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不是不作为的“挡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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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人们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体制改革，消除了不少体制障碍，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整合，使生产要素得以优化配置，市场机制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充满了生机活力。

在深化体制改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些地方或者部门，将体制作为不作为的借口。失去了创造性，宁可无功，不可有过，消极等待。更有甚者，善于将成绩归于自己，将错误归咎于体制。

体制，成了消极不作为的借口

一个内地与港方合资企业，港方提供资金，内地一方提供土地和设备，董事长由港方人员担任，总经理由内地资方担任。企业亏损需要启动破产手续，但董事长故意避开联系，没有董事长签章不能启动，也不能通过召开股东大会罢免董事长，因为掌握资金的大股东是港方。该企业总经理向省外经贸委申请依职权吊销企业经营执照，外经贸委多次以有关文件未齐备为由加以拒绝。事实上，重点不在于文件的缺少，而在于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退出机制。外商投资企业因失去与董事长的联系导致企业无法破产或注销，又没有法律规定适用于这种情况的处理办法。

这也可说是一个“体制依赖症”的典型问题。外经贸委应该向上级部门进行请示，上级的批复将成为以后的类似情形的处理规则，是一种对体制的柔性改革。或者，省外经贸委也可以提供建议，如建议总经理向香港警署报案，依照香港地区的司法强制程序迫使董事长出现。然而，省外经贸委消极不作为，满足于现行法律的规定，以已设定的程序为借口推诿，对合资企业中的一方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从上述第一手材料可以发现，改革20多年，回过头来看，我们在不少领域的权利意识是强化了，在责任意识却淡化了，这恰恰是当前民众对改革不满意的根本所在。

必须动态考量“体制问题”

人们在思虑社会经济生活制度体系时习惯以静态形式考量，然而，现实经济生活和社会运行是一个相对动态的过程，必然出现许多原先的体系和制度考虑不周的盲点或盲区，使得原有的管理体系和制度难以覆盖。

但是，又不得不用业已存在的体系和制度来衡量，因而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的差距。这个不适应的差距，事实上就是一个体制的漏洞或者真空。更加恰切地说，是一个体制的薄弱环节。由于它跟业已设定的体系制度有关联，但又通常被其所忽略或淡漠。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我们的体制改革也应该是动态的、有刚性也要有柔性。

首先，我们不能把体制变成过去计划的翻版。社会习惯讲体制内和体制外，学生招生有体制内、体制外；单位职工有体制内、体制外；资金供应、划拨、承兑也有体制内、体制外；物资的流动也有体制内、体制外；机构设置也有体制内、体制外。这些事情，名堂繁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其中有一些还是少不了投射原有计划的阴影。这一部分投射还是离不开权力统制。这是不足取的，在体制改革中要进一步突破它。

其次，体制要有柔性改革的机制，来覆盖一些所谓体制外的，特别是要建立一种快速可行的应急机制来解决大量存在的、不可预见的体制外的事务。因为人们的思维是习惯于坐享其成、按部就班。当然，先修路，后通车；先规划，后做事，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世界上的事是不是都一样逻辑的呢？许多问题的解决是不是都是这样的硬性模式呢？答案是很明晰的：绝对不是。

同理，我们的社会管理、社会运作、经济社会活动也有相当一部分难以按照原先设定的方案，也难以找到事先有的规范，而且有些真的按照原有规范是难以维持下去的。我们的社会损耗、社会成本之所以高，问题就出在这。哪怕是西方法制，也难以想到完善制度来覆盖。中国很多制度是在部门利益基础上设立的，不少部门规章之间有矛盾、冲突，不少大法和小法之间有冲突，不少新法和旧法之间有冲突。人们在转型的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不清晰、不理解或者难以协调。

治疗“体制依赖症”，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依据狭隘利益而人为设置的体制篱墙，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予以清除。（作者系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