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袁世凯对天津公共环境卫生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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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世纪头两年八国联军临时政府对天津的殖民统治之后，1902年8月15日，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清政府接收了天津城市的管理权。袁世凯接管天津以后，根据与八国联军临时政府都统衙门的约定，许多通行的制度章程、机构以及一些惯常做法被保留下来，包括在城市公共环境卫生管理方面的一些制度措施和机构设置。这种做法使先进的西方文明在天津得以嫁接和延续，也缩短了天津自身近代化的进程。

一、城市公共环境卫生管理机构的延续

袁世凯接管天津以后，城市的公共环境卫生管理主要由卫生局官员及相关人员负责，巡警局协助卫生局的卫生巡捕和工程局有关人员，监督城市街道的清扫、沟渠的疏浚、公厕粪厂的设置、随地便溺和倾倒垃圾行为、饮食物的检验等公共环境卫生管理，加强了警察对公共环境卫生的监督权和管理权（《天津南北段四乡海河工程捐务探访各局现行规则》之第二编巡警服务规则）。

卫生局承袭原都统衙门时期卫生局的设置，而且原卫生局的职员也被延聘，法国军医、都统衙门时期的卫生局长梅尼（G. Mesny）被聘为顾问，卫生局医生由北洋医学堂的毕业生充任。卫生总局下辖三个卫生分局，并设有四处传染病患者收容所。翻阅甘厚慈编纂的《北洋公牍类纂》，我们发现，卫生局的宗旨是“清洁道路，养育穷黎，施治病症，防检疫疠”。后来， 卫生局又设立扫除科。这些与都统衙门时期的公共环境卫生管理机构大同小异，显然是受到了都统衙门的影响。

二、街道清洁及日常维护

在《天津卫生总局现行章程》中的“清洁办法”规定，居民每日须将自家门前并自家院落清扫干净，潮湿之处应洒白灰，厕所马桶要刷灰水消毒。不能在院内堆积垃圾，只能将垃圾倾倒在官方设立木牌的地方，倾倒时间冬季在早上8 点以前、晚上4 点以后， 夏季在早上7 点以前、晚上5 点以后。若在墙角巷隅发现秽物粪便，则惟附近居民是问。除了通衢大道以外，各小街僻巷、各处路口、贮水池、河沿等处不许大小便、倒便桶及倾倒灰渣秽物，违者拘罚。《扫除科章程》规定，将天津城厢分为8段，每段由育黎堂的贫民负责清扫，共320名，并设置卫生巡捕120名监督城市环境卫生，各段共派大小车辆30辆，大车负责装运通衢大道和住户倾倒到指定地点的秽土，小车负责收集运送小巷中的遗秽。对于夜晚或在小巷中泼水或遗留粪秽者由巡警与卫生巡捕稽查，严行禁止。为防止道路尘土飞扬，除了冬季结冰季节，每日洒水两次，由工程局负责。此外，还对道路两侧进行了绿化，主要干道两侧全部种上了树木，并对之经常进行维护。巡警对树木有保护的责任，若有洋车筐担靠近树木，或有人在树干上拴系骡马，或有小孩攀折树木，或有在树旁倾倒秽水者，巡警必须制止。这些具体而微的规定，规范了人们的日常行为，对数千年来不知“卫生”为何物的国人无疑具有很大的触动。

三、官厕粪厂的管理与粪便的处理

鉴于以前中国没有公共厕所，承续都统衙门的做法，官府继续在城厢内外适合的地方修建公厕，使行人有地方便溺，不至随处污秽。“官厕办法”规定：厕所以砖墙围挡，以铅顶作盖，厕所内尿沟、粪坑均以水泥修造。官厕租给粪户，酌量收租，所出之粪归租户售卖，所收租金用于起盖新的官厕及维修。各租户要随时打扫厕所，每日早晚无人之时要用净水将厕所沟渠冲洗干净，由卫生局派人铺洒药灰，固体物要每日及时运到土墙以外的粪厂，不得在厕所外随意晾晒，运粪车辆要加盖，以免熏蒸。粪厂应距民宅2里之外。公厕对城市而言，是一个崭新的事物，经过都统衙门两年的强制推行，已卓见成效，到袁世凯统治时期，继续实施有效的管理，监督人们的日常出恭行为，对于流动人口日增、商业日益繁荣的城市来说，无疑是城市近代化的重要一步。

四、对工商业经营中的污染防治

工商业的繁荣，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给城市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一些不便。传统时期，工商业经营中产生的臭气污染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随着“公共卫生”观念的浸润，尤其是专职的卫生管理部门的出现，工商业经营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从天津商会档案资料中，我们发现，在1906年初，天津颜料行永信号、义盛和等因为“熬煮桐油，气味熏蒸，与卫生无益”，被卫生总局责令移往远离城里人口聚集的围墙以外，选择一处荒僻无人之处，共建熬油厂一所。首先，众颜料行提出了夜间熬煮的方案，被卫生总局否决，卫生总局认为，熬油产生的气味，最易导致肺部疾病，“无论何时，均碍卫生”，并指明“本局责在卫生，则凡有碍卫生者，尤不得不悉力祛除”。几经交涉，颜料行又提出，在熬油处所起盖罩棚，安设数丈高的烟筒，使油烟放至空中，随风飘散。此议又被卫生总局否决，卫生总局认为，安设烟筒以后，油气在空中旋绕，最后还会落到地面。而城厢内外，人烟稠密，炭气最多，空气已觉不足，此种炭气无上升之理，又哪能随风飘散呢？而且若由烟筒放至空中，再由空中转而下垂，则流散之处愈广，殊与卫生有碍。并进而论证移往围墙以外的好处：“该处宽敞，空气尚多，虽有炭气，而空气足以抵之，是以人不觉其病。”资料虽然没有显示事情的结局，但看情形，应该是众颜料行妥协了。更有甚者，在同一时期，设在三义庙前经营熬猪皮膏生意的起泰号因为夜间熬炼猪皮，被卫生总局查获，将铺伙任少春带走，本欲枷号十日，游街示众，后由商会说合，改为杖八十，照章罚金。此类事件在这一时期屡见不鲜。对工商业经营中污染问题的管理，体现了卫生总局管理权限的扩大，将一切有关民众健康的问题都纳入其管理之中。在近代化过程中，工业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但政府如何协调这种矛盾冲突是对其行政管理水平的考量。

五、对居民日常生活环境卫生的干预

对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应注意的环境卫生，卫生总局也做出规定：食用海鲜蔬菜要新鲜，瓜果要削皮去蒂，腐烂者不准售卖。勿食生水，建议民众用白矾将水澄清一晚，转天再将水煮24分钟直至白泡翻滚，并强调最好煮饮自来水。禁卖死牲畜肉。文中还提到，泰西各国的方法是专设屠兽厂，宰杀之前由医官亲自检验该牲畜是否有病，然后亲自监督宰杀，并加盖戳记。“天津自应设立，俟随时查酌情形办理”。防止蚊虫鼠害等，尤其要加强对鼠害的防治，死鼠要立即用开水烧烫或用白灰掩埋，以免发生鼠疫，影响居民健康。另外，还特别提到，对于无主的疯狗，应由巡丁设法捕获击毙。对各处鱼市、菜市、肉市严格加强管理，令其扫除干净，并严禁售卖腐败物品。

六、防疫

传统社会，国家应对瘟疫流行的政策侧重于疫后救助，以致瘟疫发生频率居高不下，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明显偏多。20世纪初，随着铁路的开通，人员流动频繁，各种疫病极易传播。天津处于水陆交通枢纽，防疫形势异常严峻。为此，卫生总局规定，在春末和冬初季节，无论男女老幼均应引种牛痘，并将之列入清查户口时必须申报的项目，将瘟疫流行控制在未发生前。为及时救治罹患传染病的病人，在距民宅较远的西营门外设立时症医院，收治患霍乱、天花等传染病的病人。人死后，棺木不得长期浮放路旁。此外，还有《大沽查船验疫章程》，对海口防疫事宜做出具体规定：成立防疫医院，由医生乘坐小火轮到停泊在港口外的轮船查验，若发现疫病人员立即带到医院，并让轮船停泊七日。防疫知识的普及和防疫手段的及时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众的身体健康。

综上所述，袁世凯接手天津以后，虽然舍弃了一些都统衙门时期的公共环境卫生管理的做法，如对的定期检查和坟茔墓地的管理办法，致使梅毒及其他病毒蔓延，但无论如何，20世纪初袁世凯执政时期的一些公共环境卫生管理的做法，保证了公众的公共卫生安全，使天津的公共环境卫生管理体制从初创逐渐走向成熟，并逐渐与世界接轨，在建立近代化的城市管理体系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