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须借鉴日元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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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了多轮上升行情，屡创汇改后的新高，而且没有任何反转迹象。对此，人们不免将日元升值的历史过程与当前人民币的升值联系起来看，有关议论纷至沓来，各种论点莫衷一是。究竟人民币升值和国际化与日元升值和国际化的历史过程有什么不同和相同？人民币是否会重蹈日元的覆辙？美元长期性和战略性贬值的出发点是什么？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如何实施？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和深层次进行评估和分析。

一、人民币升值与日元升值的可比性

首先，从历史背景的角度进行比较和分析，日元升值的历史过程与人民币的现实情况有着很大的不同。二战后在国际体系中日美经济、政治关系带有一定的依附性，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与美元霸权地位不在同一层面，同样带有一定的依附性，需要服从于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汇率调整和需要，由此决定了日元在西方货币体系中的从属地位，日元汇率的变动要看美国的“脸色”，取决于美元的走势。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宣布停止美元和黄金兑换，西方十国财长于1971年12月在华盛顿签署了著名的《史密森协议》（smithsonian agreement），决定将日元汇率升值16.8%，至此国际汇率制度进入了浮动汇率时代，从而也开启了日元升值的历史过程。1985年9月，西方国家又签署了对日元走势带有深刻影响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就此拉开，至今日元都没能摆脱这两个协议的阴影。而从当前人民币升值和汇率形成机制看，人民币的升值则与之前日元的升值截然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人民币的升值和我国的汇率形成机制不依附任何国家和货币关系，体现的是汇率的自，从而决定了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国家主体。因此，从这一层面上讲，目前人民币的升值不是屈服于外部的压力，与日元升值过程有着实质性的区别。

其次，纵观日元升值的历史演变，大致经历了三次大幅度的升值过程。第一次升值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止于70年代末，持续时间长达7年，其间升值超过了95%。第二次升值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止于90年代中期，持续时间有10年之久，其间升值超过了200%。第三次升值始于上世纪末，延续至今，持续时间已经超过10年，迄今为止升值也在8%以上。在这三次过程中，日元对美元累积升值了不下400%，从最初的约360日元兑1美元升至目前的约76日元兑1美元，日元始终笼罩在升值的阴霾下。而从人民币升值的情况看，我国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7年间，虽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步伐渐渐加快，但人民币升值依然没有出现不可控制的大幅上涨，与日元升值比较相对稳健和富有弹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升值过程。因此，人民币升值过程与日元升值过程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急剧不可控的升值过程，而后者是渐进可控的升值过程，在这一点上同样有着质的区别，可比性也不大。

当然，不可否认，人民币升值与日元升值毕竟也有类似或相同之处，即“美元因素”在起作用。从日元升值的历史过程看，当年日本经济和贸易的快速发展，使日本对美贸易顺差过大和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为了减少贸易逆差和减轻就业压力，美国采取了美元贬值的汇率政策，从而导致日元升值压力增大。而当前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与当年日本的情况相似，也主要来自美元的主动性贬值和人民币一定程度的被动升值。从这方面看，美元贬值无论是对日元还是人民币都同样能够形成升值压力，而“美元因素”又来自美国为扭转贸易逆差和增加就业方面的需要，以及缓解国内政治压力的考虑。因此，人民币升值与日元升值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目前，中美汇率之争的焦点主要围绕在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上。美方批评人士，特别是国会议员纷纷指责称，中国一直在通过市场干预维持人民币的低汇率水平，使得中国出口更加廉价，也更具吸引力，中国的汇率政策使美国的就业状况持续恶化。在美国国内各种舆论的压力下，奥巴马政府也加入了人民币汇率的“声讨”行列，多次公开表示，如果中方不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将采取更强硬的手段。中国总理则就人民币汇率问题指出，人民币的币值没有低估，中国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问题也指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不断演变和完善的过程，我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一些相关机构和一些学者认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同时指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形成与人民币汇率低估没有必然的联系，美国再次重提人民币汇率问题依然是故伎重演，为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下一步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寻找借口。

二、吸取日元升值的历史教训

从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环境看，我国尽管不能等同于当年的日本，但也不是没有相同点。深刻认识日元升值和国际化过程的历史教训，引以为戒，避免重蹈日元覆辙，是当前人民币升值和国际化进程下需要探讨和考虑的现实问题。因此，既有必要回顾日元升值和国际化的历史过程及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也有必要从两国不同时期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和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进行比较，为探索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供更多的借鉴，树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理念，未雨绸缪。从日元三次升值过程看，在此期间都伴随着出口不同程度的下降和经济增长的严重衰退，虽然现阶段人民币的升值对我国经济形势的影响还远远没有达到日元三次升值的严重程度，但其影响已初显端倪。

从国内经济形势和经济结构以及增长模式上看，目前我国与上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相比，国民生产总量上分别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和第三位（日本），外汇储备总量均居世界前列；增长模式上同属粗放型，当年日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设备投资和出口拉动，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来带动，经济发展规模和增长模式相近。从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看，当年日本经常账户盈余与美国的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为日元的升值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压力，而目前我国的情况与当年日本的情况有共同之处，人民币升值同样也面临着日益加重的国际压力。从人民币升值与日元升值带来的影响看，当年日本政府为消除日元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采取了扩大内需的经济刺激政策，前日本内阁总理田中角荣在1972年竞选自民党总裁时，以候选人身份提出了“改造日本列岛方案”作为政治主张。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论”即通过扩大内需的经济刺激政策改造日本经济，使日本经济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但事与愿违，在“日本列岛改造论”氛围不断升温的情况下，盲目追求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却是股市和地价飞涨以及日元的进一步升值，最终导致日本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目前我国也面临着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大和经济放缓的问题，虽然这还不能被视为在重蹈日元升值的覆辙，但日本的前车之鉴需要我们加以防范，不可对人民币升值后续的影响掉以轻心。

尽管中国多次面临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威胁，但目前人民币汇率依然保持着相对稳定，并没有因此而出现大的波动。即便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也未必能够解决中美贸易不均衡的问题。根据美国贸易法案，列为“汇率操纵国”只是启动有关停止干预汇率的谈判，而且美国曾多次将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列为“汇率操纵国”，也没有能够扭转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不断上升的局面。在国际经贸活动中，各国追求各自的利益纯属正常，出现摩擦和纠纷在所难免，对此，应当通过协商谋求合理解决，而不应一味地采取制裁手段将双边经贸关系带入困境。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美双方应着眼于未来，共同面对现实。同时，在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美争论不仅仅反映的是中美在经贸领域上的分歧，也体现着国家利益的博弈，中国的态度折射了中国的不容侵犯和国家尊严需要维护的核心利益。

三、美元长期性贬值带来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人民币和日元升值及国际化无一不是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这与美元长期性和战略性贬值密切相关。由此可见，人民币升值压力在短期内难以缓解的根本原因是，美元处在长期贬值的状态没有改变，美国的美元战略性贬值策略依然如故，美元进一步贬值的风险依然存在。

从全球层面看，在当前全球还未从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中彻底解脱出来，以及发达国家债务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如果美国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漠视美元发行的泛滥，那么各国外汇储备“泡沫”将会被进一步放大。事实上，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出台的一系列货币政策既有“转嫁”危机的保护主义色彩，又有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发行的嫌疑。美元发行的泛滥和贬值对我国影响的程度将逐渐加重，影响的层面也会逐渐扩大，其中更多地体现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以及我国国际储备资产价值、国际结算和能源等大宗资源类商品层面价格上涨的风险上。我国如何应对美元发行泛滥和进一步贬值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无疑是当前最现实的挑战。从我国国际储备现状看，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以西方主要货币为主的债券和资金，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随着美国两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超过万亿国债的发行必然导致美元发行泛滥和潜在的贬值风险增加，我国的外汇资产储备价值也相应面临大幅“缩水”，人民币升值也成为必然。

美元发行的泛滥和贬值风险的增加，已导致全球性通胀压力进一步加重，并带动了新一轮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导致我国承受更大的通胀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另外，美元发行泛滥和贬值风险将导致我国出口更加艰难，出口产品在结算中也将面临巨大损失。实际上近期中国在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变化中，已经出现了外汇价值的负增长。因此，鉴于美元发行泛滥导致美元贬值风险，我国货币当局正面临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

从美国现行的货币政策看，尽管美国官方多次反复强调，保持“强势美元”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但事实上，美国口头上所谓的“强势美元”与实际情况相距较远甚至相悖。因而，所谓口头上的“强势美元”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看，美元长期贬值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美国官方货币政策的战略取向。美国现行的货币策略是一方面促使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为今后美元贬值作铺垫，从而在对外贸易上可以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减轻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带来的压力，平息美国国内对美国对外贸易现状的不满情绪。同时，美元长期贬值又是美国借此减轻不断加重的债务压力最现实的选择。由此可见，美元贬值是美国官方货币政策导向的出发点，反映了美国国家利益选择的主导思路，恐怕这才是美国货币政策的真实意图，美元贬值仍是必然趋势。

当前美国货币政策的核心仍是为缓解市场流动性紧缩，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该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启动”资本市场，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所谓“定量宽松政策”即货币当局“开闸放水”，为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寻找借口。美国借用“定量宽松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正是“弱化”美元的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由此，在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影响下，今后美元潜在的贬值风险仍将存在，美元贬值仍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美国“弱化”美元的意图也会更加清晰。同时，美联储货币政策不仅是美国经济走势的主要影响因素，也关系到全球经济。如果美联储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货币政策相悖，势必给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造成混乱和动荡，毕竟全球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既有利于修复全球经济，也有利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

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议论升温

人民币汇率问题和美元长期战略性贬值，使人民币国际化和成为国际性货币的议论不断升温。2009年11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八届中国金融市场年会”上，关于是否希望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问题，有74%的与会者表示赞同，有26%的与会者持否定态度。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费达翰表示：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有利于降低高额外汇储备风险。无独有偶，此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就美元和人民币地位问题发表言论表示：如果美国不能很好地处理贸易和财政“双赤字”问题，美元就有可能丧失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而人民币有可能在未来15年内成为替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之一。

然而，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是否已经具备了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币的地位看，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同时人民币的稳定和不断升值及使用范围的扩大，使人民币越来越成为一定区域的“抢手货币”，甚至被部分地区和国家视为一定意义上的储备货币。目前，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且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此人民币的国际信誉和地位也将大幅度提升。由于人民币有中国强大经济体的支撑，再加上目前中国政府财政状况良好，而且负债率低，并拥有超过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人民币有着巨大的升值空间，这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奠定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中国所处的经济地位和高额的外汇储备决定了持有人民币的安全性，人民币如果作为储备货币，不仅风险相对小于美元，而且还有一定的预期升值空间，所以从安全性考虑和保值出发，许多国家和地区支持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意愿越来越强烈。此外，随着中国对外经贸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区域性合作的加强，中国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以人民币作为贸易和投资结算货币，将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流通和广泛使用。而且，中国在海外投资不断扩展，为境外人民币的流通提供了可能性，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那么，人民币要成为国际性货币还有多长的路要走？从现实角度出发，目前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显然还停留在广泛的议论中，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与国际性货币还有相当的距离。首先，人民币是否属于国际性货币取决于是否可自由兑换，目前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决定了人民币不具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货币的要件。其次，人民币是否属于国际性货币由市场决定，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仍未得到一些国家和经济体的确认，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流通也不具备条件。再次，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十分发达的国家金融市场的支撑，而国家金融市场应具备国际金融市场的条件，目前中国上海正在筹划的国际金融市场还未成形，人民币国际化缺乏国际金融市场的依托。因此，按上述条件衡量，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尽管很高，但距离国际性货币仍有距离。换言之，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总体实力大大增强，人民币国际信誉在部分国家和区域也表现良好，但这并不等于人民币就能成为国际性货币，也不意味着人民币具备了国际性货币的功能，人民币成为国际性货币还需要方方面面因素的配合和条件的配套，因而断言未来人民币将替代美元国际地位为时尚早。

目前，中国汇率政策本着“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基本原则，结合国际资本流动和主要货币走势变化，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这是中国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调整的策略选择。自2005年7月中国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实现双向浮动，与国际主要货币汇率联动关系明显，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与美元单向挂钩更加紧密，因此人民币升值压力也越来越大。鉴于此，中国货币当局汇率策略的调整需要多方论证，避免美元贬值带来的汇率风险，而以渐进的方式摆脱美元的“束缚”就成为中国汇率策略调整的首要目标。最终汇率选择的目标是，通过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能够随着国际货币市场主要货币的浮动而浮动，使人民币的市场风险在市场中释放，而不是由美元决定人民币汇率的走向。

从总体上看，人民币升值压力将是长期趋势，但不一定就是坏事。人民币升值增强了国内对人民币资产价格的信心，缓解了通胀预期的压力。再有，人民币的强势必然导致市场对人民币国际化强烈愿望的上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会随着市场的需要进一步加快，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可能性增大，一旦人民币国际化达到了一定程度，或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国际货币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国际货币格局的主导将实现多元化。

五、人民币升值与国际化的利弊关系

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使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中国需要应对美国各种反倾销、反补贴等调查已然应接不暇，接连不断的各类贸易案更是将中国推向贸易摩擦与争端的风口浪尖，中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贸易摩擦与各种争端的“多事之秋”。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币始终不能摆脱美元的“束缚”，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越深入，就越难避免陷入美元的“陷阱”，在美元的牵制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越来越大，由此人民币汇率何去何从就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中国货币当局应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能够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能够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流入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从国际性货币的基本功能看，国际性货币主要是各国用于国际收支结算和防范金融风险，如果外汇储备风险加大，外汇储备自身安全得不到保证，在国际收支结算中的损失难以估量，那么本国金融安全也会相应降低，事实上目前国际储备资产的安危已经被美元所左右。而如果从美元储备的风险考虑，中国调整国际储备的构成，仅仅把美元换成欧元、英镑或日元、澳元，以及购买原油期货、贵金属等方面来减少风险并不可取，更不要说无条件的继续大规模购买美国债券。从当前的国际货币市场和期货市场看，国际外汇市场汇率将随着各国货币政策的变化更加反复无常；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多，以及投机性“热钱”的入市和撤离，国际期货市场的中短期风险将不断加大。从上述国际储备构成的调整看，中国的选择余地多，但空间越来越狭窄，甚至会陷入无奈的选择，承受诸多不确定的风险。虽然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也可以说是无奈之举，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其中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就是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的必然选择。

对中国来说，目前所面临的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不确定性。为了减轻在对外贸易与跨境投资等方面对美元的依赖度、降低外汇储备的风险，中国现实的国际金融策略主要有：有步骤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强区域性货币合作，外汇储备向多元化发展。这是当前中国应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最大程度地减少外汇储备和汇率变化风险最现实的举措。在国际货币体系重建以及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中，中国曾经提出将IMF的特别提款权（SDR）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创设一个超货币，抵消美元贬值带来的国际外汇储备风险。尽管设立超货币的构想在目前来看极难实现，但前不久IMF债券的发行，被普遍认为解决了短期内缺乏可信的储备货币问题，部分替代了美元的储备功能，相应降低了投资的风险。而中国政府认购500亿美元的IMF债券的出发点，正是基于降低国际储备风险的选择，同时也是出于创造超国际储备货币的考虑。

中国要在国际金融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SDR构成中占有一席之地，完成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的历史重任，有许多方面的工作需要做：一是加深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现阶段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也是恰逢其时，实现可自由兑换增加SDR构成的权重份额也就顺理成章。二是与相关国家达成广泛共识并加强合作，既包括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三是向IMF提供资金，相应增加中国在IMF权重份额的比重，并在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实现SDR构成的改造。人民币改革进程在不断加快，人民币正在从本国结算货币向区域性结算货币扩展，走向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是早晚之事。同时通过双边货币互换，人民币的储备地位在有关国家已成事实，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必然是大势所趋。当前IMF现有SDR构成的改造，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影响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是否能够深入，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不仅是中国现实的需要，也是世界货币体系改革的需要。我们必须看到，改革世界货币体系是防范金融危机的必要举措，中国要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不受西方发达国家的牵制，就需要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实现自由兑换。同时，在IMF的改革过程中，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不仅需要增加发言权，而且需要打破IMF现有SDR构成格局，减轻国际外汇储备资产对西方货币依赖性的危害和风险，改变美欧联手垄断IMF的局面。当然，实现人民币彻底国际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

【参考文献】

[1] IMF：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第四条款磋商工作人员报告[R].2012-07-06.

[2] 总理：2010年3月14日回答记者提问[Z].

[3] 周小川：2010年3月14日回答记者提问[Z].

[4] 田中角荣：日本列岛改造论[M].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