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威廉森戏剧的本土意识与“新浪潮”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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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狂安东尼•伊斯特》一剧起,戴维•威廉森的创作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写澳大利亚本土戏剧。《狂安东尼•伊斯特》可以说是威廉森为数不多的失败作品之一,他在该剧公演后所作的节目札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对自己初次努力的一次辩护:有人认为,澳大利亚作家低人一等,也许今晚的演出也不能动摇这种观念,但我仍然要感谢本剧的导演,他那敢于排演澳大利亚戏剧的勇气让人钦佩,没有他,这部戏剧不可能搬上舞台。我们不是美国人、英国人或者瑞典人, 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戏剧。惟有我们本国的导演,不畏艰辛,发掘有潜力的剧作家,帮助他们打磨剧本,让他们从错误中学到东西,我们的目标才能实现。
但是,如果从整个澳大利亚文学发展史来看,这篇札记作于澳大利亚文学“新浪潮”运动前夕,“新浪潮”运动的主要思想就是强调澳大利亚文学的本土性和原创性,因此这篇札记可以看成是澳大利亚“新浪潮”运动的先声。威廉森这种从澳大利亚本土出发的戏剧创作思想一直到成名后也没有改变。在1974年戴维•威廉森致吉米•麦克内尔的一封信中,他曾提到:有一种恶作剧式的,喜欢挑剔的自卑心理深深地埋在澳大利亚人的心灵深处,他们认为在澳大利亚没有什么值得写的,但仍可能有人会写它,毕竟我们都是“罪犯”的后裔。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强烈的本土意识是威廉森创作思想最显著的特征。然而,这种强烈的本土意识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新浪潮”运动的产物,当时的社会背景更为本土化作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新浪潮”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二战以后,澳大利亚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这带来了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澳大利亚人本来就缺乏坚定的信仰,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后,对原有的薄弱信念也开始动摇了。数十万犹太人惨遭屠杀,落在长崎和广岛的原子弹脱去了无数无辜的生命,对此人们不禁要问:仁慈的上帝究竟是否存在?如果他还在冥冥之中主宰着人类的生活,他对人类的疾苦是否还会继续关心?人们普遍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构建一个更好的社会。于是,信仰危机滋生了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又导致了享乐主义,而丰富的物质生活又为享乐主义提供了温床。旧的道德规范被冲破,一个又一个的被突破:吸毒和性解放成了时髦,原来被视为犯罪行为的同性恋非但得到法律的认可,还被社会主流所接受;避孕药在年轻人中间广泛使用,并成为婚前的保障;妓院由秘密走向公开,并为法律所允许;浴、演出开始流行;报纸、广播、电视台、舞台上随意使用不堪入耳的“Fuck”。可以说,这个时代对广大的澳大利亚人来说是一个无所顾忌的时代,一个寻求享乐的时代。
战后社会的这些新变化既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澳大利亚作家和艺术家的思考。他们开始深入人的内心,探究人的本质及其命运;探究人类痛苦的根源以及上帝是否应对此负有责任;有的作家则深感人类面临着新的危机,因而为此苦苦探寻着出路,认为只有经历肉体上的痛苦才能达到灵魂的最后升华。
澳大利亚战后戏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向“新浪潮”的。在二战以前,与其他西方国家比起来澳大利亚的戏剧起步较晚,发展也不快。由于这种先天不足,战后戏剧界一时很不景气。一直到1955年才出现了剧作家雷•劳勒的《第十七个玩偶的夏天》,这标志着澳大利亚戏剧的成熟。十多年后,艾伦•西摩创作了另一部反映两代人之间代沟的剧作《一年中的一天》。但是,这两部作品都是按照传统戏剧模式创作的,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没有革新。六十年代初,在文坛巨臂怀特的戏剧观念和创作影响下,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浪潮”运动,“新浪潮”戏剧家们创办了“拉马马剧院”作为试验场地。新戏剧在内容上带有荒诞色彩,以刻画多重性格的主人公内心冲突代替传统中籍以推动情节的人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粗俗的、口语化的甚至带有浓烈方言味的生活语言代替了典雅、规范的书面化语言。技巧上抛弃了三幕正剧的传统格局,采用较为灵活的多幕独幕不一的方式,不在讲究一波三折的戏剧情节,而以零散的场景取而代之。现代小说中惯用的象征主义手法频繁地出现在新戏剧中。但是,尽管新戏剧作家们在多方面力图标新立异,剧本所反映的却是当代澳大利亚的风土人情,而且满是“澳味”十足。“新浪潮”运动肇始于怀特,其后的开路先锋有罗西•休伊特,后随者有杰克•希伯德等人。然而,加入“新浪潮”运动行列,而且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剧作家则非威廉•戴维森莫属。
戴维•威廉森成就丰硕,他的剧本往往连演不衰。1983年,他被澳大利亚政府授予“澳大利亚勋章”。1998年,被澳大利亚博物馆誉为“澳洲百件现存国宝”之一。他的作品成功地让澳大利亚人在舞台上看到了自己的形象。
参考文献:
[1] Brain Kiernan, David Williamson, in Hu Wenzhong (Ed.), Collected Papers on Australia Studies in China,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1992.
[2]Letter from David Williamson to Jimmy MacNeil, 10 March 1974, Currency Press files.
[3]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陈 才: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