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写作:在法则中找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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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新诗诞生以来，围绕它的争论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很多人认为诗歌具有灵性，它是人类精神内部世界的投影，难以用语言为之定义；还有人觉得诗歌的最大要义在于心灵感觉的自由发挥，因此不该受到所谓理论框架的约束，信马由缰，在天地间畅然邀游，方能达到诗意人生的快慰境界。英国诗人雪莱曾给诗下过一个定义，他认为在通常的意义下，诗可以解说为“想象的表现”，并将诗歌语言界定为想象的语言。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诗歌语言亦是如此，它需要诗人从日常生活的丰富语料中淘冼、拣选那些最富有表现力的语言，配合他们旺盛的感觉和生动的想象力，在灵感的督导下构建玲珑缥缈的空中楼阁。这样一来，诗歌写作者便有了充分的理由来支撑他们的观点：诗歌写作本源于想象，如果设置条条框框的规则，岂不是对自我的感觉形成干扰，对诗意实现的机制造成破坏吗？
实际上，我们读一首诗会觉得感动，一方面或许是文本渲染的意境与你的生活经历产生了交集，令你情思向往；还有一种可能是，诗人所写的题材并不是你所熟悉和经历的，但是你依然感动，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与其说是诗歌的名言警句感动了你，毋宁说是诗歌的一些规律性的元素触发了你的神经。这些规律性的元素，就是使一些句子能够成为一首诗的不可或缺的东西。恰如我们的生存需要水、氧气、阳光，一篇看似再简单不过的诗文本，同样也需要相应要素的辅助支撑，不然，它的存在就会受到威胁。如果我们熟悉了这些元素，并掌握了它们的运作规律，那么，我们就会为自己的写作和阅读，找到一条合适的路径。闻一多先生说过，文学创作应该像是戴着镣铐跳舞。我们认为，新诗写作也应遵循着一定的法则，在法则中找寻自由。
如果给你一个任务，让你随机采访那些没有受过专业的文学训练的人，你左手拿一篇小说，右手拿一篇诗歌让他们看，并让受访者分辨哪个是诗哪个不是诗，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能迅速得出结论――分行的那个是，不分行的不是。诗歌要分行，这个看似废话似的规律，恰恰是读者从视觉第一印象区分诗歌与其他文体的首要特质。而且，分行看似像不断敲击回车键那么简单，但很多时候，它对诗歌的意义构成可以产生绝对性的影响。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说过？一部文本成为一首诗，并不一定取决于语言属性。他举了一个例子：“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李子，它们大概是你留着早餐吃的，请原谅，它们太可口了，那么甜，又那么凉。”我们一看便知道这不是诗，甚至也不能称之为文学，它更像是丈夫留给妻子的一个便条。但是，当我们把它分行排列时，情形就大不同了：
我吃了
放在
冰箱里的
李子
它们
大概是你
留着
早餐吃的
请原谅
它们太可口了
那么甜
又那么凉
这就似乎成了一首诗，而且这真的是美国诗人威廉斯一首颇有名气的诗。在这里，诗歌与便条的重要区别，难道不是由分行的形式所赋予的吗？卡勒借此想说明一个问题，说明诗的分行排列所起的作用，就是告诉读者，这是诗，需要采用读诗的阅读态度和方式去读它。卡勒还举了法国学者耶奈特的一个语言试验。一则新闻报道：“昨天在七号公路上，一辆汽车时速为一百公里时，猛撞在一棵法国梧桐上，车上四人全部死亡。”试验者把这个新闻稿进行了分行排列：
昨天在七号公路上
一辆汽车
时速为一百公里时猛撞
在一棵法国梧桐上
车上四人全部
死亡
聪明的读者当然不会把这个游戏化的文本当作诗，但将新闻稿分行之后，它却也产生诸多微妙的变化，在视觉上浓缩了一些关键性的词语。比如，末尾两句车上四人全部与“死亡”在原新闻稿中本为一句话，这里却断开排列，使读者阅读到全部时会产生一个悬念：全部怎么样？全部获救？全部消失？全部穿越？还是――全部死亡？“死亡”一词独占一行，突兀而至，触目惊心，从而扩大了人们对这一车祸的心理反应容量。因此，分行本身之于诗歌意义的挥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如放大器一般，使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得到强化。对读者而言，这也是从视觉印象到心灵印象的动态过程。
在诗歌的构思中，如伺设计分行布局，这属于视觉结构的范畴，诗歌的结构还有重要一环，就是意象结构。有人说，诗歌构思的重要特点就是要以意象作为基本单位，所以诗的构思也是选择意象的一门艺术。所谓意象，可以理解为表意之象，大凡那些经典名篇，都有脍炙人口的核心意象，郭沫若的女神，艾青的土地，戴望舒的雨巷，穆旦的生命，北岛的“祖国”，海子的麦田……大凡那些成功的诗人，总是会以奇谲的意象打动你的心灵。当我们都在抒写对死亡那未知的恐惧时，李金发却写下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当我们都在喟叹难以排遣的寂寞时，冯至说出了我的寂寞是一条长蛇，静静地没有言语。一个笑，一条长蛇，两个生动的意象，将诗人精神内部的纠结具象化了，从而使读者产生奇异的审美感受。有的时候我们读一首好诗，很可能是被其意象的丰富性与多变性所吸引，方才对文本产生好感。
从意象出发，青年作者在进行诗歌创作的时候，可以充分地调动才思，有意识地为情感表达选择合适的意象。一般来说，意象可以分成直接“和间接”两类。所谓直接意象，即诗人头脑中直接浮现的关于某一事物的形象，诗人的思想感情直接倾注到具体的形象之中，有时依靠这样一个单纯意象为基础就可以构成一首诗。比如那些歌唱自然、建筑物、人之精神的诗，都用的是直接意象。有的时候，我们遇到的事物比较复杂，思考的问题比较抽象，酝酿的感情比较微妙，直接意象很难把它们表达出来，这个时候，间接意象就应运而生了。它与直接意象的不同在于，诗人的思想感情不是直接地倾注在意象上，而是通过意象曲折地暗示出来。比如，同样是对生命这个主题的思考，请看如下几句诗：
生命苦短，只是美德能将它传到遥远的后世。（莎士比亚）
生命不等于是呼吸，生命是活动。（卢梭）
我们只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泰戈尔）
生命原来是一条滚滚的河流。（郑敏）
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李金发）
很明显，前三句外国诗歌直接以生命作为抒发对象，这是直接意象的应用，后两句虽然也以生命作为直接意象，但为了表现生命蕴涵的精神特征，作者特意用了河流和死神唇边的笑作为间接意象，通过间接意象达成比喻和象征效果，使生命的精神信息得到拓展。可见，间接意象表意更加丰富，更加耐人寻味，因而成为诗人在独创性构思中的重要追寻目标。在中国古代诗文中，诗人常常写到松、竹、梅、兰、菊等植物，这些植物本身并不具有象征意义，而是诗人赋予它们洁身自好、抵御丑恶的高尚精神，这些植物也就成为表达君子之气的问接意象。西方文化中的橄榄枝、鸽子对于和平的象征，也可以形成一个具有典范象征意义的间接意象。谈到直接意象与间接意象的关系，最为人熟知的例子是德国诗人里尔克写的名篇《豹》。诗人描摹了一只被千条铁栏同世界隔开的豹，写出了豹的痛苦。诗歌全篇都围绕豹来写，但它却不是直接意象，因为诗人的情感不是要写他对于某只具体的“豹”之感受，而是要通过想象一只“豹”的处境，象征现代文明社会中人类被诸多规则的铁笼所困束的窘境，表达的是人类的普遍焦虑和危机感。由此，诗人更看重的是豹所具有的间接象征意义，这是间接意象的典型运用。
对间接的、象征意蕴浓厚的这类诗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里尔克、叶芝、艾略特、波德莱尔的诗。一般说来，喜欢诗歌创作的人大都会先经过一个抒情诗的阶段，表达个人的浪漫情感，甚至忧伤哀怨气息较浓，然后他们会进入象征的阶段，寻觅合适的间接意象作为情感的对应物，为言说世界找到合适的鞋子。当然，我们在选取意象时，总是不遗余力地追求新颖，这是易于理解的。王尔德说，第一个以花比喻美人的是英雄，而第二个则是狗熊，因为第二次使用它，意象的巧妙性就消失了。选取意象，要精于设计，尤其是要避俗避熟。
避俗的目的是求新，这个是艰苦的追寻过程，需要花时间，耗费精力。我们在写诗时，一时酝酿出一两句话，但还无法串联成篇的时候，可以选择将语句搁置起来，让它在潜意识中慢慢发酵。一位著名诗人就说过，他有了思想的火花，往往不急于马上写成诗，而是等冷静下来以后再重新审视这火花是不是具有独创性的，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那种浮泛空洞的写作，也可以防止因为主观感情过度介人对诗意带来的损失。对诗的意念之追寻与提炼，要比遣词造句重要得多。这并非忽视词句的作用，而是说如果没有好的意义构思，那么句式再奇巧，辞藻再华丽，也是空有诗形而没有风骨的，就好比是一个漂亮的芭比娃娃，再美丽也不是活生生的人，因为它没有灵魂。
在诗歌中，这个灵魂就是诗意。我国古代诗人高度强调诗歌之意，唐朝诗人白居易就有炼字不如炼意的说法。在德国美学家康德看来意就是灵魂，是诗歌的大脑。我们刚刚谈到的选择意象之目的，也是为了表达诗意而服务的，正所谓立象尽意，即用意象表达意念，以意象作为载体，寄托情思。比如，诗人要表达的诗意是思念故乡，那么为了突出这种诗意，诗人可以选择合适的意象，台湾诗人席慕容便说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而“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在余光中那里，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一张窄窄的船票”一方矮矮的坟墓”一湾浅浅的海峡”。这些意象齐聚一堂，共同为诗人表达乡愁的情感而服务，增强了情感的表现力和形象感。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诗歌都需要选择意象来表达诗意，在古今中外的诗歌中，还有很多直言其意的诗歌，或可称之为无象诗。诗人不选择意象，而是直接抒发感情，吐露情愫。正如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诗人仿若老者一般，耐心劝慰陷于精神痛苦的少年：“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这首诗歌没有任伺意象，可以看成是无意象诗的代表。所谓大象无形，诗人的声音或许就是生活的真理。今天，意象诗与无意象诗并行不悖，为了情感表达的方便，选择哪种方式都是合理的。
在诗歌的写作中，还有一些规律属于可选择性的，最明显的便是韵律。新诗到底应不应该讲求押韵，或者建立一种文体内部的音乐性，一直是写作者和研究界争论的问题。今天，诗人普遍不再以是否：“押韵”作为新诗的必备要素，并且大部分人的写作秉持的是口语化的特征。如于坚、伊沙、沈浩波的诗文，整饬规制的韵律感已不再是他们所关注的焦点，写作者多以情感表达的多样性作为其最大追求，因此我们阅读新世纪的诗歌文本，也能感受到诗人从多重向度做出的抒情探索。总的来说，诗歌写作以分行作为其主要视觉特质，写作者可以通过意象的选择、韵律的安排构筑诗意空间，为灵魂存在寻觅理想的居所。需要注意的是，诗歌固然要以情感为推动力，但是也要有理性的参与。心理学告诉我们，常人的大脑要按照感受贮存判断想象的程序处理信息，而诗人仅取首尾两头，从感受直接上升到想象，形成思维的跳跃，很多人由此认为诗歌不太需要理性的支配。实际上，美国诗人史蒂文斯早就说过：“诗，它是行动着的思维。”诗人要通过思维而创作，离开它，诗歌少了智性，充其量只是一些心情文字，难以从个体的私人经验上升到对全人类普遍经验的哲思。也就限制了其韵味的显扬。所以，我们或可如闻一多言及的戴着镣铐跳舞，用合理的规则辅助我们的文本创作，在任由感情奔驰的同时，也要注意用理性对它进行适当的约束，以使每一分的情感都落在实处，而非个体感觉的凌空虚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