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体制·学者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学术·体制·学者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时代的“体制化”，在带给人、社会组织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孕伏着潜在的破坏力。学术研究的体制化，对于培育学术共同体，促进学术领域的扩展、研究主题的深化和质量的提升，均产生了无可替代的积极影响。但是，体制所固有的“非人格化”力量，也有可能凌驾于人的尊严与价值之上，成为阻碍学术向更高水平攀升的负面力量。当前学术研究中所谓“思想”与“学问”、“职业”与“志业”的分化， 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体制化所造成的学术与生活、学术与生命的隔离。克服学术的“体制化困境”，一方面需要进行更为缜密的制度设计，在学术体制内部寻求体制变革的力量；另一方面则需要克服“体制决定论”，重建学术共同体的学者情怀。

关键词：体制化；体制决定论；学术情怀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2-0001-05

一、“体制化”及其双重品格

将我们所处的时代，称之为“体制化时代”，可以视为对这个时代制度文化和精神气质的“写实”。近一个世纪前，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德国著名学者韦伯（Max Weber）在题为《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对“我们这个时代”作出了这样的诊断[1]：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社会生活隐没，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一个超越世界，或者流于个人之间直接关系上的一种博爱。

时隔60多年之后，被誉为“当代西方最重要的伦理学家之一”的美国学者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在其代表作《追寻美德》中宣称：“当代世界观主要是韦伯式的世界观。[2]

在很多人看来，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和“理性化”进程对于中国而言应当是一个“他者”的问题。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原本就是非宗教性的，似乎是天然地“缺魅”的。但事实上，非宗教性，并不简单等同于“缺魅”。如果我们承认，古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中，并不缺乏超越性价值与追求，那么，就必须承认，一种超越于西方所谓的“理性”之上的隐秘力量，其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不天然地缺失。只不过，正如有学者明确指出的，与西方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超越性力量，是内在地镶嵌在世俗性之中的。[3]晚清之后，随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天道”、“天命”、“天理”等理念的剥落，原本镶嵌于世俗力量中的内在的超越性，逐渐被剥离出去。从“天理”到“公理”，经“公意”再到“民意”的转化历程[4]，即隐含着如此这般的“另一种祛魅”。这固然是因为特殊历史时期、特殊遭遇之下的中华民族在文化上不得不经历的一种转型，但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文化碰撞中所可能制造出的一种独特的“殊途同归”的文化社会景象。

韦伯所判定的理性化，之所以迄今依然有绵延性影响，甚至于较之韦伯时代焕发出更强大的力量，主要在于，理性化不仅以其特有的力量塑造着人们的思想，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思想生产方式，更逐渐演变成为生活世界的组织和支配法则，从而在根本上决定了人的生存方式。以此为基础建构起来的，日趋精致严整的现代社会分化，造成了职业化的合理发展。被固着在每一个特定职业上的人，都难以避免被纳入科层式体制架构的命运。[5]于是，这种由人建构出的、理性化的“体制”在走向“完备”的过程中，渐渐地远离了人，演化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杨国荣认为[6]：

就体制组织而言，其存在形态首先带有无人格性的特点，体制化的存在往往表现为超然于人的结构，在各种以效率为目标的管理机构中，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常常构成了其组织原则；后者有别于关注人的存在意义的价值理性。

相对于价值理性的虚灵性和难以统合性，工具理性不仅“实在”，而且简易，更易于推行。于是，随着它的不断扩张，价值理性的“领地”逐渐遭到蚕食。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尖锐地指出[7]：

现代社会的病态就在于，工具理性的体制化运作，大举侵占了生活世界的领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被各自分离的意见的机械组合的量化计算所代替。

在这里，“体制”作为现代人在社会中存在的重要组织形态，成了人们不得不去深刻关注的“大问题”：个人若简单地认同体制的逻辑，放弃独立地、深度思考的权力和机会，其结果不仅是个人的独立性、创造性遭到伤害，更重要的是个体精神的内在自足性以及人的尊严和价值亦将受损。因此，时代的“体制化”，在带给人、社会组织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孕伏着潜在的破坏力。

二、学术的体制化及其影响

中国学术的体制化历程，与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对现代性的接纳和培育历程紧密相连。虽然，传统的学术研究范式以其惯性曾试图阻碍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但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对“除旧布新”的急切向往，足以消解掉诸多的阻抗力量，从而推动中国学术首先在形式上完成了从“旧学”到“新学”、从“传统型”到“现代型”的转变。这一转变，“以知识分类方式的转变为始基，以学制演变中学科（课程）体系的转变为架构，以现代大学体制的建立为获得制度性确认的标志”。[8]中国学术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之所以可称为“型变”，一是因为转折幅度之大，转变之剧烈，绝非一般“演进式”转变所能概括。二是由于转变前后两种不同的学术虽不能说截然不同，但也可称“前世今生”。学术史上发生如此转变，绝非余英时在解释由宋儒“道问学”传统绵延而至清代考证学说时所用之“内在理路说”[9]所能解释。笔者认为，现代学术转型，表面上看是中国学术体制“冲击―反应”式地全面引进西方学术框架的过程，事实上则是中西文化、学术碰撞、交融和妥协，进而以新的“型态”在中国扎根的过程。

孙元涛：学术・体制・学者毋庸置疑，学术的体制化，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促成了各种类型、层次的学术组织、结构的崛起；增进了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合作和研究成果的交流、分享；亦催生了结构上相对完备、形式上也不失缜密的学术评价制度。就此而论，学术研究的体制化，对于培育学术研究共同体，对于促进学术领域的扩展、研究主题的深化和质量的提升，均产生了无可替代的积极影响。但是，如同时下一句非常时髦的“生存感悟”所揭示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因为走得太久，太远，而忘记了当初为何出发。[10]现代学术体制自创建至今，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伴随着学术体制的日趋精细化，体制与人、体制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在很多情况下，体制的“非人格化”力量，甚至可能凌驾于人的尊严与价值之上，从而成为阻碍学术向更高水平攀升的负面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