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的胜利理查德·罗杰斯建筑展:从住宅到城市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公众的胜利理查德·罗杰斯建筑展:从住宅到城市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2007年，一场名为“从住宅到城市”的建筑与城市设计展首次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展出，随后，展览巡回至伦敦、巴塞罗那、马德里、台北、新加坡和香港，吸引了全球超过50万名参观者，更在2012年夏天来到中国继续展出。这场持续的设计秀的主角正是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设计者，79岁的英国著名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2007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的获得者。
尽管一直被贯以高技派建筑的领军人物，但正如同罗杰斯本人所说：“作为建筑师，我们使用技术的目的仅是解决社会问题和提供新的生活方式，否则我们将被禁锢在与建筑设计无关的结构当中。建筑的框架、内部、机械系统和流线动态之间合理的并置关系，赋予了建筑以意义和清晰度。运用尺度、色彩和形式创造出建筑语言才是建筑的真义。”从建筑设计到城市规划，创造一种公众“共享”的建筑语汇是罗杰斯多年来关注的话题，“清晰”、“公共区域”、“绿色”、“系统”、“透明”、“城市”、“轻量”，在七个分区主题的引领下，罗杰斯40多年职业生涯的设计实践及合伙人事务所的众多设计案例得以集中展示。
一直以来，罗杰斯被业内公认为一位人本主义的建筑师，他长期致力于为当代世界创造更多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公共空间，这使他跻身于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师之列。作为一位执业建筑师，罗杰斯在公共和政治生活中也异常的活跃。自1998年开始，他和他率领的“英国城市工作组”（Urban Task Force）为政府提供城市发展的专业建议，城市工作组负责研究城市衰败的原因，并为城市再生的未来规划了基础工作。此外，罗杰斯还曾担当两任伦敦市长的首席建筑和城市主义顾问的重要职务。与其他专注于建筑单体设计本身的建筑明星不同，罗杰斯的设计生涯从建筑单体一路拓展到城市规划，罗杰斯说：“在我看来，城市再生、城市规划与建筑之间没什么差别可言，建筑限定了人们的生活空间。”罗杰斯还是众所周知的高密度可持续发展城市的拥趸，这也成为他十年多来的工作重心和主要课题。
当同侪们在中国土地上的建筑实践已处处开花的时刻，罗杰斯在中国还没有一座业已建成的建筑，然而他与中国城市的渊源却早可追溯到20年前。当时上海的浦东金融区尚待规划，受上海市长之邀，包括罗杰斯在内，来自全球的设计师来为一个还不足一百万人口的新都市区域出谋划策。这是罗杰斯倡导的“紧凑型城市”理论在中国的最早尝试。在一设计蓝图中，整个区域环绕一个圆形中心公园放射展开，高低错落的建筑物按照有序的节奏进行排布，最大限度地将望向黄埔江的景观视野赋予给建筑中生活的人们。城市的框架由连接主要铁路和巴士车站的一系列城市节点构成，节点相对集中布置以便空出地方给露天公园、步行道路和休闲空间。这些空间同时又是连接城市与沿河地区的网络结构。每个节点内部的活动具有多功能性，这样可以使节点在24小时内都有活动，充满生机。办公楼和商业性建筑沿主要交通干线布置，住宅和休闲设施则放置在人流相对较少、较安静的区域内。为了保证各区域的活动和能源消耗相对平衡，陆家嘴被切割成若干个能量区，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地区产生的热能和电能。“上海市长曾请我们继续实施我们的策略，并且产生出了我认为是城市规划的典范之作。”罗杰斯对于陆家嘴的规划理想是创建一个住宅与办公、富有阶层与贫穷阶层、老人与青年共存的共享空间。
“我一直就对城市情有独钟，特别是因为我出生在佛罗伦萨。”1933年，理查德・罗杰斯出生在意大利一个英意联姻的家庭，或许正是古老的城市空间在幼年时期埋下了一段最早的成长记忆，引发了他日后对于建筑和城市的长期兴趣。英和意两种不同文化以及身为艺术家的母亲或许成为了罗杰斯最早的设计启蒙，“我记得我在意大利最早的玩具之一是Meccano的钢铁组合模型玩具。当操纵机械时，我总能感受到它内在的美感，我从中获得了审美并以之作为设计表达的重要组成”。罗杰斯在5岁时搬迁到英国，大学时代进入AA学院的建筑教育，后移步耶鲁继续研习建筑。在耶鲁，他深受路易斯・康、弗兰克・赖特、查理斯・伊姆斯的影响，他受教于保罗・鲁道夫、文森特・斯库利等杰出的建筑师，引导他进入城市规划社会学视野的是高技派建筑师詹姆斯・斯特林。在耶鲁，罗杰斯结识了同学诺曼・福斯特，毕业后两人回到故乡并以“Team 4”的名义开始了最早的一批设计实践，很快以技术与机械的结合之美赢得声誉。短暂的合作之后，罗杰斯与福斯特各自开始了独立的职业生涯，并在日后成为高技派的两位代表人物。在现代主义建筑看似无从再度发展的70年代，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以高技术之名为建筑设计成为一件引人谈论的作品。罗杰斯与伦佐・皮亚诺通过国际竞赛赢得了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设计权，这也是罗杰斯最为中国人熟知的建筑物。尽管已经落成30年，它的成就犹然在立，圆筒玻璃管型的电动扶梯，悬挑于玻璃幕墙之外，在巨大的钢结构梁之间攀升到五层，建筑内部底层很热闹，有书店、票务以及临时餐厅，公共空间一直延伸到建筑外部的广场上。上面几层则空旷。改变内部空间布局的灵活性，是70年代设计师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将所有的结构和设施管道都移到建筑外部，实现了这一目标：内部空间能适应任何种类的临时展览，同时向公众敞开不再受阻。罗杰斯构思的这种将设施管道和结构都暴露在建筑外部的模式，具有功能上的重要性。在紧随其后的作品伦敦劳埃德大厦和第四频道办公楼，罗杰斯秉承了这样的形式。罗杰斯在解释他的设计意图时说：“我们把建筑看作同城市一样灵活的、永远变动的框架。它们应该适应人的不断变化的需求，以促进丰富多样的活动。”
80年代开始，全球的环境问题日趋显露，新生代的城市建筑呈现出冰冷麻木的面孔，罗杰斯将更多的精力转向城市问题，帮助政府提供改善城市宜居性的良性建议。“当我作为伦敦市长的首席顾问时，我们在废弃之地进行了百分之百的伦敦扩建（为大约一百万人民），并在交通枢纽附近加大了建设。私人开发商在开发房屋时必须建设一半实惠或者福利性房屋，要么在同一地要么是当地某处。我们对进入伦敦市中心的车辆进行征税，依然不允许在市内建设办公停车场。我们旨在创建一个升级换代的公共空间。我们开始在伦敦最穷的地区（东部）建立一个新的城市，随着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推波助澜，该地区人们的生活质量日益提高。”
罗杰斯领导的城市工作组为伦敦市民描绘了300多页的城市愿景书，其中包含100多条建议，这为英国城市可持续再生设定了原则，罗杰斯说：“这对1998年以来英国的城市规划都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些原则包括只在荒芜了的土地上建造紧凑型城市；为穷人和富人创建融生活、工作和休闲于一体的城市；建设提倡步行的优良公共交通连接性城市。”
“唯一的城市可持续形式就是紧凑型城市。无计划蔓延扩张建筑只会让汽车与新型公共基础设施不断膨胀，完全有违持续发展之道。”这是罗杰斯历来倡导的理想城市模型，而之前被他自己认为是城市典范的陆家嘴金融区规划并没能在中国实现，对此，罗杰斯不无遗憾的说：“不幸的是，这座城市如今实际上与我们之前设计的已毫无关联了。”
针对中国城市快速城市化中暴露的问题，罗杰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大城市最缺的是设计得好、管理得好的公共空间，适合大型人群规模的公共空间，人性化的公共空间。“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还是发展最快的城市社会。中国的工业化大有赶超西方国家的发展速度。然而我更关心的是城市大量的污染还有道路的拥堵。拥挤不仅会产生污染还浪费时间，破坏社会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