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摄像头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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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中悬于人们头顶的摄像头，虽经成年累月的风吹雨淋，但依然可以协助警方在10天内开出16万张罚单，而内地羁押场所摄像头“缺乏有效维护”的论据显然是不靠谱的。

2010年的4月，福州市警方在该市十天的交通大整治行动中，以极高的效率开出了近16万张罚单。其官方网站“福州交巡警交通信息网”上公布的福州在岗警察共285人。经简单的计算能发现他们的工作量着实可观。

不过，人们不必过分担心福州交警们的负荷，在高科技为主流的今天，广泛铺设的摄像头已经成为警察们最得力的助手――它以“忠实记录者”的身份活跃在社会的舞台。

同在4月，湖北和河北连续发生的两起看守所死亡记录，又让“洗脸死”和“骷髅死”两个新名词进入公众的视线。

“看守所死亡”在内地虽非新鲜事件，但围绕死因的争论却一直甚嚣尘上。笔者无意于对峙双方的激辩，却很有兴趣直面看守所中的监控设备。因为之前在多次实践中其摄像头总“出现技术故障”，质量之差，简直与辅助交警工作的、常年经受风吹雨淋的马路摄像头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我们却可以从看守所内摄像头录制的资料中，看到一幕幕“蒙太奇”效果，这就远非马路摄像头所能“媲美”的了。

源自于电影制作领域的“蒙太奇”手法是通过其巧妙的剪接和组合重组画面，继而产生颠覆性的效果。回溯内地历次看守所的非正常死亡事件，我们似乎在一次次“享受”着监控录像经过“蒙太奇”后所带来的视觉大餐。

2009年11月28日，涉嫌受贿的重庆市高级法院原执行局局长乌小青在重庆市第二看守所死亡。警方给出的死因是乌小青避开监舍中的摄像头，用一条棉裤裤腰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查看监控录像，令人诧异的一幕出现了，首先是死者在监舍里来回走动，紧接着录像中出现了长达41分钟的静止画面，其中无人员走动。而正是这谜一样的41分钟过后，镜头重现，死者已然上吊。

据了解，此看守所为近年新建，曾被评为国家一级看守所，它的管理和信息化监控在全市监所中最为先进。笔者自然不会妄下结论说录像被篡改，不过分析此后警方关于死者是如何准确找到摄影头的“盲区”和提及那41分钟空白画面时的回避态度，至少使得乌小青的死因更显诡异。

2009年12月11日，盗窃嫌疑人邢鲲在昆明市小南门派出所候审室内死亡。监控录像显示其死因为用纸币开拷后，用鞋带自缢而死。而据其父描述，监控录像中的邢鲲竟全是背面，而且录像一到关键地方就没有了内容。邢鲲之死最终被摄像头演绎成了一部悬疑片。

另外，诸如盲区、视线死角、机械故障等是中国看守所内摄像头经常给出的答案，有人戏称此为“看守所摄像头定律”。

如果非要否认这一幕幕“蒙太奇”效果绝非人工制造而系浑然天成，那我们可真就得把看守所这弹丸之地称作摄像头的“百慕大”了。

请看一看马路上，街道中悬于人们头顶的摄像头，它们虽经成年累月的风吹雨淋，但依然可以协助警方在10天内开出16万张罚单，而内地羁押场所摄像头“缺乏有效维护”的论据显然是不靠谱的。

执法机关里出了任何恶性事件，摄像头总会固执地“踏进同一条河里”――一如既往地要出“技术”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摄像头完成了由“忠实记录者”到“艺术大师”的角色转换，其根本就是司法部门的权力这根指挥棒在作祟。

事实上，尽管目前的大陆有关部门在处罚“刑讯逼供”等问题上手段严厉，态度坚决，文件明确，但看守所一旦“出事”，肇事者就会马上动用权力，将自己由身着警服的执法者塑造成为“导演”，于是，一部部“蒙太奇”秀上演了。

最终，摄像头这支原本的“夺命镖”，竟稀里糊涂地成了某些机关当权者的救命稻草。

摄像头的本质贵在忠实。如果每次到问责时的潜台词都变味成“想要有还是想要没有”，那之于政府岂不是既好笑，又可悲。而若要使得看守所摄像头能真实记录罪恶，就必须在制度上求改革，尤其是有约束随意删改监控录像权力的制度的诞生。

事实证明，摄像头监控下的社会并不绝对安全，而完善的制度建设和执行机制才能还摄像头的忠实，才是解决问题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