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皮书”是如何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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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文化思潮中，读者对于引导潮流的出版物有一种俗成的约定，就是将封面颜色作为简约的称谓，比如“灰皮书”“黄皮书”“黑皮书”。很显然，能享有这样的称谓，一定是开风气、领、引新潮的大型丛书套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上海有两套“灰皮书”，分别由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内部刊行。所收的大多是西方当代重要学术思潮的代表性著作，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悉尼·胡克的《历史中的英雄》、约翰·杜威的《人的问题》、伏尔泰的《哲学通信》等。
当时出版“灰皮书”的目的是为了供高级领导干部了解和批判资产阶级学说，但客观上也成为文化封闭时代中西思想与学术隔而不绝的“气孔”，成为那个时代先醒者与先知者的思想养料。1966年“”爆发，把这两个小小的“气孔”也给堵上了。
一
改革开放之初，出版界作为思想激荡的先锋爆发出新的强烈的启蒙热情。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套名为“走向未来”的丛书风靡全国，这套丛书的封面采用黑白构图，以展示思想的清浊激荡。这套丛书在四川出版，但策划班子与编辑委员会都在京城，汇集了中国思想界诸多新锐人士，他们思想新潮，视野宏阔，为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者、探索者注入了许多鲜活的精神元气。当时，我在学林出版社担任编辑，因为和参与此套丛书编辑工作的邓星盈（后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相熟，常常可以在第一时间读到这套丛书的最新刊本。
我一直认为，“走向未来”丛书开一代风气之先，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版界在解放思想方面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不过，在惊叹这套丛书的气势与新锐的同时，也隐隐察觉到它的某些不足。譬如丛书的整体结构有些随意、将就，触及改革开放核心的经济学选题相对偏少；由于出版周期的急迫，许多选题缺乏必要的打磨与积淀；有的书是作者的急就章，真正的“干货”只是一篇论文，《西方的丑学》就是如此；一些译作的翻译比较粗糙，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只是一个粗糙的节译本。
总的来看，这套丛书的启蒙意义大于学术积累，而且，编辑的职业介入程度似乎不深，基本上是编委会操盘。这一切必定会折损其市场的生命周期和传播、收藏价值。于是，一个念头盘桓在我的心头，那就是要以上海学界为基础，由编辑主导，只收译作，不收原创，注重新学科、新思潮、新观点，策划出一套兼顾思想启蒙和学术深耕的丛书来，满足思想界的热切需求。这才有了后来的“黄皮书”——“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从1985年起，我开始了全面的学术调研与走访，沪上的青年学人是我走访的重点。此前我曾参与编辑“青年学者丛书”，结识了一批思想活跃、学养深厚的学术新秀。我首先找到了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的研究生杨鲁军，他是一位思想极为活跃的青年学者，本科期间就已经发表了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杨鲁军对我的设想极为赞同，帮我联系到了复旦大学的三位博士生，分别是哲学系的张汝伦、新闻系的武伟、外文系的汪耀进，后来我又叫上了华东师大经济系的青年教师陈琦伟和历史系青年教师王晴佳。我们一起检索当代西方学术文献、分析当代学术思潮的流派和走向。经过深入调研，一个完整的丛书结构和轮廓开始凸显出来。之后又经历了几次争锋和激辩，确定了最初的20本书目。
这一批书目的突出特点是选题布局比较讲究，体现了较好的结构感。其中有西方当代政治学的扛鼎力作，有经济学的最新流派，也有现代心理学的先锋之作、新史学的最新进展，还有科学哲学、横断学科的协同论、突变论、混沌学说，以及传播学、未来学、生态哲学与环境科学的前沿之作；出场的有学术大师，如政治学的亨廷顿、科学哲学的普利高津等，也有学术新秀、思想野狐禅拉兹洛、里夫金等；体裁上既有经典笔法的学术专著，也有作为公共知识的思想综论、学术普及读物，还有文笔轻松的名家访谈。
二
完成第一批选题的策划并确定译者后，接下来就是繁重的案头编辑工作。由于这批选题涵盖的学科领域广，涉及语种多（英、法、德、俄、日），而当时我所任职的学林出版社刚组建不久，懂多种外语、能娴熟处理书稿的编辑人数不足，于是我想到了被称为“中国翻译图书出版重镇”的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好刚刚上任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是我多年的好友石磊，我拿着策划书与第一批译稿找到他。眼光敏锐的石磊立即意识到这是一套可能在思想界、学术界划破星空的丛书，当即提出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立项出版，由翻译家汤永宽担任丛书主编，我与杨鲁军担任副主编。译文社抽调精干编辑队伍投入译稿的编辑与加工环节。这套丛书的装祯设计师是陶雪华，她以鲜艳的明黄作为封面封底的底色，策划要点与书名顶天立地，夺目、大气中透出秩序。这就是后来被读者高度认同的“黄皮书”明快简洁的装帧特色。
1986年底，黄皮书刚一面市，就受到读者的热烈追捧，首印均在5万册以上，而且印数一再追加。最为火爆的是《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首印的15万册一个月内断货。说起来，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在西方学术界已经不是时鲜的理论了，但经过30年的学术积淀，人们开始对他的学说有了新的意义发现。
弗兰克·戈布尔的《第三思潮》的热销，就在于他给中国学界带来了相对成熟的“新一代”学术综述，在这之前，中国的心理学还徘徊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第一思潮）和华生的行为主义理论（第二思潮）的窠臼之中。弗洛伊德和华生的致命弱点是将心理学研究建立在病态人格（精神病患者、心理病态者）及动物行为的分析之上，对此，马斯洛认为“一个更普遍的心理科学应该建立在对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上”。因为“对畸形的、发育不全的、不成熟的和不健康的人进行研究，就只能产生畸形的心理学和哲学”，同样，“人并不是更大一些的白鼠、猴子和鸽子，既然动物有其独特的天性，人类更具备动物不曾有的特性”，所以，仅仅研究精神病患者、动物行为是不够的，应该聚焦于“大写的人”。马斯洛第一次把“自我实现的人”和“人类潜力”的概念引入心理学，从而坚定了人类精神健康和发展的信念，也坚定了人类互爱的信心。强调人类之爱是马斯洛心理学的显著特征，它暗合了当时人们急需摧毁、反思既往的精神桎梏，重振“自我实现”的内心信念，呼唤人道主义情怀等要求。因此，在我看来，《第三思潮》的热销绝不是偶然的，它不是市场营销的胜利，而是社会顺应的胜利，真正伟大的营销不是市场推助的技巧运用，而是对社会思潮脉搏的把握与适应，科特勒称之为“社会营销”，它的威力远在“市场营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