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牛委身中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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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被国企收购，大多都出于被动和无奈。但对于蒙牛的牛根生来说，被中粮收购，也许纯粹出于主动和情愿。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蒙牛以及牛根生的形象一泻千里。正可谓祸不单行。2008年10月，因牛根生有一批股份被抵押在摩根士丹利，但现时“股价暴跌，要及时补足保证金”。于是，牛根生含泪发表“万言书”，求援柳传志、马云等企业家来保卫蒙牛这个民族品牌。

2009年7月5日，牛根生将实际控制的近10％的蒙牛股份，以17.6元的价格配售给中粮和厚朴基金(二者分别持有70％和30％的股份)成立的一家目标公司。此时，牛根生总算兑现了“万言书”的承诺，没有将蒙牛卖给外资，但却导演了一场意味深长的“国进民退”的资本游戏。

在这笔总值30.58亿港元的配售中，包含了由牛根生掌控的老牛基金会全部3.48％的股份，牛根生套现9.55亿港元。这是自1999年蒙牛成立以来，牛根生及其团队的最大套现行动。但配售只是这笔总额达61亿港元交易的一半。另一半，是蒙牛增发摊薄后的10.01％的新股给目标公司。

这意味着，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了蒙牛20.03％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由于在目标合资公司中，中粮占有70％的股份，实际上中粮通过合资目标公司，控制了蒙牛20.03％的股份，成为第一大实际控制人。这部分交易完成后，老牛将不再持有蒙牛乳业股份。

通过增发新股，上市公司蒙牛乳业获得30.58亿港元的现金。这是用引入中粮，出让大股东地位换来的，也显示了蒙牛乳业巨大的资金压力。

蒙牛在三聚氰胺事件中业绩遭遇滑铁卢。三聚氰胺事件后，蒙牛订单大跌，最危时期，订单跌幅达80％。牛根生以“保护民族品牌”的名义泪洒“万言书”，显然是有备而来，而中粮的宁高宁能够接招，很可能与他的一次内蒙古之行有关。

2009年6月30日，中粮可口可乐位于内蒙古的瓶装厂在呼和浩特市和林盛乐经济园区正式奠基。这是可口可乐在中国的第39个瓶装厂，可口可乐大中华区总裁戴嘉舜与中粮董事长宁高宁均出席。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内蒙古)有限公司位于蒙牛工业园区以东100米处，两家公司仅一街之隔。

据悉，中粮可口可乐所以入住此园区，也得益于蒙牛董事长牛根生从今年3月开始的牵线搭桥和极力邀请。宁高宁本人在奠基仪式上曾毫不掩饰地表示，和蒙牛为邻很高兴。蒙牛与中粮的“一拍即合”，也许就得益于宁高宁这一次的内蒙古之行。

中粮人主蒙牛后，市场普遍以中粮“国进”和蒙牛“民退”来评价。在市场竞争下，任何市场主体都有进和退的可能。这一次，我们也许不应大而化之地谴责“国进民退”，而更应关注蒙牛是如何走向了“民退”的边缘。

蒙牛有一个飞船定律，不是在高速中成长，就是在高速中毁灭；如果达不到环绕速度，只能掉下来。不幸的是，由于三聚氰胺和特仑苏添加OMP事件，让超速发展的蒙牛“掉了下来”，不仅现金流紧张，而且还面临严重的品牌和信用危机。

蒙牛的高速成长在乳品业是个不可复制的神话，但是，这样的高速增长扰乱了中国乳品业的生态，把行业引入了一个错误的轨道。不仅奶源的质量安全无法保证，而且在低端产品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还诱使乳品行业通过虚假宣传过度渲染高端奶制品，以期获得更大的利润。堤内损失堤外补，这也是三聚氰胺和特仑苏OMP事件的导火索。

中粮的入主，不仅为蒙牛提供了现金流，也为其贴上了可提高品牌形象和信用支持的国有标签，同时也为牛根生本人提供了退出机会。业内曾有传言，牛根生打算在2008年退出蒙牛管理层，专心负责“老牛慈善基金会”的运作。对于牛根生来说，如今的“国进民退”或许是他本人心甘情愿和求之不得的。

专家评说

保育钧：没有民企市场经济搞不起来

以历史大趋势看市场改革，这个“魔鬼的盒子”已经打开，再收也收不回去了，但现在利益集团已经占有的优势可能会把改革扭曲。历史证明，没有民营企业，市场经济就搞不起来，没有民营企业，中国的就业问题就解决不了，没有民营企业，我们的创新起不来。现在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反倾销，真正物美价廉的东西是民营企业生产的，国外不怕我们的国有企业，怕的是民营企业，少了民营经济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实现和谐发展。保育钧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

陈志武：“国进民退”的五大后果

第一，只要这种“国进民退”的趋势被继续强化，让国有经济的比重继续增高，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减少对出口和投资依赖的愿望就很难实现，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中国的就业增长必然会走下坡路。过去十年里，尽管每年投入国有企业的资金平均是投入民营经济资金的3.5倍左右，但在就业方面，国有经济平均每年损失掉100万个就业机会，是负贡献，而民营经济过去十年里每年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在400万～600万之间。

第三，对老百姓的收入增长不是一个好消息。就业机会减少使得中国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继续恶化，由此对劳动力价格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第四，对产业结构调整非常不利。越来越强化的“国进民退”，使掌握在国家手里的财富越来越多，政府会把这些钱花在基层设施和大的工业项目上，尤其是高污染的重工业。如果把更多的收入和财富留给民间，让老百姓去花，他们会把这些钱花在与民生和消费品有关的轻工业上。

第五，使得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停滞不前。国有企业是政府的“大儿子”，有人违约，从法院到政府官员，他们会更偏袒国有企业。这对于整个社会法治精神的侵蚀程度就会越恶劣。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吴敬琏：

“国进民退”不是一个好情况

目前，小企业似乎有一点受到挤匪一是思想方面的原因。2004年以来，指责市场化改革的思想有回潮，“仇富”情绪在社会上很流行。二是政策的原因。为了支撑经济，政府要求大量贷款，为防止出现金融风险，银行就会选择国有大企业和有国家项目的企业贷款，这样就产生了挤出效应。

“国进民退”不是―个好情况。为了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政府必须要正确发挥作用。我们有些不该做的做了，一个就是设立行政许可，设立市场准入。二是指定技术路线、指定产品路线，这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