动空间理论。

（一） 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重组之间的深度契合建构了新的社会形态

在卡斯特看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差不多同时兴起了两大社会潮流。一是以信息处理和沟通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它引导与塑造了信息化发展方式。这一方式有别于以标准化生产和集中化管理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发展方式，它是一种以信息处理为核心、以弹性网络为组织基础、以效能整合为基本功能、以技术服务为主要形态的新型技术应用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整个社会生产和管理都呈现出高度的灵活性。与此差不多同时进行的第二大社会潮流是以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规模重组。二战后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将近30年持续繁荣的资本主义增长的凯恩斯模型在70年代开始受到其内部限制的沉重打击，主要表现就是难以遏制的滞胀危机。因此，从80年代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组和再结构过程，这个过程致力于解除管制、私有化并解除使先前增长模型得以稳固不动的劳资间的社会契约。卡斯特认为，这两大潮流具有深度的契合关系，信息化所创造的网络技术使生产中由社会和空间决定的关系被转化为信息流，为新的灵活的生产与管理体系的相互联系提供了组织基 础[3]（34），而技术革命本身的发展和展现，则为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和利益所塑造。信息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一个技术经济的重组过程中历史性地融合在了一起，新的社会形式和新的空间变化从这个历史性的融合中产生了。[3]（35）

（二） 流动空间是当代网络社会新的空间形式

卡斯特通过对信息化发展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当代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构建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的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也就是说网络社会正在崛起。[4]（569）网络社会是一个高度动态、全面开放和无限扩展的社会系统，它把资本、管理与信息通过各种节点以即时网络的形式功能性地连接，而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模式，它使经济行为全球化，组织形式网络化、工作方式灵活化、职业结构两极化、文化生活碎片化。网络社会的崛起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而且也实质性地改变了作为社会表达的空间形式，所以卡斯特不无自信地表示：“既然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一种结构性的转化，那么，认定有新的空间形式与过程正在浮现，应该是个合理的假设。”[4]（504）因为网络社会是“环绕着各种流动――例如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影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而构建起来的”，易言之，流动是网络社会的主导性活动，因而支撑这种流动的空间形式也应该是流动的，即“流动空间”。卡斯特把流动空间定义为“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而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则指得是“空间把在同一时间里并存的实践聚拢起来”，[4]（505）这种聚拢在传统上依靠的是物理上的临近，即在场的同时性，而在网络社会则主要依靠的是网络的远距沟通，即缺场的同时性，这里的场就是空间。按照卡斯特的理解，流动空间作为网络社会特有的空间形式，由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一是电子通信网络，二是各种指导性节点、生产基地或交换中心，三是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而非阶级）的空间组织。电子通信网络（包括高速运输系统）是流动空间的物质技术基础，而全球化的城市则是流动空间的主要节点和核心，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和整个全球网络链接，并且按照它们在生产财富、处理信息以及制造权力等方面承担的不同功能而构成一个复杂的世界城市等级体系，而这些功能的操纵者就是由占据社会领导位置的技术官僚-金融-管理精英组成的精英阶层，一方面，这些精英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社会，构成了象征隔绝的社区，躲藏在地产价格的物质障碍之后；另一方面，他们力图营造一种寰宇主义的生活方式与空间形式的设计，如机场贵宾室、会员制的高级会所、远离城市喧嚣的独栋别墅等等，以此统合全世界精英的象征环境，超越每个地域的历史特殊 性。[4]（510?511）总的来说，卡斯特的流动空间是一个以电子网络为基础，以特定城市为终端，以社会精英为主导的空间形式，它既没有清晰的中心与边缘，也没有固定的边界和形状，是一个随着节点的变化时而扩张时而收缩，一旦停止流动就无法存在的拓扑空间。

（三） 流动空间对地方空间的支配是当代社会的主导性空间逻辑

卡斯特认为，当代社会除了流动空间之外，还存在着地方空间。地方空间是一个“形式、功能与意义都自我包容于物理临近性之界线内的地域（locale）”[4]（518），是我们经验感知的，迄今为止仍然是绝大多人日常生活的、具有身份认同的空间形式。卡斯特承认，流动空间虽然奠基于电子网络，但并非完全脱离于地方，而是以特定的地方作为它的节点和核心，从而和地方相连。同样，流动空间也并未渗透到人类经验的全部领域，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人，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传统社会，都还生活在地方里，其感知到的空间也还是以地方为基础的空间。但问题是，“由于我们社会的功能和权力是在流动空间里组织的，其逻辑的结构性支配根本地改变了地方的意义与动态”[4]（524）。这是因为，在网络的拓扑空间中，没有任何地方是自在自存的，位置从而位置的意义总是由网络中的流动交换所界定，位于同一网络中的两点（或社会位置）之间的距离（或互动强度与频率）要比不属于同一网络的两点之间更短（或更强烈或频繁），而且在既定的网络中，任何两点之间等距（实际上等于零距离）。易言之，社会中既定的点或位置之间的距离总是在零与无穷大之间变化，若属于同一网络则零距离，若外在于网络则无穷大。这种以光速运行的信息技术所界定的网络之包含―排斥的支配逻辑大大强化了资本的统治逻辑，资本借助以信息技术为物质支撑的金融网络四处流动，跨越不同部门与活动领域，既联合又统合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特定中心，在全球层次上整合了资本家的利益，使其不断朝向金融资本的后设网络聚合。与此同时，生产活动却越来越分散于形式多变的拓扑地形中，这也就意味着劳工在操作层面的瓦解，组织上的片断化，集体行动的区隔化，即由一个集中的实体变为差别极大的个体存在。更进一步来说，原有的有形边界城市逐渐消失，城乡的界线已模糊不可辨认，上百万的人口生活在一个无核心的都会区域中，完全依赖交通和传播手段和世界上其他与自己性质相近的地区保持联系，而彼此之间却少有来往，呈现原子化的生存状态。人民、地域与活动虽未消失，但它们的结构性意义已不存在，流动空间虽未完全取代地方空间，但却越来越成为统治性的空间。

三、卡斯特从城市空间向流动空间的

分析理路转换

总体而言，卡斯特是把空间作为一个物质产物来看待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卡斯特偏向于以物质面来掌握空间，认为空间是社会的基本物质向度。”[5]在城市空间理论中，空间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物质性表达，在流动空间理论中，空间是当代网络社会支配性社会实践的物质性支撑，二者强调的都是空间作为社会整体的物质性维度和存在基础。当然，在总体上从物质的角度把握空间的同时，卡斯特的空间分析理路实际上发生了重大的转换。

（一） 分析视野从一元城市转向多元城市

空间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在具体研究时总要通过经验性的实例详释，而城市就是一个最典型的空间实例。在卡斯特的全部理论中，城市一直都是他重点关注的对象，在60～70年代，卡斯特作为新城市社会学的旗手，彻底批判了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正统社会学，面对西方主要国家大城市中严重的危机，他主要从城市内部的微观系统出发，把城市界定为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单位，并以集体消费理论具体地分析了法国的巴黎和敦刻尔克、英国伦敦、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以及美国、西班牙和智利等其他国家部分城市的一些城市问题，所分析的基本上是单一城市，进行的都是个案式研究，并没有明显的全球视野，因而关注的主要是内部空间。到了70～80年代，随着新技术革命引导的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以及70年代后西方理论版图中普遍兴起的“依附理论”“不平等交换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世界城市理论”“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等全球化理论的影响，卡斯特抛弃了先前较为狭窄的内部空间视野，关注的对象已不限于单一城市，而是扩展到多核心巨型城市区域、大都市带和世界城市体系、全球城市网络，无论是作为地方空间的地域实体，还是作为流动空间的网络节点和核心，其理论承载和依托的对象都已是全球视野中的多元城市体系，而不再是相对封闭而孤立的静态城市了。

（二） 研究方法从结构主义转向结构化

卡斯特在《城市问题》一书中，把空间看作是社会的物质性表达，而把社会界定为一个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系统构成的复杂结构，进而把城市空间定义为社会结构的具体表现，并且把城市问题的本质归结为城市的结构性矛盾（消费的社会化与消费供给为私人控制之间的矛盾），与人的活动无关。在他看来，作为行动者的人只是在“特殊社会条件下创造他们的历史”，但他们“不是通过自身而是通过其传递的要素而存在。因此，必须以一种特殊方式，即从他们在社会结构的其它实体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与城市系统的特殊结合关系出发来界定他们”。[1]（262）也就是说，这些行动者不能被看作是主体（subject），而只能作为由社会系统的结构性要素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所规定的地点或位置的支撑者或人。卡斯特强调结构而不是实践，强调位置而不是行动者，强调空间的社会构造而不是主体的创造和选择，这是典型的结构主义方法。卡斯特后来很快修正了他的结构主义观点，在1975年为《城市问题》英文版所写的后记中年承认在早期的城市研究中过于依赖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是不适当的，因为“自理论工作的现阶段来看，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定义元素及形式化其结构，而是确定在所谓的‘城市’矛盾及实践中作用的历史法则。在此时，尝试达到结构的形式化的层次是贸然的，因为是历史法则决定其结构的形式而非颠倒过来”[1]（438）。80年代以来，卡斯特日趋重视经验方法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在城市研究和空间理论中一改先前结构至上的片面做法，认定空间不是社会结构的被动显现，明确提出“空间形式乃是由人类行动所生产，并且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表现且执行了支配阶级的利益”，并格外强调人类行动者对空间的改造能力，认为城市社会运动会不断挑战并改变空间结构的意义。[6]在流动空间理论中，卡斯特一方面强调了结构空间的动态过程，认为：“空间的形式与过程是由整体社会结构的动态所塑造，这其中包括了依据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享有其利益的社会行动者之间，相互冲突的价值与策略所导致的矛盾趋势。再者，通过作用于承继先前社会-空间结构的营造环境，社会过程也影响了空间。”[4]（504）另一方面也强调了社会行动者结构空间的重要作用，指出：“流动空间不是我们社会中惟一的空间逻辑。然而，流动空间依然是支配性的空间逻辑，因为它是我们社会里支配性的利益-功能的空间逻辑。但是，这种支配不是纯粹结构性的，它由社会行动者所发动、构想、决定与执行。”[4]（509）说明了流动空间本身是由占有社会领导位置的技术官僚-金融-管理精英所建构、管理和支配，他们利用网络所特有的包含-排斥的力量，一方面使资本集中与全球化并营造了国际精英的流动性空间，另一方面则使人民大众被分割在相互隔绝的地方空间，造成流动空间对地方空间的统治。这些论述清楚地标明了卡斯特从重视结构到对结构与行动者并重的方法论上的重大转变，“事实上，这些改变社会地与历史地标明了一个由60年代到80年代，一个由大陆法国到英国的知识旅程。”[7]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60～70年代，卡斯特主要在法国完成学术训练并进行研究工作，而当时的法国正是结构主义的黄金时代，卡斯特自然受到结构主义的深刻影响。随着他在1979年转往美国发展并在那里定居，此后的研究工作更多地受到了与大陆法国传统不同的英美实证分析方法的影响，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对他影响很大，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的参考文献中就列有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理论的主要著作。[4]（599）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反思了结构主义抬高结构贬低行动的硬伤，提出了结构和行动在处于时空之内的社会实践中互相依持的辩证观点，激发了卡斯特对结构与行动关系的重新审视。当然，卡斯特的这种转变也和结构主义内部的嬗变有关，即结构主义日益转向后结构主义甚至解构主义。

（三） 叙述逻辑从资本转向权力

卡斯特在城市空间理论中把城市空间定义为集体消费的空间单位，而集体消费为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从而也为资本积累所必需，但投资集体消费本身对私人资本却无利可图，最后政府只能以总资本家的身份从资本积累的长远利益出发承担起提供集体消费品的职责，但政府对集体消费的介入需要大量的财政开支，这又加重了私人资本的税额负担，私人资本必然抵制。因此，政府总是摇摆于劳资双方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从而实际地决定着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过程，这显然遵循的是资本积累的叙事逻辑，主要着眼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流动空间理论中，尽管卡斯特仍然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信息化发展模式之间的互动，但从其论述中不难看出，卡斯特实际上更加强调是信息技术革命对于资本主义重组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技术精英对整个社会的支配性权力。相对于城市空间的实体性而言，流动空间更多的是一个虚拟性空间，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社会生产关系不再是一种实际的存在，资本进入了单纯循环的多维空间从而在事实上依赖于全球网络的电子回路，拥有血肉之躯的资本家及其群体为无面目的技术后设网络所代替，新的专业管理阶层将城市、乡村和世界之间的相互联系的专用空间殖民化了，人民被分割，信息被控制，地方失去了意义，民主政体也变得软弱无力，能量流动孕育了流动的能量，权力的流动造就了流动的权力，主宰无处不在而又无处觅其踪迹。因此，流动空间的叙述逻辑是一种权力逻辑，主要着眼于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四） 理论立场从马克思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

空间问题的凸起本身就是20世纪后半叶后现代转向的标志之一，而卡斯特从城市空间向流动空间的转换清晰地再现了这一思想轨迹。在城市空间理论中，卡斯特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出发，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重新定义了城市，把消费问题视为发达资本主义城市的核心问题，认为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固有矛盾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城市消费领域进一步激化，即“消费过程日益增长的集体性和相互依赖性与消费过程的私人资本利益控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 盾”。[8]这一矛盾的发展促使国家以总资本家的身份承担集体消费供应的职能，而国家对集体消费的介入本质上是服从于私人资本的利益的，在财政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必然削减集体消费方面的开支，降低集体消费的规模和水平，从而引发广大城市居民的强烈抗议。由于集体消费和劳动力再生产密切相关，围绕集体消费而展开的城市社会运动就有可能与工人运动的组织相结合，从而重新开辟革命的道路。由此不难看出，在城市空间理论中，卡斯特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注重从生产方式和社会阶级关系出发分析空间问题，从维护下层劳动阶级的利益出发对资本主义的现实进行了激烈批判，提出了颠覆资本主义的政治策略，并强调要把理论批判与政治实践相结合，认为“不存在解决（或替代）导致城市问题的根本矛盾的纯粹的理论上的可能性；这种替代只能来自社会实践，也就是说来自政治实践”[1]（6）。然而，卡斯特所期望的政治革命始终没有出现，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已借助80年代以来的新技术革命实现了全面重组，城市社会运动变得支离破碎，城市危机似乎已经过去，而技术统治的强大逻辑却在不断消解地域的意义，流动空间以支配性的逻辑宰制着地方空间，革命已无可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地方的自救和生存，这就需要建立有自主性的政府，保存地域的文化认同并利用地域的特殊性质整合进新的信息经济，以免被抛离于世界潮流之外。在他的影响巨大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的总结论中，他明确地说，“我决定放弃对我们世界的病症的治疗”，因为“不再有后设政治学，不再有哲学王，也不再有知识分子的自命如此。最根本的政治解放是人们从不加批评的坚持与固执中解放他们自己，……在20世纪，哲学家已经试过去改变世界。在21世纪，这是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的时候”。[9]至此，用精神性的文化认同取代以工人运动为基础的政治革命，以个人救赎取代阶级斗争，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解释世界取代实际地改变世界，表明卡斯特已完全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最终站到了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多元、碎片、差异、怎么都行的保守行列里去了。

参考文献：

[1] Manuel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M]. London： Edward Arnold Ltd， 1977.

[2] Manuel Castells. Theory And Ideology In Urban Sociology [A]//Chris Pickvance. Urban Sociology： Critical Essays. London&New York：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6.

[3] 曼纽尔・卡斯泰尔. 信息化城市[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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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志弘. 流动、空间与社会[M]. 台湾： 田园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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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anuel Castells. City， Class and Power [M]. London and Basingtoke： Macmillan， 1977： 18.

[9] 曼纽尔・卡斯特. 千年终结[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428?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