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后抑郁的患病率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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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产后抑郁的患病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调查。方法：对237例产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及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进行评定。结果：广州市海珠区产后抑郁患病率与国内研究结果相比居中等水平。产后抑郁的主要临床表现, 按严重程度排名前5位依次为自责、失眠、焦虑、悲伤、哭泣。产后抑郁组与正常组在产前焦虑、经济条件、睡眠不足、负性生活事件等方面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

[关键词]产后抑郁；社会支持；初产妇

[中图分类号]R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210（2007）11（b）-028-04

Clinical analysis of sickness rate and effect factors of postpartum psychosis

MA Lin,GUO Li

(Haizhu District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of Guangzhou,Guangzhou 51024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rate and influence factor of postpartum psychosis.Methods:237 cases of postpartum women were estimated by 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 and some others forms designed by ourselves. Results:Incidence of postpartum psychosis in the investigated people was in the middle place within the country. Remorse, insomnia, anxiety, sadness and crying were list on the top 5 of most serious primary symptoms. Prepartum anxiety, lack of sleeping, negative affairs and bad family economics of depression women had obvious difference with those of normal women.Conclusion:Economics , negative affairs have relations with postpartum psychosis,so we should eliminate the negative factors as far as possible,to lower the sickness rate of postpartum psychosis.

[Key words]Postpartum psychosis;Social support; Primipara

产后抑郁是指发生在产褥期的抑郁。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上对此研究较多, 由于各国的文化背景、社会状况及研究设计的不同，其患病率报道也有很大差异。目前国外研究认为产后抑郁的患病率为3.5%～33%，国内报道为10%～15%[1]。产后抑郁不仅影响产妇的健康、婚姻和家庭，还造成母婴连结障碍，对婴幼儿智力及行为发育产生不利影响。

产后抑郁通常采用EPDS进行筛查，该量表的创制人Cox将12/13推荐为极有可能患产后抑郁症的界值，而建议卫生保健人员常规使用时采用9/10作为界值[2]。本研究采用EPDS 9/10界值筛选产后抑郁，并探讨了抑郁产妇与正常产妇在相关社会心理因素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1 资料与方法

1.1资料

样本来源为2006年2～7月在广州市海珠区各街道参加围产期保健的初产妇，排除精神病史、抑郁症史，经知情同意后作为调查对象。共调查产妇237例，年龄21～38岁，平均年龄28.01岁。其中，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的有45例，占19.0%；高中与中专的有71例，占30.0%；大专61例，占25.7%；本科55例，占23.2%；硕士以上学历5例，占2.1%。

1.2方法

1.2.1 研究工具 主要有：①产妇情况调查表。根据研究需求自行设计，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情况、分娩方式、分娩并发症、婴儿性别、坐月情况、产后睡眠情况、夫妻关系等20多个项目。②EPDS有10个条目，用于了解产妇的抑郁状况。

1.2.2 资料收集 由海珠区18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围产期保健人员在产后42 d上门检查时进行问卷调查，产妇在医务人员指导下完成问卷。问卷于妇幼保健例会上回收，收回3 d内检查问卷调查表是否填写完整，对有错漏的调查表进行电话咨询补充修正。对资料缺失、逻辑错误的调查表不进行统计。

1.2.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11.0录入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产后抑郁的患病率

进入本次研究的产妇共237名，其中EPDS在10分以上者70例，占29.5%；EPDS在13分以上者32例，占13.5%。以EPDS得分9/10为界将被调查产妇分为产后抑郁组和正常组，产后抑郁组70例，平均年龄为28.01岁；正常组167例，平均年龄为28.10岁；经检验两组年龄、学历分布均衡。

2.2 产后抑郁的主要临床表现

两组EPDS各项得分及出现频率比较见表1。结果显示，产后抑郁组的EPDS各项按得分排序前5名依次为自责、失眠、焦虑、悲伤、哭泣，该5项症状出现的频率均在95%以上，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失眠和哭泣（99%）。正常组的EPDS各项按得分排序前5名依次为自责、焦虑、乐趣、哭泣、悲伤、失眠，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自责和焦虑（76%）。两组均以自责得分最高。

2.3 两组一般情况、社会心理因素及产科因素比较

将一般情况调查表中的各因素进行两组间比较，结果见表2。按照α＝0.05的检验水准，认为产后抑郁组与正常组家家庭收入、产前焦虑、睡眠状况、分娩前后夫妻感情及负性生活事件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4 不同经济情况组、学历组的EPDS总分比较

按家庭月收入、婴儿性别、文化程度对产妇进行分组，比较各组的EPDS总分，如表3所示。经Kruskal-wallis 检验，按照α＝0.05的检验水准可以认为不同家庭月收入组EPDS分布不一致。

继续对上述家庭月收入三组进行两两wilcoxon检验，结果见表4。为控制第一类错误，按照bonferroni法将α调整为0.05/3，按照α＝0.05/3的检验水准，发现≤1 500元组与1 500～4 000元组、≤1 500元组与≥4 000元组EPDS分布不一致，1 500～4 000元组与≥4 000元组EPDS分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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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统计学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以有无抑郁为因变量，以产妇情况调查表中各因素为自变量，做Logistic回归分析，其中变量筛选采用逐步回归法，结果见表5。表中可以看出，各因素中只有产前焦虑、睡眠情况及产后夫妻感情进入方程，其中睡眠对抑郁状态影响最大。

3 讨论

随着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近几年产后抑郁的发生率在我国呈上升趋势[3]。广州作为一个人口稠密的国际化大都市，其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压力的增大，给产后妇女的心理健康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本次研究结果表明，以EPDS量表得分9/10为界值，≥10分者占被调查产妇的29.5%，与采用相同工具（EPDS）、相同时间（产后42 d）、相同评估标准的谌小卫(广州)等[4]的研究相近。若以12/13为界值，≥13分者占被调查产妇的13.5%，与国内研究结果相比居中等水平。从地域上比较，参考具有可比性的文献资料发现，本次调查产后抑郁的患病率比天津（10.2%）、济南（8%）、杭州（13.3%）高，低于南京（17%）[5~8]。

比较产后抑郁组与正常组EPDS各项得分可以得出（见表2），产后妇女均存在自责及焦虑情绪，但抑郁组产妇自责与焦虑更为明显，且表现出应付能力不足。在抑郁组的各项临床表现中，自责表现最严重，失眠和哭泣出现频率最高。当前，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依旧认为照顾孩子、操持家务主要是妻子的责任。许多产妇也相信带孩子和家务劳动是女性的天职，如果她们不承担起大多数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她们就会感到内疚，产生自责[9]。然而时间是有限的，女性在带孩子、家务上花费的时间越多，在其他工作中投入的时间就越少，女性需要挤出时间充分承担自己的责任。当个体的责任超过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所能应付的或其面临着不同角色间的冲突时，就会体验到挫败、疲劳[9]。而部分女性因人格、社会支持不足等原因更容易出现自责、焦虑情绪，感到自已应对能力不足，进而发展为抑郁。

我们的调查发现，家庭月收入低于1 500元组较其他两组更易发生产后抑郁，且抑郁的程度更趋严重，而家庭月收入1 500～4 000元组与大于4 000元组的EPDS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此我们考虑，当家庭月收入低于某一阈值时，更易发生产后抑郁。即与产后抑郁水平高相关的是家庭经济困难，而不是家庭月收入水平。收入过低的产妇面临较大的生活压力，新生儿的到来无疑更是大大加重了家庭的各项经济负担, 增加其焦虑，若再发生一些负性生活事件，如新生儿生病、母乳不足等，则会增加产后抑郁的发生。

夫妻关系不融洽，丈夫在生育过程中对产妇关心不够，产后周围亲人对产妇的冷漠态度可使产妇心理受到影响，缺乏自信心，产生悲观失望情绪，诱发产后抑郁[10]。本次研究中产后抑郁组的夫妻感情差于正常组，与有关研究的结果一致[7]。家庭中新增加的小生命，打破了很多以往的生活规律，往往使产妇，尤其是初产妇感到忙乱、无所适从，精神压力大，从而易疲劳、烦躁、易怒，如果有丈夫、亲属的关心支持，可以大大缓解产妇的精神压力，减少产后抑郁的发生。

本研究在设计时将生活事件量表中部分负性生活事件抽出作为问卷内容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产后抑郁组产妇负性生活事件明显高于正常组产妇，与国内研究一致。这表明抑郁产妇在分娩前后经历较多的负性生活事件，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由于负性生活事件多具有不符合主观愿望、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特点，容易造成精神应激，导致产后抑郁的发生。

本次研究结果中，产妇的年龄、文化程度，婴儿性别、喂养方式、产后是否与长辈一起居住等均与产后抑郁的发生无明显关系。许祖年等[11]的研究显示产后抑郁妇女中生女婴及超生做绝育手术的占有相当比例；而张军等[12]报道，婴儿性别与其母亲抑郁发生无显著相关性，本研究支持后者。可能由于广州市已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不像传统观念那样看重婴儿性别所致。在我们的调查中，对婴儿性别不满意的仅占2.5%，大部分家庭对婴儿性别满意或持无所谓态度。有研究认为，产后居住在大家庭的妇女，可获得的支持更多，因而产后发生抑郁的风险要比居住在小家庭的低。但我们的研究发现，产后抑郁的发生与是否和长辈一起居住、丈夫是否帮助带小孩、是否母乳喂养等无明显关系。这可能由于广州经济较发达，妇女产后若不与长辈一同居住，则寻找保姆分担家务和带孩子的劳动，因而是否与长辈同住并不影响抑郁的发生。在本次研究中我们调查了产妇的分娩方式及其产时、产后并发症，均未发现和产后抑郁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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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谌小卫,杨越波,范建辉,等.产后抑郁症患者雌二醇孕酮和催乳素水平研究[J].中山医科大学学报,2002,23(4):274-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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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段得琬(编译).妇产科心身学[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3.205-216.

[11]许祖年,卢碧运.产后抑郁症与生活事件及社会支持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1，9(2):130-132.

[12]张军,忻丹国,林奕,等.妇女产后抑郁程度的相关因素研究[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1,10(1):56-57.

（收稿日期：2007-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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