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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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2日，父亲第二次从鞍山来上海，还是穿着绿色的旧军装，提只黑皮箱。人群里很容易看见他，个子很高，脊背挺得笔直。老式的黑色皮鞋钉着铁掌，走起路来发出响亮的咔咔声。

父亲当过10年兵，转业后也常以军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时不时就会来一句“我是个军人”。母亲在他退伍后的第一年和他离婚了，那时我13岁，什么事都懂得。父亲不在时，常常来家里的某孙姓叔叔，我闭着眼睛都能猜出他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只是我一直以为母亲会带着我走，可是没有，她把我留给了父亲。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父母都心存恨意。尤其对父亲，我至今都认为，如果他肯早点儿转业回来，这个家就不会分崩离析。

父亲那次来，是看孙子的。我在电话里告诉他妻子小婷生了的时候，他停了一会儿，丢来一句：“我过去看看。”

我到火车站接他，开了辆新车。他有点儿惊讶，摸了摸，说：“你买的？”

我点了点头。

他给了我一拳，说：“混得不错啊。”

我揉着被打得生疼的胳膊：“你不打我就难受是吧。”可心里却很高兴。

2

小婷是上海人，岳父是普通的公务员，岳母以前是下岗工人，后来成了居委会的一员。很普通的家庭，但以上海作背景，就会有种自然而然的优越感。比如他们的退休金，比我父亲的工资还要高。再比如他们手里的两套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老房子，从容不迫地就涨成了百万的身家。

2004年，我向谈了4年恋爱的小婷求婚，小婷没犹豫就答应了，但是她的母亲开出了一张让我心惊肉跳的礼单。其实现在看起来一点儿不过分――男方买房，办酒席，礼金2.8万；女方买车，装修，置家具。然而那一年，上海的房价已经贵得离谱了，对于工作不满两年的我来说，即便按揭，也捉襟见肘。

万般无奈下，我给父亲打了电话。父亲说的还是那句：“我过去看看。”

说实话，我没想过两家父母会以谈判的形式完成第一次见面。父亲一上来便拿出撒手锏，他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一张存折摆在桌上，说：“我退伍的安置费和这几年攒的钱都在这儿了，一共4.6万。多了，真没有。但是，我想说，我是个军人。我这辈子教给我儿子的，就是个正字。小婷肯嫁，我保证她不受委屈。”

小婷的母亲听完了，一时接不上话。但一直没说话的小婷父亲却说：“那就这么定了吧。”

那天两家做了个互换的决定。小婷的父母拿出一套房子给我们，父亲的存款用来装修、买家电。

从小婷家出来，我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说：“爸，谢谢你，解决了我的大难题。”

父亲却一直黑着脸沉默不语，第二天就买了车票回鞍山。我要送他，他执意不肯。临走前，他忽然对我说：“爸没什么钱，你娶个媳妇儿，还得住到人家家里，委屈你了。”说完，重重捶了我肩膀一拳，转身走了。

4个月后，我和小婷举行了婚礼，父亲推脱身体不好没来，但我知道不是，他只是不想亲眼看我以“倒插门”的身份“嫁”了。

3

后来我开了家小公司，生意做得最风光的时候，我曾准备订机票接父亲来上海玩，可他一口回绝了。他在电话里说：“少军，有钱也别乱花，攒起来，你还有孩子呢。”

我觉得他这话很煞风景，索性不再坚持。小婷说：“我感觉你和你爸不是很亲呢。”我毫不掩饰地说：“是。从小到大，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加在一起也就四五年。”

其实，如果再细算下来，我和他共处的四五年里，有一半时间无话可说，另一半时间他在教育我。记忆里，足够温馨的片段，少之又少。

父亲再来上海，是2008年末。我的小公司没能撑过那场经济危机，债主上门的日子，我天天躲在家里不见人，除了喝酒就是上网。

父亲从小婷嘴里知道了我的状况，从家里赶了过来。他一进门，劈头就问：“出了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告诉我？”我说：“告诉你有用吗？除了骂两句，你能解决什么问题？”父亲从兜里掏出一个存折，说：“我这儿有15万，你可以拿去用。”我哈的一声笑出来，说：“你知道我欠了多少钱？15万够干什么？”

父亲说：“够干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别忘了你是军人的儿子，你给我活得有志气点儿！”

我打断他：“你别再用这句话自欺欺人了。你连我妈都留不住。我呢，结个婚还要住到丈母娘的房子里。你是军人怎么了？也不能改变你是个失败的人！”

最后，父亲用拳头结束了这场对话。那一年，他六十有二。可10年的兵不是白当的，他依然强悍地把我按在地上暴打了一顿。那天他走的时候，把存折摔在我脸上说：“真对不起啊，你有个失败的爹。可你也有儿子呢，麻烦你别活得像你爹那么失败。”

那是父亲最后一次来上海，也是最后一次揍我。

4

我申请了破产，用父亲的钱还了一些非还不可的债。2009年，也许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年，但我还是挺了过来，找了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只是我与父亲的联系更少了。

2010年年末，我接到了一位远房姑姑的电话。她的小女儿要来上海考上戏，来询问情况。末了，她说：“少军啊，有空回去看看你爸。他想你想得厉害，又嘴硬不说。”

于是春节长假，我一个人回了鞍山。敲开我家那栋老楼的门，门里却是陌生的面孔，原来父亲几年前就把房子卖了。我顿时知道了当初那15万是哪儿来的。老邻居告诉我，父亲在我们小学门口开了家小卖部。我找过去的时候已是傍晚，那是间极简陋的门面房，陈旧的柜台里堆满文具和玩具，后面拉着布帘，摆着一张行军床。房间里生了炉子，他在一旁翻炒一锅土豆白菜。昏黄的光线下，他额头、眼角的皱纹显得格外深。我从没想过，他竟老得这样仓促，躬身的样子已经完全是个老人了。我出声叫他，他讷讷地望着我，半晌不说话。

我说：“爸，是我，回来看您了。”

他这才走过来，捶着我的肩膀，老泪纵横。他真的老了，从来不掉泪的他，在我面前哭了。

那天晚上，我和父亲挤在那张行军床上，很久睡不着。他满是硬茧的手，始终拉着我不放，好像一松开，我就会消失不见。

3个月后，父亲突然过世了。然而这个“突然”只是对我而言，其实他早在2007年就查出了肝癌，但他选择了一套最经济治疗方案――气功疗法。医生说，活那么久已算是个奇迹。

5

2011年9月，我和小婷在家里看了部获奖的片子，叫《钢的琴》。5岁的儿子也跟着懵懵懂懂地看完了。影片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东北老城，下岗工人陈桂林给女儿造钢琴的故事。那些熟悉而败旧的画面让我感动。儿子问我这片子什么意思？我说讲的是父爱。

儿子问：“那个女儿跟着她有钱的妈妈不是更好吗？她爸让她弹那个破琴，是爱她吗？”

我无言以对。

其实，到底要怎样定义父爱呢？我想，就是那种明知作用不大，却仍拼尽全力的执著和勇气吧。

从鞍山市区到千山旅游区的路上，有个叫双龙山的墓园。我把父亲葬在了那里，很简单的黑色墓碑，镶着他年轻时英气勃发的照片，我请工匠在背面刻了两行碑文―

他是永远不退伍的军人。

他是成功而伟大的父亲。（司志政摘自《家庭之友・爱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