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与提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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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梵高短暂的一生中，似乎一无所成――经历爱情，却遭拒绝；想成为像父亲那样为上帝服务的人，却最终被教会解雇；想要画画，却始终像个疯子似的在艺术大门之外徘徊。但人们所不知道的是，他虽然行为乖戾，但同样藏着一颗柔软的心――他仰面对着太阳，扣动了左轮手枪的扳机时，脑海中划过一个又一个名字，排在这串名字最后的是他的弟弟提奥，曾为他经受了长久的痛苦却一直爱着他的提奥。
提奥来了
1880年7月，在比利时西南部矿区博里纳日担任临时助理传教士的温森特・梵高被教会解聘。失去了精神支柱的温森特开始画画，虽然那些素描笔触笨拙而生硬，根本无法表达他心中所想，但这成为他迷茫生活的一道亮光。在生命的低谷，温森特几乎要被自己重新迸发的激情压垮。他不停地作画，画博里纳日那些黑糊糊的矿工，临摹他能看到的每一张画。他甚至还想去拜访崇拜的画家，却因为没钱坐车，只能徒步前往。
在一次历经数日却无果的长途跋涉后，温森特倒下了。他躺在床上，矿工的妻子从丈夫和孩子的口粮中尽可能省下一点儿，送到他嘴边。正当温森特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的时候，他听见有人没敲门就走了进来。
提奥倚在房门上，两眼吃惊地望着温森特。23岁的提奥当时已经是巴黎一个出色的画商，颇受同行和家人的尊重。在他刚刚离开几个小时的家里，有路易・菲利普式座椅，有写字台和书架，还有柔和的灯光和赏心悦目的壁纸。而温森特此时却躺在一张肮脏的光秃秃的床垫上，身上盖着一条旧毯子；墙壁和地板都是粗糙的木板钉成的，室内仅有的家具是一张歪歪斜斜的桌子和一把脏兮兮的椅子。温森特脸没洗，头没梳，粗硬的红胡子满脸满脖子地疯长。
提奥用手揉了揉眼睛说：“首先，我要用能找得到的最好的食物把你填饱，再让你枕上一只软软的枕头，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现在，我先出去一下，在我回来之前你不要动。”
他们之间的“协议”
半小时后，提奥回来了。他买了两条被单、一只枕头、一些炊具和餐具，还有一包食品。他把一条洁白的被单给温森特铺在床上，让他躺下，再把另一条盖在他身上。
温森特咧开嘴笑了，那笑意几乎把热病全都赶走了。提奥把桌子拉到床边，从袋子里取出一条白毛巾铺在桌上，把一大块黄油放进芸豆里，剥开煮得嫩嫩的鸡蛋并放进盘子里，又拿起一把勺子。
“好了，老兄，”他说，“张开嘴，这回可要饱饱吃顿饭了。”
“哦，不用这样，提奥，”温森特说，“我自己能吃。”
提奥盛了一勺鸡蛋送到温森特口边：“张开嘴，小伙子，不然我就把它倒进你的眼睛里。”
提奥仿佛又回到了遥远的、在布拉邦特度过的童年时代。温森特在他的心目中一向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比母亲或父亲都重要得多。他觉得自己是温森特的一部分，温森特也是他的一部分。他们只要在一起就总能把这个世界看得清清楚楚，而剩下他孤身一人时，这个世界就使他感到迷惘。在一起，他们的生活就有意义、有目的，也就知道珍惜生活；孤身一人时，他常常奇怪自己工作是为了什么，成功又有什么价值。要使他的生活充实完美，就必须得有温森特。而温森特需要他，则是因为温森特实际上还只是个孩子。温森特需要有人帮他摆脱当前的困境，重新站稳脚跟，他需要有人使他觉悟，敦促他重新恢复活力。
“温森特，”他说，“我打算让你在这一两天恢复体力，然后就带你回埃顿家里去。你肯定有一件特别想做的事情，一件最终会带给你幸福和成功的事情。老伙计，你就说出来吧。古比尔公司在这一年半给我提过两次工资，我的钱超出了我的需要。现在要是你想做什么事，初期又正好需要帮助，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然后，咱们可以合作。你去经营，而我则提供经费。等到你有了偿还的能力，就可以把钱连本带利都还给我。”
温森特扫了一眼提奥刚才在窗前仔细看过的那一摞画稿，一种由惊奇到怀疑终至恍然大悟的笑容在他脸上绽开。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巴也张开着，整个人犹如一株向日葵，在阳光下骤然绽开了花朵。
“哦，我真该死！”他仿佛突然从沉沉的梦境中醒过来，“提奥，你在我明白之前就知道了！我在阿姆斯特丹和布鲁塞尔学习期间，就曾有一种要把我所看到的东西画在纸上的强烈冲动。但我不许自己那么做，我担心那会干扰我真正的工作。我真糊涂，这些年来，有东西一直在拼命从我身上冒出来，我却不让它出来。我现在已经27岁了，却因为压抑自己的天赋而一事无成，真糊涂透顶了。”
“没关系的，温森特，以你的精力和决心，一定能够取得比其他初学者都要强一千倍的成就，何况你面前的生活道路还很长。我会按月寄给你生活费，即使你需要花费许多年，我也不在乎，只要你不丧失信心，我也永远不会。”
他究竟会成功吗
在巴黎拉瓦尔街这间小小的公寓中，温森特继续着他真正的事业。然而，想要成为印象派画家的狂热愿望，让他把关于绘画的一切都忘掉了，他自己却还以为正在取得显著的进步。温森特开始模仿他的朋友们――他的油画看起来就像修拉、图鲁兹・劳特累克和高更的拙劣复制品。
“老伙计，”一天晚上，提奥说，“你叫什么名字？”
“温森特・梵高呀。”
“你有把握它不是乔治・修拉或者保尔・高更吗？你试图模仿他们的做法是愚蠢的呀！”
“我是在向他们学习。”
“你是一天天在走下坡路，你的画越来越不像温森特・梵高画的了。在你面前没有什么坦途或捷径，这需要数年的艰苦劳动，你觉得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不得不去模仿他人的人吗？你能不能只吸取其他人的优点？”
于是，温森特变了个新花样。他集所有的印象派画家之大成，熔于一幅油画之中。“可爱极了，”提奥喃喃地说，“咱们可以把这一幅叫做‘摘要’，也能给这幅油画上的每一样东西都贴上标签：这棵树是高更的手笔，这个角落里的女孩儿无疑是图鲁兹・劳特累克所作，那照耀在小河上的阳光是西斯莱的，色彩是莫奈的，树叶是毕沙罗的，空气是修拉的。那位中心人物呢？自然是马奈的。”
温森特艰苦地奋斗着，他整日辛勤工作，但当提奥晚上回到家时，他却像个小孩子似的受到责罚。而对于提奥，每当他晚上筋疲力尽地从画廊归来时，都看到温森特拿着一幅新作的油画在焦急地等待。提奥不得不作出抉择：或者说假话，以求与一位和蔼、殷勤的兄弟共度一个欢愉的夜晚；或者说真话，从而遭到温森特的死命纠缠，被打破沙锅问到底地追问画作的不足之处。
提奥相信温森特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虽然他也不大肯定自己是否喜欢温森特所画的那些东西。提奥是个有识别力的业余美术爱好者，他在鉴别艺术优劣方面训练有素，却一直拿不准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他哥哥的作品。
我用我的颜料创造
1888年2月，温森特来到法国南部小城阿尔。在拉马丁广场上，他租了一栋有4个房间的房子，每月租金15法郎。温森特把房子外表涂成了黄色，用金黄灿烂的向日葵作装饰。
在写给提奥的信中，温森特写道：“我想把黄房子搞成一个真正的‘画家之家’。”他成立了南方画室，并邀请高更前来同住。不幸的是，他和高更时常因为观点不同而争吵，长时间的作画也给他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他开始出现“疯狂”的举动，并愈演愈烈，直至发生了著名的“割耳事件”。
1889年5月，温森特离开了阿尔，先后在法国小城圣雷米和奥维尔进行精神治疗。
次年初，提奥的孩子降临，作为温森特的支持者，提奥夫妇决定将自己的孩子取名为温森特。温森特开心极了，经过医生的首肯，他坐火车去探望提奥夫妇和他的小侄子。提奥把孩子从摇篮里抱出来，递到温森特怀里。“那么软，那么热乎，像一只小狗似的。”温森特说，“恐怕我拿起画笔来要比干这个更顺手。”
提奥接过孩子，让孩子伏在自己肩上，他的头靠着婴儿的棕色卷发，温森特觉得他们似乎是用一块石头雕成的。“唉，提奥，”他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你用你的血肉创造……而我则用颜料创造。”
回到奥维尔后，温森特的情绪越来越低落――原本天天觉得时间短得不够用，但那些日子却仿佛总也过不完。就连作画也无法激起他的兴趣，他甚至开始觉得，自己继续画画只是因为这是他欠提奥的，他应当让提奥从多年的投资中有所收益。
然而，这一切再也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提奥的事业出了问题，家庭的担子也越来越重。温森特知道，自己不能继续当提奥的包袱了。1890年7月27日，温森特把左轮手枪顶在自己的腹部，扣动了扳机。
死也不分离
提奥在床边跪下来，像抱着一个很小的孩子一样把温森特抱在怀里。他说不出话来，整整一天都守在床边握着温森特的手。
夜晚来临，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他们开始轻轻地谈起他们在布拉邦特的童年。
“你记得莱斯维克的那个磨坊吗，温森特？”
“那是个很可爱的老磨坊，是不是，提奥？”
“咱们常沿着溪边的小路散步，计划着怎样度过一生。”
“仲夏时节，咱们在麦田中间玩耍的时候，你就常常像现在这样握着我的手，这些还记得吗，提奥？”
“记得，那似乎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温森特。”
“……是的……人生是漫长的。提奥，看在我的面上，注意你自己的身体，要多多保重。你得为乔安娜和小家伙着想，把他们带到乡下什么地方去吧，那样他们才能长得健壮。”
“我准备自己开一个小画廊，温森特。而且我举行的第一次画展，将是一次个人画展――温森特・梵高的全部作品……就像你亲手……在公寓房间里设计的一样。”
“啊，我的作品……为了它，我冒了生命的危险……而我的理智也已经差不多完全丧失了。”
凌晨一点钟刚过，温森特微微转了一下头，喃喃地说：“我现在能死就好了，提奥。”过了几分钟，他闭上了眼睛，提奥知道，他的哥哥离开了他，永远地离开了他。
6个月后，提奥也离开了这个世界，最初他被葬在了乌得勒支。
过了一些日子，他的妻子乔安娜在为了求得安慰而诵读《圣经・撒母耳记》时，看到这样一句话――他们死时也不分离，她便把提奥的灵柩迁往奥维尔，葬在他哥哥长满向日葵的墓旁。
当奥维尔的炎炎烈日照射到这座麦田之中的小小墓园时，提奥在温森特繁茂的向日葵的荫庇下，安然长眠了。
（据《渴望生活――梵高传》《亲爱的提奥：梵高自传》相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