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采写张海迪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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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是我从事新闻工作50周年，报社准备为我搞一个盛大的座谈会和作品研讨会，我采写过的前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科学家杨乐、何泽慧等都准备来参加。当然，我也忘不了邀请我的好朋友张海迪。

我拨通了海迪家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热情的声音：“郭阿姨!嘻嘻……嘻嘻……”接着就是一串清脆的笑声。海迪还是那样乐观开朗，拿着话筒就连说带笑地和我聊起来。“郭阿姨，您采访我那时候，就像我现在这么大吧?我今年都48岁了，那时候我才28岁，您48岁吧……”

20年了!我常常在电视上看见她坐在轮椅上参加各种会议，还常常出来唱歌表演，报纸上也常常登出她创作、翻译新书的消息，我为她快乐向上的人生高兴。每当看到这些镜头和消息，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忆起采访海迪的难忘的日子。采访的深度决定报道的深度

1983年初，准备在全国青年中表彰张海迪。当时我在中国青年报社当记者。记得春节后的第一次部门负责人会议上，报社领导决定，海迪来京后，让我采写一篇专访。我说，如果要让我写，我必须到现场去。大家告诉我时间来不及了。我坚持说，时间再紧也得到山东去采访，否则写不好。到第一线采访，亲眼看、亲耳听、亲身感受，这是我采访人物坚守的信条。会上同意我的意见后，我转身就离开会议室去买火车票，第二天――正月初六，便奔赴海迪的家乡山东聊城。

到聊城后，只有一天的采访时间，第二天海迪就得启程上北京，接受团中央表彰，这一天怎么安排?我决定到海迪当年随父亲插队的尚楼村采访。我认为，尚楼这一段生活，奠定了海迪的人生基石，我必须去亲眼看、亲耳听、亲身感受。在尚楼村，我访问了和海迪朝夕相处的乡亲们，和海迪玩耍的小朋友，看到了海迪当年住的小土屋、村边的小河、路边的大树、乡亲们送别她的大道……在赴京的面包车上，我紧挨海迪坐着聊起来，海迪感到我对尚楼非常熟悉，就像对老朋友一样回忆起当年在尚楼的生活。

从山东出发到北京来参加表彰会那天，上面包车前，她要去小便，我一定要陪她去。在这个环境下，她便和我谈起一些截瘫病人写信问她为什么能去上班，是怎样解决大小便失禁问题的。她对我说：“其实我和他们一样难!每天上班前，我都要使劲用手挤压膀胱把尿排掉。有两次把膀胱挤破了，排出的不是尿，是血……”到北京后，我马上领了一位中医去给她检查身体。当帮她推车的姑娘替她脱下衣服，我的心嗖地一下紧缩了，只见她的脊柱已经变成了S形扭曲在脊背上。这还能叫脊椎吗?!它怎么能支撑身体呢!脊椎两侧，一条条长长的刀伤疤痕，那是她动四次大手术留下的。医生拿出银针扎着她的皮肉，检查她的知觉。从脚一直往上扎，扎过腹部，扎过心窝。“有感觉吗?”医生问。“没有。”“有感觉吗?”“没有。”我在一旁屏住呼吸等待她肯定的回答。直扎到胸二椎的部位，她才说“有了”。我这才深深懂得了：这就是三分之二以上的躯体失去了知觉啊!走出门后，医生长叹一声，对我说：“这是我见到的瘫痪病人中最严重的，她完全是靠精神支撑着。”

我和海迪的感情在这些活动中交流着，她感到我对她的关心和理解，我们的心贴得更近了。一天晚上她对我说：“郭阿姨，说老实话，像我这样一个人，躺着吃、躺着喝，没有任何人会谴责我。可是，那样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她说，她要为社会做点事，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互相间思想的交流，感情的交流，使得她对我倾吐了许多心里话，我也得到了许多精彩的细节，窥视到她的内心世界。

在山东，我采访了海迪的父母，又到了海迪当年插队的农村尚楼采访，还专程绕道去访问了海迪扎针治好的贫农耿大爷，又到了海迪生活工作过的莘县采访，然后回到聊城，和海迪一起坐面包车、上火车奔赴北京接受表彰。到北京后，我便和海迪一起住在当时的中央团校，像好朋友一样，一起生活，一起聊天。正是在这里，我完成了关于张海迪的采访和写作。回答时代的提问

在我采写张海迪以前，山东的一些报纸，已经宣传了张海迪的事迹，但大多数是讲述她以重残之身去做一些好事。我应该怎样来写这个人物呢?

张海迪不是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写张海迪也不是给五六十年代的青年看的，我必须面对八十年代的青年。八十年代的青年有什么特点?他们主要的思想矛盾是什么?80年代初，青年们刚从“”的动乱年代中走出来，没有上好学，没有学好本领，面对着升学、就业等等困难和挫折，面对改革开放的大潮，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人生之路应该怎样走?张海迪，这个三分之二躯体失去知觉的重残青年，也是从“”中走过来的，她同样经历了升学、就业等等困难，她是怎样战胜躯体和社会造成的重重障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让生命放射出光辉的呢?在写每个细节和对话时，我常常把张海迪这个典型人物放在时代大背景下衡量、认识，这样，写出的文章就回答了当代青年的人生问卷，在当代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有人以为，写先进人物就是写“好事”，“好事”越多越先进。一篇人物通讯，常常罗列了十几件甚至几十件“好事”。我认为，“好事”只是现象和过程，“好事”所反映出的思想和精神，才是记者要传达给读者的。在人物通讯中罗列出一件又一件“好事”，反映出的都是同一个思想，结果，显得事例重复、堆砌，思想却没能一步比一步更深入。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认为，好事不在多，有“神”则灵。一篇人物通讯，不在于罗列了多少好事，而在于是否通过典型细节反映出了人物的“神”，也就是反映出人物具有时代特点的精神风貌。

我写这篇人物通讯，不是罗列张海迪为群众做了多少好事，而是针对当代青年的思想实际，剖析张海迪人生观的形成，展示她的人生之路。为了体现这个主题思想，全篇我写了三大部分：一、在尚楼插队，使她懂得了让别人幸福的人，自己才会是幸福的；二、她自杀的挫折和考验，战胜消极悲观，更加坚实了；三、为了让人生放射出更多的光和热，她竭力汲取知识养料，更好地为社会做贡献。在这篇长达万字的通讯里，我只展开写了两件“好事”：一是在第一部分中写张海迪为耿大爷治病的事；二是在第三部分中写张海迪学英语的事。为什么写的好事这么少，却收到那么大的社会效果呢?这就说明，一篇人物通讯，主要不在于你写了多少好事，而在于能否反映出人物具有时代特点的精神面貌。

在尚楼村插队时，张海迪为群众做了许多好事。但是，我没有罗列这些好事。我认为，尚楼插队这一段生活，是海迪奠

定人生基石的阶段，因此，首先不是要写她为群众做了什么好事，而是要揭示她怎样懂得了要为群众做好事，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首先，我展开写海迪和小孟方深厚的友情，细致地写海迪进村后怎样认识这个可爱的小男孩，小孟方怎样送鸡蛋给玲玲姐吃，送磕头虫给玲玲姐玩，他俩怎样一起怜惜断了腿的小燕子，怎样一起治好了小燕子的伤，怎样高兴地放小燕子飞向蓝天……这些生动细腻的情节，使人感到小孟方的可爱，海迪和他深厚的友情。接着，小孟方突发急病，由于农村医疗条件太差，海迪眼睁睁地看着这样一个可爱的孩子死去了。这使海迪悔恨自己没有本事，决心学医为群众解除痛苦。这就使读者很清楚、很信服地看到海迪是怎样树立起要为群众服务的人生信念的。

在写海迪为耿大爷治病这个细节时，我也不是一般地讲她为人民做好事的现象，而是写她在为群众做好事的过程中更深地感悟到人生的意义。

在采访前，我已从张海迪的日记中，简单地知道了张海迪为耿大爷治病这件事，感到里面有宝可挖。到山东聊城后，在仅有一天下乡采访时间的紧张情况下，我还是坚持要绕道去耿大爷家，详细地访问、观察。后来，在陪同海迪进京的面包车上，我又和海迪细谈了这个情节。她听说我去过耿大爷家，非常了解这段情况，感到和我有了共同语言，便越聊越起劲儿，绘声绘色地为我描述当时的情景、声音，甚至学着耿大爷的山东口音讲着。由于到现场采访了，有亲身感受，她的谈话，在我脑海里都变成了一幅幅活生生的画面，使我后来的通讯能写得比较生动感人。

这样，虽然只用了一个例子，却不仅仅讲她为群众治病的疗效，而是更深一层地反映她在为群众做好事的过程中，受到了教育，感到了幸福和欢乐，从而懂得了生活的目的，人生的意义，逐渐树立了自己的幸福观和人生观。先进人物是不是神

《生命的支柱》这篇报道张海迪的长篇人物通讯，在读者中能引起强烈反响，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对这样一个先进人物，我居然敢写她的自杀，而且用了那样大的篇幅，写得那样细致生动。正是这篇报道突破了过去对先进人物报道的老框框，反映了人物的真实面貌，所以这篇报道真实可信，这也是文章受到读者欢迎的关键所在。

清华大学一位读者来信说“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完了《生命的支柱》。……对我感触特别深的一点是，像张海迪这样80年代的雷锋式的战士，也曾动摇过，犹豫过，甚至曾走到了生命的边缘。它使我感到，张海迪同志的事迹可歌可泣，但她也是人，也是我们中的一员，她也有缺点……”

像上面这位读者一样，许多读者来信或当面对我说，《生命的支柱》最使他们感动的，正是张海迪自杀这部分。这部分，使人感到张海迪并不像以前宣传的英雄人物那样高不可攀，使人感到不真实，不可信，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活人。她也有过挫折、动摇。她是一个真实的活人，因而可信、可亲、可学。

在和张海迪长谈之前，我先听了她的报告录音。最使我感动的，是她自杀这一段。我想：为什么在山东做报告时她就讲了这段经历，而一些作者却没有写这一段呢?可能是认为一个先进人物有这样的经历不光彩吧。对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看?

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都是有优点也有缺点的，特别是青年人，常常是在不断克服缺点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写了先进人物的缺点，并不等于这个人就不先进了，相反，如果处理得好，更能增加真实可信的程度。像张海迪这样一个高位截瘫的病人，在四处找不到工作，想为人民做点事情却不能办到的情况下，产生自杀的想法和行为是很自然的，人们不会因此而谴责她。写这段只能增加这个人物真实可信的程度，而不会有损先进人物的形象。同时，写张海迪战胜悲观情绪，认识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坚定了自己的人生信念，这对广大青年，特别是从“”中走过来的饱经挫折的80年代初的青年，更有针对性。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决定要写这段经历。但是，要写，并不等于能写好。

写先进人物这段经历，怎样能既使读者觉得真实可信，又不感到凄凄惨惨，而能起到积极的教育作用?我是这样处理的：一开始，我就把问题提出来：“一些青年朋友来信问我：您这样严重的病残，就没有痛苦孤独的时候吗?”张海迪坦然地说：“我也有过痛苦、孤独，甚至绝望的时候……”

这样，读者就感到她在说真话而不是说大话，增加了这个人物的真实感。

接着，我写她离开尚楼以后，想了各种办法找一条为人民做事的路：她学画，学音乐，四处写信报考，都一次次被拒绝了。这里，展开了一段她在劳动局门口冒着严寒等待招工录取通知书的细节。这些铺垫，使人感到：她的心都冻僵了，实在是无路可走了，才不得已走上了自杀的路，因而可以理解。如果没有这一段铺垫，一上来就写她自杀，读者就不大理解，也可能会谴责她。

在写她服药自杀这一节时，着重写她服药后的思想斗争，写她怎样战胜消极悲观因素，看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这才会对读者起到积极的启发教育作用。而这些，又不能通过干巴巴的说教来表现，必须用有血有肉的事件来表达，使人感动，让人信服。但是，仅仅到此结束还嫌不够。因为，人们会问：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再遇到挫折时，她表现得怎样呢?从哪里证明她经过这次锤炼变得成熟了，坚强了呢?为此，我最后又写了一段张海迪在药物中毒、昏迷五天醒来以后的情节。这次，她是可以死的，但是她却说：“我不想死，我还有好多事要干呢!”以及她用颤抖的手，歪歪扭扭地写下了“生命之树常青”等细节，反映她懂得了活着的意义。

这样一层层地表现，使人们看到一个经过考验逐渐成长，对生命的意义体验更加深刻的、活生生的人。

当时，全国许多报刊都刊登了关于张海迪的报道。可能是由于我的采访比较深入，我采写的这篇《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是唯一获得全国好新闻奖的，同时，也被选人中学语文课本。

我深深体会到，几分耕耘，几分收获。记者工作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你付出了三分劳动，写出的稿子只会有三分的反响；你付出十二分的劳动，写出的稿子就会有十二分的反响。这篇通讯发表以后，在一代青年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中国青年报社收到几万封读者来信。当时，我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一纸箱一纸箱的读者来信，我一封封地翻阅着。读者向我谈他们的读后感，向我倾诉心中的苦闷，有的称我妈妈，请我救救他(她)……读者由于爱这篇作品，而爱这个记者，信任这个记者。读者给我的信，读者对我的信任和爱戴，是对我最高的奖赏。

如今，我已年过七旬，但岁月无法抹去我这段难忘的记忆。这个坚强姑娘的人生，不仅教育了一代青年，也成为我人生路上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