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工作在伦敦金融城的中国人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一群工作在伦敦金融城的中国人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1571年，英国大商人托马斯·格雷哈姆爵士创立了皇家交易所，自此，大英帝国迈开构筑全球金融中心的步伐。此后的300多年，英国先后与西班牙、荷兰、法国、奥地利、德国等国发生多次战争，金融业几度兴衰。但英国人慢慢明白，如果要影响世界，就不能只靠自己一个小岛国的力量，而是向外拓展并兼容所有可以吸纳的力量。于是，伦敦金融业在冲突中不断开放，并慢慢崛起，长盛不衰。

如此国际化的金融城，从业人员自然大多来自外国。据统计，伦敦是世界上同时使用最多语言的城市，超过50个的少数族裔在交流中使用超过300种的语言，伦敦有超过1/3的居民不是在英国出生的。不过，尽管伦敦拥有世界上几乎所有大型国际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办事处，但与中国的金融业务量长期处于低迷。直到最近10年，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新兴国家的快速兴起，非西欧裔的金融从业人员的数量才开始上升。

在接触中，我发现金融机构工作的华人精英有一些共性。他们大多数在伦敦金融城的工作时间都在4年左右，是当年在英国留学后留下的。其中，有达到七八年工作年限的，已升为本金融机构的中层管理人员。这些金融精英在伦敦大多从事分析研究工作，比如设计交易模型。据说，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中国留学生的数学、物理等专业的功底非常好。

他们中许多人不到30岁，却少年老成，具有丰富的阅历和极广的国际视野。比如，一位来自全球著名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的谭姓分析员对任何话题都有独到的见解和全面的思考。在谈到经济时，他断言“如果中国经济完了，世界经济就完了”；谈到一些大题目时，他会习惯性地用“呃”音稍加停顿，以示思考片刻再作答。从相貌和言谈举止看，我一直以为他至少应过而立之年，一问才知刚满23岁。

通过与这些金融精英的交流，我认为“混”在伦敦金融城必须具备三个素质：最基础的是流利的语言能力，必须有与当地人差不多的水平，而且要有很强的专业知识背景；其次要对伦敦金融城内的公司需要怎样的雇员心中有数；然后是要有社会和文化适应能力，要有足够多的当地朋友，融入当地文化。

金融城和英国大学的象牙塔完全不同，在国际性的人事斗争中被排挤的华人天才不在少数，中国人在外国必须懂得保护自己，比如，每天工作时间至少要十几个小时；刻意加班，以便在公司树立起刻苦的形象；保持谦逊，但也要处事老练；要积极进取，该是你的，就一定要去争，否则别人认为你能力有限，不能胜任更大强度的工作。总之，在冷酷的金融界，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的保护神。

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让一批谦逊谨慎、吃苦耐劳的华人金融精英尝到了“血的教训”。当年7月12日，英国首个华人金融协会正式成立，原本是为了给越来越多在英国金融领域工作的华人提供交流的平台。当时，据不完全统计，在伦敦金融城工作的华人有2000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服务于著名的投资银行。所有人都相信，华人还会越来越多。但谁都没料到，两个月后，发端于一场大西洋彼岸的全球金融海啸，让差不多1/3在金融城打拼的华人失业，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当时伦敦金融城的失业淘汰率。

在JP摩根集团工作的陈先生回忆起当时华人金融精英的“惨状”时说，有的公司一个部门就裁掉了十几位中国人，然后把活分给少数几个中国人做；有的被裁掉的华人被迫到中国香港、日本找工作，到处面试，最后工资可能打了三折，才勉强找到新职位；有的失业一年多，最近才找到工作。最惨的是，那些三个月没找到工作的，工作签证失效，急匆匆变卖家产，“几乎是仓皇逃离英国”。

对此，潘先生显得更乐观。33岁的他已是某银行伦敦分部的副总裁，在回答我“什么时候世界顶级金融公司最高层会是中国人”时，他说，虽然中国人是新手，但中国人的学习能力超强，“我估计10年可能都用不了，5年差不多”。

这或许有一定的道理。当前，中国的金融机构和公司进驻伦敦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国的地位从最近几任伦敦金融城市长（一年一换）的身上就可以看出：第678任的白乐威自称曾上百次访问中国，第679任市长史达德曾在中国工作过5年时间，680任市长罗永成则出生在中国香港。

其中，史达德的一番话最能诠释中国人在伦敦金融城的未来。这位曾以“伦敦金融城：学习之城”为竞选口号的市长这样说道：“知识的转让是双向的。在中国，关于战略规划方面我就学到很多东西，在谈判和技巧方面也学到很多。中国人非常聪明，他们能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能找到最容易而又不至于引起冲突的方法来达到目的。”

博主简介：乾龙创投合伙基金创始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