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后的陈寅恪与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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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抗战前夕,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国史主研领域的确定、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的请辞及对双方史学贡献的评价等问题上发生龃龉,两人关系有所失谐。抗战初期,陈寅恪曾受聘牛津大学汉学讲席,由于中英关系的波折,不仅赴英未果,而且滞留港大。虽然傅斯年对陈寅恪此举略有微词,但日军侵港后,他仍积极斡旋,使陈寅恪得以离港内渡。然而,陈寅恪到达桂林以后,由于身体及资金等因无法按期入川。对此,傅斯年颇表不满。抗战后期,陈寅恪病眼燕大,仍由傅斯年出面沟通上下,筹措资金,但结果难如所期,陈寅恪左眼全废的命运无法避免,两人关系再次投下阴影。抗战胜利后,陈寅恪由英返国,没有留在南京史语所,而是北上清华。由此,两人关系日渐疏离。结果,陈寅恪南下岭表初期,虽有赴台之想,却避开傅斯年而联络他途。此举象征着两人关系发生重大转折。虽然如此,陈寅恪对傅斯年猝死台岛还是颇有遗憾之感。

【关 键 词】抗战;陈寅恪;傅斯年;关系。

【作者简介】张少鹏,历史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一、导言

1927年夏,陈寅恪写了一首诗给傅斯年。诗云:“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弔朝云。”[1]在这首诗中,陈寅恪表达了两点意思:其一,认为王国维死后的学界“未成军”;其二,希望傅斯年能够在史学领域干出一番惊天大事业[2]。这里,陈寅恪对傅斯年的期许并非盲目,而是建立在留德期间他对傅斯年学问之了解的基础之上的。傅斯年对陈寅恪的期许也是当仁不让。其后,他不仅“无中生有”地在中央研究院别创历史语言研究所,而且带领全所研究人员迅速地在殷墟考古、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及敦煌学等领域做出成绩,令国际学界瞩目,并相应地在学界建立“霸主”地位[3]。不过,傅斯年深知,要想“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4],少了其时国内最精通东方学的陈寅恪助阵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他不仅争取陈寅恪加入史语所出任历史组主任,而且例外地容许陈寅恪在清华兼课。并且,为了拉住陈寅恪,傅斯年甚至允许陈氏在历史组主任任上“只担任一个名义,并不管实际上的事”,一切事务都由他自己亲自处理[5]。傅斯年之所以在其史学大业的建构过程中如此倚重陈寅恪,也是因为他对陈寅恪学问的了解和推崇[6]。正因如此,故有论者认为,陈寅恪与傅斯年“两人从青年时代起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终生情笃谊深,为后代学人树立了相互交往的典范”[7]。然揆诸具体史实,应该说这一判断的前半句乃是实情,后半句则有违史实。在笔者深入考证看来,抗战前后陈寅恪与傅斯年不仅在学术思想上差异明显,而且在人事关系方面也发生过重大转折。关于前者,因与本题无涉,当另文探讨;关于后者,有学者已注意到抗战期间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关系已然疏离[8]。但两人关系究竟疏离到何种程度,既有研究似未深究[9]。尤其,既有研究似也没有关注两人关系疏离的前因后果。鉴此,本文主要通过探讨抗战前后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演变的因缘历程,一方面揭示抗战前后两人关系的真实面相,另一方面藉此观察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转折以后给陈寅恪晚年生命史所带来的影响。

二、抗战前的关系失谐

抗战前后,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关系逐渐疏离,以致陈寅恪在南下岭表初期,即使有赴台之意,也一改原来诸事求助于傅斯年的做法,而是避开傅斯年,直接联络朱家骅(详后)。这象征着两人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当然,这一转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酝酿的过程。

抗战前夕,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国史主研领域的确定、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的请辞及对双方史学贡献的评价等问题上发生龃龉,两人关系有所失谐。

首先,傅斯年对陈寅恪在主持整理内阁大库档案工作期间的做派及成绩表示不满。本来,陈寅恪与傅斯年都受现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故十分注重新史料的发掘。因此,当得知李盛铎要将其手中的内阁大库档案转卖国外相关机构时,他们都为保住此项史料而积极奔走。在他们看来,保住此项史料并进行整理,乃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原因主要表现在:其一,此项档案是进行明清史研究的第一等重要史料。傅斯年在为请求中央研究院能够出资购买此项档案而给蔡元培的信中对此有所论及:“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讳,官书不信,私人揣测失实。而神、光诸宗时代,御虏诸政,《明史》均阙。此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10]其二,此项档案流出国外由外国学者进行整理有损国家形象。陈寅恪和胡适曾对傅斯年谈到,此项档案如任其失落,不仅“文化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而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对于陈、胡两氏的观点,傅斯年也表示赞同,故致函蔡元培请其设法[11]。

不过,谈到对内阁大库档案的重视和整理,陈寅恪应属着先鞭者。第一,陈寅恪是较早认识到这批档案价值的先进。清季以来,在旧史料观的指导下,有学者一直希望在这批资料中“淘宝”,寻找宋版书。但到1920年代后期,有学者以为这批档案已无“宝”可淘,形同废物[12]。然而,陈寅恪却在新史料观的指导下,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辈重在档案中之史料,与彼辈异趣,我以为宝,彼以为无用之物也。”[13]第二,陈寅恪是较早有意整理并研究这批档案的学者。陈寅恪本其精通蒙藏文的语言学基础和撰写“中国通史”的素志,对这批档案相当重视,不仅有意整理:“于内阁大库中颇得重要史料,有意编辑,又得数种文书之蒙古史,思考校之”;而且有意研究,拟撰满洲《艺文志》,以为《清史》的重要部分[14]。第三,陈寅恪是较早考虑购买这批档案的学者。在史语所还未成立之前,陈寅恪考虑这批档案的重要性,希望清华国学研究院能购买而整理之[15]。惜清华国学研究院经济条件有限,无法承担此款项。恰此之时,史语所在傅斯年的运作下成立,故陈寅恪希望傅斯年能够成就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