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之病:一个永恒的话题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谁之病:一个永恒的话题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最近,北京人艺复排了话剧《鸟人》。这部剧无论放在初演时的16年前,还是现在,都是一出雄心勃勃的戏。
《鸟人》是编剧过士行的“闲人三部曲”之一,故事围绕一帮京城养鸟人展开:京剧名角儿三爷酷爱养鸟,以此寄托京戏后继无人的悲凉之感;天津卫,一个嗓子没什么“本钱”却继承三爷衣钵的混混,在与一帮“鸟人”的接触中也爱上了养鸟;在火葬场工作的老工人,一生爱鸟如命,最终因为爱鸟“脏了口”愤而摔死了鸟也气死了自己;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心理医生,硬说遛鸟的人有病,办了一个“鸟人康复中心”免费为“鸟人”治疗,由此引发了种种荒诞故事。
在荒诞的戏剧框架里,雕刻有真实生活的肌理;在机智幽默的人物对话里,弥散着现代意识的解剖与透视;在民间和传统艺术的借用中,杂糅着对话剧这一舶来艺术形式心有不甘的改造与颠覆的痕迹。尽管三幕戏依然可以明显看出老舍《茶馆》的影子,但它不再是叙述年代、勾勒人物,而是演绎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和观念――从写实转向写意,乃至带有些许哲理的抽象了。
《鸟人》最惹人注目的地方是它触及了一个宏大而深刻的主题:我们有没有病?到底谁有病?
剧中,“海龟”――心理医师丁保罗认定“鸟人”们有病,而以三爷为首的“鸟人”们,虽然生存背景和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却一致认为“海龟”丁保罗才有病,而且是不堪入目的窥淫病。于是,才有了最后包龙图粉墨登场堂审丁保罗的一场戏,以极具娱乐性的演出,成就了全剧的高潮。
尽管这场重头戏处理得有些漫画化,却生动地描摹出大众与知识分子、草根与精英、中国与西方、“鸟人”与“海龟”的隔膜,矛盾乃至对立,以荒诞的形式,触及了现实生活中某些真实的部分。在审判中,包龙图、三爷以至全体“鸟人”,看似以大国心态棒打并战胜了“海龟”丁保罗,但最终他们也只是反驳“你丁保罗说我们有病,你也有病”,并没有认为丁的指责是错的。
这一点,倒是让我想起上世纪40年代朱光潜先生《谈修养》中的一篇文章。当时,罗素写了《中国问题》,批评我们民族性格的三个弱点:贪污、怯弱和残忍。朱先生看后心里不舒服,说“你们西方人究竟好得几多呢”?这和剧中“鸟人”的反驳有异曲同工之处:朱先生到最后也没有讳疾忌医地说罗素指出我们的弱点是不对的。
我们到底有没有“病”,是一则现当代命题。在粉碎“”之后的上世纪70、80年代,在我们的文学和文艺创作中,不少作品将这一命题重新提起,因为在新时期里,这个不可回避而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冲撞在敏感的文化人的心中:为什么让民族走向了崩溃的边缘?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如何才能复兴和崛起?这和五四新文化时期面临的问题几乎如出一辙:我们的民族为什么如此落后,怎样才能使得中华巨龙腾飞?近一个世纪以来,几乎同样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始终困扰在人们心头,几乎成了中国人心头的一个结。可见,两代文化人的思考殊路同归,《鸟人》从当下回到了初始的起点。
这个初始的起点,即在“五四”时期,就被西方思想内化了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一再提出而诘问社会,鲁迅是其代表之一。鲁迅就是看到了史密斯的著作《中国人的气质》,从西方思想界借来了武器,进行民族批判和自省的。鲁迅认同史密斯所分析的关于中国人残忍、好面子等性格,从而写出一批犀利的文章解剖国民的劣根性,成为那时最富斗争性和思想性的文字。进入新时期以来,我们一再回到鲁迅先生的起点,重拾鲁迅给予我们的批判性思想武器,企图寻找疗治中国民族性格疾病的药方。
《鸟人》的再次演绎,将这一关于国民性的思考延续到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国家地位得到极大提升的今天。收场时鸟人们痛快淋漓地棒打丁保罗,通过夸张和荒诞的戏剧形式,以膨胀的大国心态作为高潮――棒打丁保罗解气是解气了,而实际并没有反驳海龟所指出的“病”的问题,“再有病,也不能由你海龟说”,也许这正是鸟人们的潜台词,也是鸟人和海龟戏剧冲突的内在逻辑。其实,说到底,这还是史密斯说的中国人的“面子”问题,还是鲁迅先生说的“瞒和骗”的问题。
想一想,鲁迅先生也是一个海龟呢。这样一来,丁保罗这个人物的设置就非常有意思,他可以说是一个符号,植根于历史,游走于现实,他和鸟人们关于有病和治病的问题而引发的冲突,便不仅仅是戏剧冲突,而具有深刻的反讽意义:有些东西真的成了我们的痛和痒,我们自己够不着那个痛处和痒处,又不让别人帮我们挠或搽一下药。
丁保罗淡出之后,久久没有观众敢于鼓掌,都以为剧还没有结束。也许,这正是编导者希望得到的效果。这时,从后场到前场迤逦走进一列跳秧歌的大妈,锣鼓点突然停下,全场一片静寂――导演这样的精心安排,可以说是把进一步的思考留给观众;也可能是对于这样一个宏大而深刻的主题的思考与把握,我们还显得有点力不从心,或者说有点避重就轻,于是,只好借花献佛给了跳秧歌的大妈们。
事隔16年之后,人们重看《鸟人》,却有了新的甚至更大的兴趣,似乎比16年前反响还要强烈。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思索的现象。人们到底在这样一部几乎没有任何变动的话剧里看到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并不是什么话剧都能够有这样反差强烈的对比,而又难得留给我们如此玩味的空间的。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的商业社会初期后,人心随风转,商业因素对心灵的侵蚀和对思想的稀释显而易见。一部分文化人开始转型,一部分作品开始转向,关于国民性的严肃乃至沉重的问题,渐渐被商业性和娱乐性所置换,颇有些宅第换新主,衣冠异昔时的样子。虽不触目惊心,却有点儿沧桑沉沦的感觉。因此,《鸟人》初演时,观众看不大懂,甚至以为是相声一般的闹剧,也就不难理解。人们关心的话题已经如T型台上迅速变换的时装,变得热闹和搞笑,而把像石头一样沉甸甸砸在我们心头的思考化解,甚至将其融化为一摊稀泥。
我们的话剧舞台上,这些年来出现的状况,要么过于近,浅表层、近距离描摹生活的很多;要么过于远,重排经典老戏的很多,真正富有思想性的现代戏并不多。
《鸟人》是一部有思想的戏,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永恒的话题。“谁有病,有什么病”,贯穿着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和民众的心灵,也贯穿在知识分子的思考与命运之中,一直到现在还缠绕在我们的心里,挥之不去。
(作者系北京作家、《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