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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生《太极》与“太极作曲系统”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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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年11月,在“上海国际音乐比赛1987·中西杯中国风格钢琴创作比赛”中,赵晓生的钢琴曲《太极》脱颖而出,获得小型作品一等奖。同年,他在《音乐艺术》上发表的《太极乐旨》一文也引起音乐界的极大兴趣。从1988年底开始,赵晓生的“太极作曲系统”系列论文(《阴阳乐理》、《音集技法》、《音场作用》、《太极乐旨》)相继在《音乐艺术》、《黄钟》、《中国音乐》等音乐学术期刊上发表。①1990年,赵晓生将其1986年发表的“合力论”②,与上述“太极作曲系统”中的“音集论”、“太极论”三者合为一体,形成《太极作曲系统——赵晓生音乐论集》,并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出版。在后来的十几年间,赵晓生运用“太极作曲系统”理论创作了各类体裁形式的音乐作品多部,并围绕“太极作曲系统”做了数十场学术报告。2006年,新编的《太极作曲系统》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再度出版,成为中国第一本较为完整的“自创型”作曲技法理论著作。

赵晓生的钢琴曲《太极》是一部现代风格钢琴曲,从立意到构思,从作品的“音高组织”(pitch organization)的控制到调式调性、曲式结构、织体形态的设计,都体现出了其“太极作曲系统”的核心思想:“以阴阳之间互相依存、排斥、渗透、转化之变易发展与音集所含之音数和音程涵量之有规律增减变化相对应,以揭示音乐结构固有之内在力度。”③从技巧的层面看,《太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太极图谱”。这就在于,作曲家运用其“转卦”理论,从“坤”出发,经一个“轮回”,再回到“坤”,将“六十四卦音集”完整呈示一遍,实现对全曲“音高组织”的理性控制。从思想的层面看,《太极》则展现出了《周易》的哲理,揭示了“太极为天地万物之本原”,“万物始于一而归于一”及阴阳互动的哲学思想。然而,作为一部9分30秒的钢琴曲,钢琴曲《太极》并非完全诉诸理性和逻辑,而是将理性与逻辑转化为诗意与审美。全曲由“破、承、起、入、缓、庸、急、束”八节构成,作为一个典型的“板式-变速结构”④,与中国传统音乐(包括唐大曲、古琴曲、民间戏曲唱段等)中的“散-慢-中-快-散”的结构相吻合。⑤更重要的是,作为一首现代风格的钢琴曲,《太极》的“音高组织”虽受到“八卦”严密的理性控制,其节奏、节拍、速度、力度、音乐织体复杂多变,更不用说调式变化的频繁,但整部乐曲仍不失“可听性”,仍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和基于阴阳哲学的文化想象。正如一位论者所说的:“钢琴曲《太极》的艺术特色,还在于其音响的可接受性。尽管《太极》有鲜明的现代音乐特点,但对于听众而言,只要听众明确作品‘万物始于一复归于一’的意旨,其在审美层面一般都能在其音响中‘找到’音乐的意趣,从而实现审美心灵的‘对话’,获得独特的美感,并能有所‘悟’。”⑥总之,《太极》虽然是一首受到数理逻辑控制的现代钢琴曲,体现出了中国古代的阴阳哲学,闪烁着古老“术数文化”的光辉,但作为一个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仍符合19世纪钢琴音乐中所蕴涵的那种“艺术哲学”。这就在于,这部钢琴曲既充满着来自《周易》的理性与逻辑,又充满着那种来自“新浪漫主义”的诗意与美感,不愧为中国钢琴音乐中的精品,1979年以来中国现代风格钢琴曲中的经典。

赵晓生的“太极作曲系统”由“合力论”、“音集论”、“太极论”三论构成。这也正是《太极作曲系统(新编)》一书中的三篇。该书“绪论”中说:“第一篇‘合力论’是对20世纪乃至21世纪音乐的总体性观察与本书所阐述之作曲理论的出发点;第二篇‘音集论’是本书作曲系统的技法基础;第三篇‘太极论’是广阔无边的‘音集运动’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以《周易》六十四卦象运动形态为逻辑规律所制约的一种特定作曲系统。”⑦正是如此。在第一篇“合力论”中,赵晓生基于对20世纪音乐及其历史发展的文化与美学思考,提出“新浪漫主义合力论”(Neo Romanticombinism)。所谓“‘合力论’,即作曲家可在理念与情感,控制与反控制,中心与无中心,协和与不协和,民族性与世界化等等互为相对立的诸范畴中,以一特定基点为出发点,综合应用其他各种与之对立的因素,为作品寻找恰当的‘综合点’或曰‘凝集中心’,围绕这一中心将多重因素同时复合,从而形成新颖风格特征。”⑧接着,赵晓生还论及“合力”的原则(风格的复合、组接、叠置、凝聚及“风格复调”)、“合力论”的“产生的缘由及其内核”。第二篇“音集论”由“音集技法”、“音场作用”、“音集运动”三部分组成。在“音集技法”部分,赵晓生首先从霍华德·汉森(Howard Hanson)和阿伦·福特(Allen Forte)理论中“杰出思想及基本的理论出发”,建立起了“音集的基本概念”,并描述了“音集的四种基本形态”(移位、倒影、涵体、补体);建立“音集的音程涵量”的概念,提出“音集的音程涵量强度基率之计算公式”;以巴赫、贝多芬、乔治、克拉姆等人的作品为例,论证了“音集对创作思维细胞结构的控制”。在“音场作用”部分,赵晓生首先提出“音场”概念及“决定音场作用的五个因素”,并论述了“音场作用对于音乐创作实践的意义”。在“音集运动”部分,赵晓生提出“音集的聚合与离散”,描述了“音集运动”的各种形态与可能性。第三篇“太极论”是“太极作曲系统”的核心。在第一部分“太极乐旨”中,赵晓生基于《周易》、符号、音乐三者之间的关系,以符号为桥梁,建立《周易》与音乐的联系。接着,设定“太极和弦”,并根据“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逻辑,规定和推演出了作为控制其“音高组织”的“六十四卦音集”,并对其进行“详解”。此外,还将“六十四卦音集”中三十二对互为“补体”的音集分别合在一起形成“《太极》三十二组十二音音列”;论证“《太极》三十二组十二音音列与十二音序列结构之异同”及根据“太极乐旨”规则处理“十二音音列”;建立“转卦”概念及“转卦”系统。第三篇第二部分是“太极作曲系统”。这里,首先叙述了“阴阳乐理”,并集中论述了“阴阳律”和“《周易》六十四卦图生成之调式音阶与和弦结构‘互换圈’”,规定和推演出“阴阳调式系统”和“阴阳和弦结构三式”。整个“太极作曲系统”可以理解为“阴阳哲学、合力观念、音集技法三者合一的结晶。”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