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国的堵城们开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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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临节假日前后，神州大地即现车河。神州无处不塞车。这无不令我们过节的心情大打折扣。上旅游胜地的天堂，你必须经过塞车的炼狱。高高兴兴度假去，别别扭扭回家来。

中国各大城市的塞车之弊久矣，京沪等城几成癌症，首都成首堵。市民们忍受塞车之苦久矣，每每成心病，一天能出门办成一件事就算庆幸了。而每日花在通勤上的时日，与日俱增，这为上班族们原本就不容易的生活“添堵”。

汽车也是城市人口，它们毫不客气地霸占着人们的生存空间、活动空间和休闲空间。中国已荣升为这个星球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而大城市的有车族和无车族均不快乐，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讽刺。

怎么办?如果将中国城市塞车病当作顽症，西医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作法恐难奏效。看来只能借鉴老中医的辩证诊断、整体施药了。

中国的塞车症结之一，首先出在权力资源过分集中，尤其集中在中心城市。加之中国的审批经济模式，办成一件事非要敲满大大小小各类图章方能过关，过程之艰难相信每个企业都有，本苦水账，这其中就有塞车塞在路上的时间和成本。

中国的塞车症结之二，城市规划缺乏前瞻性，拆了旧城造新城，于是不得不摊大饼。欧洲某些城市道路规划仍沿用一百年前的，且欧洲城市是多中心设置，不会“大一统”。中国城市塞车的弊端，一是道路设计过窄、缺乏前瞻性，二是中国“一个中心”的城市格局，恐怕再宽的马路也不够用。

中国的塞车症结之三，开车者的交通意识、公德意识太差，能挤就挤，能加塞就加塞，事故就此发生。车品和车德在中国这个新兴市场是个大问题。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远远超出了驾车者车品和车德的培育。

单就以上症结，中国治堵药方就不得不下猛药，且又要配以长期调理。

猛药之一是迁都。北京早已在各项资源上超负荷运行，有人建议非迁都不能根治。迁都影响国家大计，断不可轻举妄动。但不迁都而迁某些部委是可以考虑的。比如将中央各部委的一半迁往燕郊等卫星城。事实上，一些城市已将行政中心迁往新城，而这正是五十多年前梁思成给北京城建规划开出的方子。就看城市管理者有无此气魄与决心了。

当然，根治的方子还在于减少以至取消权力经济、审批经济、送礼经济、跑部进京经济及驻京办经济，大幅减少经济运行中的交易过程与交易成本。需要报批，也不必请客吃饭，拉关系、走门子，只需网上审批或备案即可。网络面前，人人平等。

猛药之二是分散资源。将科技、教育、医疗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核心资源从北上广等大城市分散出去。这样北漂、海漂们就不必蜗居在大城市，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了。纽约不过800万人，京沪已上二三千万人口，除了京沪，难道其他城市就不提供年轻人施展抱负的空间吗?关键在资源和机会被垄断了。

这样就顺带解决了北京、上海的房价问题。其实，不光是车辆拥堵，中国公民在就读、就医、求学、求职及申请项目上，在哪条道路上不“塞车”?

第三剂辅助药，是请市长们到国外去学习先进的城市规划经验，这笔学费是要付的，否则全体市民就要承担更大的代价。或者，拉市长们去青岛下水道走走，看看百年前德国规划师是如何打造一百年不落后的下水系统的。中国城市都大的悲剧，就是市长们不是按百年来规划建设城市，而是按自己任期的三五年。

第四剂辅助药，是让开车失德者上补习班，那些飞扬跋扈者、趾高气扬者、胡乱冲红灯者、胡乱鸣警笛者、停靠不熄火者，通通拉去集中培训，并记入个人驾驶记录，以观后效。

当然，治堵药方好开可药难吃。但不吃药就会听任城市瘫痪，因为一些人得病，全城人遭殃。

最后，作为长远治堵，一是要大力发展公交系统，把建设经费用在方便上班族上，而非那些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上；二是像深圳那样逐步取消公务车，一方面减少公共开支，另一方面为道路减负，须知北欧的一些城市，公务车不过三五辆罢了；三是控制私家车，学习新加坡或纽约。纽约市长布隆博格带头上班乘坐地铁，在他的带领下，纽约市民将汽车锁在库里，周末郊游时才拿出来一用。

京城拥堵的一个原因是家长接送小孩。假如我们的社会和谐安定，不要让幼小的身躯面对社会的凶险。这也是可以省了的。当然。这是一个更大的课题，需要更大范围的辩证诊断、整体施药了。

(执笔／肖　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