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保姆变身“同床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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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保姆是一种循规蹈矩的正当工作，是一种凭辛勤劳动获取报酬的职业，它不但为城市居民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且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再就业难题。尽管这个职业也曾闹出过一些绯闻，但多是保姆与主人之间，或日久生情，或各取所需，才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没想到这种难以启齿的事，如今竟然在陕西由暗处走向了明处。在陕西劳务市场出现的“同床保姆”，除了干一些正常的家务外，还可以与男主人“同床”。她们大多来自农村，年龄基本上都在35岁以上，由于最高月薪达2000余元，好多农村妇女都愿意当“同床保姆”。

“同床保姆”有悖民风

有人说，“同床保姆”实际上就是一个长期包养的情人，长期“包养”犹如年轻人“试婚”，有悖于民风；也有人认为“同床保姆”与雇主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属于道德层面上的问题，不宜上纲上线。然而这种双方为满足肉体和物质需要的“同床”之举，已远远脱离了家政服务的范围。尽管披着一件漂亮的“马甲”，但依然没有脱俗，是一种裸的肉体交易，既扰乱了家政保姆市场，败坏了家政保姆的形象，又践踏了社会公德，违背了社会着力倡导的文明新风，同时构成了非法同居罪，给社会和家庭增添不稳定不和谐因素。

“同床保姆”属违法行为

“同床保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属于道德层面上的问题，社会应该抨击这种不良行为。

从民法的角度来看，“同床保姆”应被确认为是一种违法行为。最基本的理由就是这种“同床保姆”明显违反了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公序良俗的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我国《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凡是违公德、有害公序良俗的民事行为，都应当确认为是无效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同床保姆”这种行为显然已经超出了社会公共道德的界限，为公序良俗所不容，应属于违反民事法律基本原则的无效行为。

如果雇主在寻找保姆时就有同床的要求，中介也知道这种要求，保姆在寻找工作时也有这样的服务内容，三方有共同的需求，并因此提供比一般保姆高的工资，那么其中高出的这部分工资就是违法所得。我国的《刑法》、《治安处罚条例》及《关于严禁的决定》都明确规定禁止，保姆和主人的行为就符合了的特征，中介机构就符合了介绍甚至是组织的行为，他们的行为都构成了犯罪，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

“同床保姆”折射出的社会问题

“同床保姆”乍看是三方受益的“好事”，其一是独居老人受益，因为他解决了性苦闷的问题；其二是解决了保姆工资低的问题。因为她可以每月比普通保姆多拿一千五六百元。 其三是解决了儿女的继承权和财产分割问题，不必因为老人再婚的财产分割，再操一份闲心。然而这三方受益的“好事”，却不断引发争议，这又说明什么呢？

首先,这体现了行业管理上的不足。行业管理首先是政府的职责，政府应当对保姆行业进行必要的引导和监管，使其规范化。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任何一个行业都应当有一个自律组织即行业协会，行业协会的管理应当在行业管理中起到主导作用。

其次, 这种现象也折射出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老年人再婚及婚姻问题、性的价值观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势必会冲击目前的社会道德价值观。由于老年人再婚受到子女的阻挠，自身的保护意识较强，导致老年人很难再婚。

我国已进入了老龄化阶段，年轻人在工作、家庭上投入太多精力，不得不相对冷淡老人，而政府只在物质上对养老问题有所保障，却忽略了老人的情感等细节问题。老年婚姻应该成为一项工程，如开办老年人婚姻介绍所等，并且要在《婚姻法》的范围之内，出台一些老年人婚姻的规章制度，实行婚前财产公证等，解决财产分配问题，让子女无忧，让老人幸福，让“同床保姆”没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