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籍传教士张诚与清初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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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诚是清初宫廷里一位重要的法国传教士。他对传教事业的忠诚开创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新局面；他在中俄谈判中为维护清政府的权益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博学的知识亦为早期西学东渐作出了大量的贡献。

［关键词］张诚；传教；外交；博学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0166-02

张诚,字实斋,原名Joannes Franciscus Gerbillon,法国人。1654年生,17岁入耶稣会,1688年抵京。张诚多才多艺,进入清朝皇宫以后,时常以传教士、外交家、博学多识的学者身份活动于宫廷内外,且在这些领域都有卓越表现,兹一一叙述。

1 忠诚的传教士

1.1 拓殖教堂,热心教务

1688年张诚抵京后的第二年,即被康熙帝授权作为与俄罗斯尼布楚谈判的中方代表,因立下汗马功劳而受到康熙帝的赏识。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帝患疟疾,高烧不退,太医束手无策,张诚和白晋献上金鸡纳霜,也就是奎宁。皇帝一服即愈,大悦,遂赐张诚住宅(该宅即前辅政大臣苏克隆哈旧府),并赐地建筑天主堂一所,亲题“万有真原”匾额。这个教堂就是当时北京仅有的三堂之一的北堂,徐宗泽所编之书也云：“北平西什库之圣堂,康熙帝感公德乃赐地而建筑者。”此一教堂的建立,拓展了法国耶稣会在华的生存空间。该教堂于1703年落成,也就“从此时起,张诚神父当他在北京时,每逢主日就在新堂里宣讲教理,又为教友们谆谆教导各人应尽的本分。同时,他还积极协助各地主教神父：如在山东临清县城内为不久前被任命为北京主教的康和之主教(Mgr.dArgolis)筹建住所……”,从上述可知此时期张诚对在北京教堂内外的传教事务是很有热情的。

《正教丰褒》载,在北堂未建成前,张诚即已促成京西安门一教堂之建立。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张诚、刘应洪若翰等奏肯恩给西安门内赐宇旁之隙地,以资建造圣堂。上谕允,并颁赐银两料物,派大臣督管工程,历四年,堂工告竣”。此亦是张诚积极拓殖教堂例证之一。总之,张诚在他担任“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的第二任会长(任期1700年11月3日―1706年)职务间,确是洪若翰神父称职的会长继任者,是四大显愿会士”。整体言之,张诚拓展教堂的工作为法在华天主教的进一步传播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1.2 争取自由传教政策

1691年,浙江巡抚张鹏翮出告示禁止百姓奉天主教。杭州教堂殷铎泽神父求张诚及徐日升设法阻止,张诚等凭借在雅克萨谈判的功劳以及与索额图结下的深厚感情请其周全,索氏即入朝面奏；圣主初碍于各省大员权利,不允所求；经索额图再三恳求,始谕礼部议奏。康熙帝最终奏准。这就是所谓的1792年的包容教令。在这份敕令中,康熙帝公开承认了天主教的许多优点以及多年来传教士在华传教工作中的模范表率作用,特别允许国人自由信奉天主教,并宣布对此前修筑的各地教堂一律加以保护,与此同时,康熙帝命令各地张贴实施敕令所批准的各项内容。此令一出,“全国教堂,莫不欢欣鼓舞”,为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打开了方便之门,标志着天主教在华“黄金时代”的来临。此令颁布后的几年,天主教便以迅猛的势头在华传播起来,具体可参考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史纲》之第二次教难前后一章之1664年与1701年两年教务情形比较。在华自由传播天主教是自利玛窦以来众多传教士梦寐以求的理想,如今实现了,对张诚的参与和贡献应予肯定。

1.3 捍卫“中国礼仪”

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阎当主教在福建代牧区了禁止祭孔祭祖的禁令,从此,礼仪之争愈演愈烈。在中国的传教士,久已知悉中国祭天拜祖的礼仪,知道教廷的命令是无法在中国行得通的,故张诚等人给皇帝写了一份他们对“中国礼仪”理解的奏书,在奏书里,对中国祭天之礼见解独到,言“祭天之礼典,非祭苍苍有形之天,乃祭天地万物根原主宰”,并言“不称上帝而称天者,犹如主上不曰主上,而曰陛下曰朝廷之类,虽名称不同,其实一也”。这是对中外祭天或者上帝的一种折中解释,认为中国的祭天是人之常情,可以谅解。康熙帝当日批示：“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这实际是对教廷在中国固执执行传教礼仪的一种有力回击。不过,此奏书未奏效,张诚是主张依“利玛窦规矩”行事的,他“为此多方奔走,竟致一病不起,卒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3月22日)”。待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教宗还是在此方面做了妥协。

1.4 维护法国的传教权,限制葡萄牙的“保教权”

法国传教团1685年年初来华的一段时间,受到了葡萄牙籍教士徐日升的多般阻挠。在法国传教团1787年在浙江受到总督金习刁难时,洪若翰请求南怀仁援助。然徐日升却反对南氏向康熙帝求情。原因很简单,张诚是法国的传教士,徐氏自然要反对他。前述,张诚接受康熙帝的赏赐在京有北堂时,也是在一定意义上为了躲避徐日升的排挤而全力争取到的。

另据写《〈张诚日记〉与〈徐日升日记〉之比较》一文的作者通过分析两篇日记的异同所得的结论,也可以说明此情况。该文作者是这样来阐述的：在《张诚日记》中充满了对清朝政府的溢美之词,并且对尼布楚谈判的旅途之艰辛没有任何的怨言与不满；相反,在《徐日升日记》中有大量的对旅途辛劳的牢骚与不满,并且对行军统帅的草率签署协议有着批评。于是,得出结论：徐日升是代表葡萄牙传教士的利益,他当然是希望在华传教卓有成绩的同时,亦能在远东俄罗斯有传教的收获；与此不然,张诚则是希望他对中国大皇帝的忠诚,能够换来皇帝对他本人乃至整个法国传教团的好感,进而能够与葡萄牙的“保教权”分庭抗礼。此结论甚谛,可做该一小题之例证。

2 杰出的外交家

1688年,为解决中俄两国边界划分问题,康熙帝选派张诚和徐日升陪同清朝使团前往尼布楚谈判,意欲签订一个能够避免战争的和平协议。张诚能被选中,主要是因为“他是位才华横溢的数学家,虽然来华只有两年,因是康熙帝的数学老师,深得康熙帝的赏识和信任。故有机会亲身经历这一重大事件。他的满语程度比汉语好,他在用满语给皇帝授课”。徐日升通晓汉语,但满语的程度不如张诚。他与徐日升去完成此项任务,可谓相得益彰。张诚在《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1 灵活机动地与俄使谈判

中俄谈判的过程中经过了激烈的争论和反复的较量,仍然没有一个满意的结果。这个时候张诚开始思考,他知道谈判就是要寻求和解点,使原本冲突的双方在自身利益允许的范围内达成谅解,形成协议。“张诚神父尤其懂得利用这一点。他来自法国,在法国,人们经常谈论各国君主的利益,连年的战争和约使人们千百遍地权衡后果或对民族是否有利。他有幸找到了使互不相让准备随时中断和谈的中国人和莫斯科人讲和的权宜之计”。他和徐日升知道,俄国人急切地想和中国人做生意,这是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最大好处。康熙帝决心收回雅克萨等中国领土,但不希望战争,在此基础上可以让俄国人来华贸易。张诚、徐日升等两位教士抓住这一契机,努力使双方互相作出让步,朝着和谈有利的方向迈进。

在俄使狡诈、反复无信的情况下,他又对俄使作出强硬的姿态。他对俄国人说：“如果他们(俄国)决心不放弃雅克萨城和它附近的地方,再多费力气谈判也是徒然,因为我们的钦差大臣已经奉有明白谕旨,不得到俄方在这一点上的让步,绝不谈和。”并且,张诚当即正告俄使,如若不然,则以退出谈判相威胁。最后,俄国人为了避免导致谈判的破裂,只好同意了中方提出的划界方案。

2.2 为中方担任翻译

张诚在谈判期间承担了繁重的翻译工作。在尼布楚期间,张诚和徐日升把清朝使团的文件建议条约内容之类译成拉丁文,又把俄方使团相对应的内容译成汉语和满语。他们的勤劳可以在徐日升的笔记里得到反映。徐日升记到：“在这些日子里,我们一直彻夜不眠地不停地工作……我和我的同伴接连四夜没有得到我们所需的休息,因为我们在夜里翻译白天所议定的事。”就是靠着这股勤奋的精神,张诚和他的同事才为谈判的成功打下坚实的条约基础。

对于张诚的功绩,清朝的内大臣一等侍卫公索额图有着这样公允的评价：“非张诚之谋,则和议不成,必至兵连祸结,而失其和好矣。”“如此艰巨之事,卒能成功者,实张氏之功也。”另从《中国天主教编年史》的康熙帝历次对张诚的赏赐以及命其几次扈从北征葛尔丹的情形中,亦可见康熙帝对其谈判成功后的宠爱。

3 博学多识的学者

张诚亦是一位博学多识的学者,无论是人文学科,还是自然学科都有卓越表现。张诚娴于满语,前已涉及,此不赘述。他更为重要的贡献是,凭借他在蒙古前后八次的游历见闻,写成了《鞑靼纪行》(Voyage dans la Tartarie)一书,为后世史家研究鞑靼历史提供了不少的重要史料。中俄交涉后,张诚一直担任康熙皇帝的御前进讲教师,讲授过数学哲学医学和人体解剖学。这些讲授无疑丰富了康熙的学识。另外,方豪一书载其所编人文自然书籍甚多,如费赖之所记有下列五种：“第一种，几何原理：有满汉二种……第二种，几何学：包括理论及实用二部分,原书先以满文撰成,再译为汉文……第三种，哲学原理,满文……第四种，测星器用法,汉文……第五种，星相测验,记中国历代之星相。” 他的丰富博学为早期西学东渐作出了大量的贡献。

清初为宫廷效力的传教士几乎个个身怀绝技,但像张诚这样在多个领域均有突出贡献的还实属罕见。作为一名传教士,他对传教事业的忠诚为法在华的传教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作为一名外交家,他在中俄谈判中的杰出表现维护了清政府的权益；作为一名渊博的学者,他让清朝皇帝知道了西方的科技,亦让西方世界了解到了东方的文化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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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成(1985―),男,湖北仙桃人,暨南大学历史系20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澳门史及明清史；何衡松(1984―),男,湖南衡阳人,暨南大学历史系20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社会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