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日经济”与居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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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季节调整的方法，通过考察“五一”、“十一”长假制度实施前后季节模式的变迁，定量测算了。“假日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春节的移动假日效应，结果显示“假日经济”实际上更多的是有限的消费在不同时期间的转移和替代。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以及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是制约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假日效应；居民消费；季节调整：X-12-ARIMA
中图分类号：F04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3)-0089-06
一、引 言
上世纪90年代末，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物价水平持续走低，居民消费不振。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措施。在这一背景下，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修订《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通过上移下借，形成了“五一”、“十一”和春节三个长假，从而出现了节日集中消费的现象，带动了旅游、交通、餐饮、零售等各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所谓的“黄金周”消费热潮，引发了人们对“假日经济”的讨论。顾名思义，“假日经济”就是指假日里特有的一种经济现象，是对人们在节假日期间集中消费等经济行为的概括和反映。但是“假日经济”对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究竟成效如何?有的学者认为“假日经济”能够激发消费者的节日性冲动消费，提高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也有学者指出“假日经济”更多的是消费在不同时期、区域之间的替代，并没有激发新的需求Ⅲ。已有的讨论多停留在定性分析的层面，缺少定量的实证检验。
本文试图从新的视角，利用季节调整的方法定量测算“假日经济”的效果究竟有多大，通过考察季节因素的动态变化来揭示长假制度的实施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内容安排如下：第二节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时间序列进行季节调整，并在其中考虑体制变动和春节移动假日效应；第三节具体分析季节调整的结果，测定假日效应的大小；第四节，分析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成因；最后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季节调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通俗地讲就是全社会在一定时期内从零售市场上购买的消费品的总额。它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生产规模、产品结构和市场供应是否充足和合理；反映着人民的收入高低，购买力水平，消费需求的满足和实现程度。假日制度的改变所引起的人们消费行为的改变，必定通过这一指标最直接地体现出来，因此，本文的研究就从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分析而展开。
在假日里，人们往往停止生产、集中消费，使得许多经济变量表现出显著不同于非假日的特征。假日效应表现为经济指标在受到假日影响的相邻月份间的起伏变化，只有月度数据能够满足研究的需要。假日的影响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有固定日期的特定假日和官方假日，比如“五一”、“十一”；另一种是移动假日，定期出现，但不一定出现在每年的同一时间，比如春节，在现行公历1月21日到2月20日的范围内变动。通过季节调整，固定假日的影响可以归结在季节因素当中，所以需要单独考虑的是移动假日的影响。随着假日在公历中的出现日期的推移，使得此类假日的影响在相邻月份之间的分配每年都有所不同。
X-12-ARIMA季节调整程序是当前国际上通行的季节调整方法，在传统的基于移动平均的X-11方法的基础上，引入了预调整模块regARIMA，通过建立带有回归元的ARIMA模型对序列进行预测-和预处理。它根据美国的情况设定了复活节、劳动节和感恩节三种移动假日。参照X-12-ARIMA对复活节的调整方法，我们假定：从春节之前的第w天开始，经济活动的水平发生变动并保持在这一新水平上直至节日的前一天。将这段时期内每一天的数据加总，就构成了待调整变量总的春节效应，因此可以基于对这一区间的分解来分离春节效应。
据此构造回归变量：对于给定月份i，受到节日影响的时段落在i月份的占整个受影响时段w的比例。
在春节假日影响不到的月份，该变量的取值为0。在实际计算时，回归变量应当采取中心化(centered)的形式，通过消除春节效应对所关心的特定月份的长期影响，就使得这一解释变量具有零均值、不含季节性，即只考虑春节效应中跨月移动的部分。
由于我国的长假制度是从1999年起实行的，通过在季节调整程序中设置体制变动(change-of-regime)回归量，把序列分成两个区间分别建模，前一个区间包含变动期之前的数据，后一个区间包含从变动期开始到以后的数据，这样就可以明确区分体制变动前后不同的季节模式，从而考察“五一”、“十一”这两个长假的产生对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下面就考虑对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序列(1994年1月至2006年12月)进行季节调整。数据引自BVD商业电子数据出版社EIU各国宏观经济指标数据库。原始序列的折线图见图1，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着明显的季节波动，每年12月份销售额猛增；而且季节波动的幅度随着序列水平的增长而加大，因此应当采用乘法分解模型。
设定春节效应的影响期为节前20天，构造用户自定义移动假日变量spring，固定季节效应的体制变动日期设定为1999年10月。考虑到2003年春季非典型肺炎的蔓延对我国零售商业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将2003年5月设定为AO异常值，同时令程序自动探测AO、IS和TC三类异常值，自动选取最优ARIMA模型。最终程序选定的ARIMA模型结构为(012)。估计得到的回归结果。季节调整后序列sales_sa所示，可以看出其中已经不存在显著的季节波动。
可以看出，固定季节效应在所设定的体制变动前后都是显著的，自定义春节移动假日效应变量spring也具有很强的显著性，系数为正，表明春节假日对居民消费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2003年5月作为AO异常值具有较强的显著性，估计系数为负，与实际情况相符。除此之外程序没有识别到异常值。谱分析没有发现残余的季节因素和交易日效应，季节调整后序列的图形也表明调整的效果较为理想。
三、假日效应的测算及理论分析
带有“＆＆”符号的变量表示的是固定季节效应回归系数在体制变动前后所发生的变化量b，若记1999年10月之后固定季节效应回归量的估计系数为ai，则在此之前的估计系数。因此，在统计上显著的b；就表明了体制变动的性质，即负值表示体制变动之后该月份的季节效应有所增强，正值表示体制变动之后该月份的季节效应有所削弱。回归模型显示，除3月、4月和7、8、9月之外，其他月份的固定季节效应的改变量都通过了
5％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计算各个月份季节效应的变动幅度，按照变动方向分为增强型和削弱型两种类型分别在列中。
由此可以看出，在实行长假制度之后，“五一”和“十一”所在月份的固定季节效应都有所增强。但紧随其后的一、两个月份，即6月、11月和12月，固定季节效应却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这表明“五一”和“十一”长假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前导效应”，吸引消费者对购物时间重新做出选择。“黄金周”期间短暂的消费热潮过后，往往会出现一个相对较长的消费淡季。在收入没有持续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跨期预算约束将对消费者的消费冲动构成限制。因此可以判断，“黄金周”对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这一政策目标起到的作用有限。
绘制季节因素(sales_sf)、春节移动假日效应(sales_hol)和异常值冲击(sales_otl)的对比图如图3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季节因素的影响是最大的，其次是“非典”造成的异常值冲击，春节移动假日效应相对较小。表3给出了各个月份在不同时期所对应的季节因素，它直接刻画了近年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季节模式的演化，从而反映了人们的消费行为所发生的改变。自2000年起，2月的季节因素由小于1转为大于1，表明发生在2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过去的低于全年平均水平转为高于全年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每年10月份季节因素的影响强度一直在上升，而11月份对应的季节因子则从1999年之后开始趋于下降，到2002年，10月份的季节因素已经超过11月份。引起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受到“十一”长假的影响，人们改变了消费习惯，在10月份就“预支”了以往留在11月份的部分购买力。与之相对应，自2000年起，5月份的季节因素便超过了6月份，进一步表明“假日经济”实际上更多的是有限的消费在不同时期间的转移和替代，从而印证了分析得出的结论。
春节效应引起季节模式改变的机制有所不同。春节一直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在1949年颁布的旧的《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就已经规定春节放假3天，因此相对于“五一”和“十一”，春节假期并没有在1999年以后发生太大的改变。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1、2月份对应的季节因素都显著提高的情况下，3月份对应的季节因素并没有出现明显下降，而春节前的12月份对应的季节因素则大幅减小。过去，由于商品短缺以及气候条件等的限制，人们往往很早就开始储备年货，留待春节期间集中消费。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商品价格的敏感程度在降低；另一方面，节日期间的商品市场也能够保证充足的供给，从而促使人们的消费观念悄悄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地选择在春节期间进行消费。所以春节假日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不是体现为“前导效应”，而是将一部分超前消费调整到了即期，可称为“回调效应”。
四、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成因分析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中国出口高速度增长，外贸顺差持续加大的形势下，刺激消费、扩大国内需求，降低对外需的依赖，被看作是缓解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最佳选择。衡量一国的消费水平，通常使用的是消费率这一指标。消费率是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总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下面表4给出了自1991年以来我国的消费率及其构成情况。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始终徘徊在60％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的投资率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0个百分点。从2000年到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高达21.9％，而同期消费的年均增长率只有9.5％，导致消费率一路下滑，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05年的51.9％。这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过分倚重投资，致使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经济运行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的效率低下，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收入水平是决定居民消费需求的关键因素。导致我国消费需求低下的首要原因，就是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赶不上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数据显示，1996―2005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6％，而同期我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达9.0％。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直接导致在居民消费的构成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的比例迅速下降，由1979年最高的62.3％下降到2005年26.8％的最低水平。
除了收入因素，还有许多因素影响居民消费的提升。首先，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制约着居民消费。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福利性消费体制逐步被市场化消费体制取代，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开始了大幅度调整。以前主要由政府或企业以实物形式供给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消费所需费用，转由居民个人承担，而住房、医疗、教育等费用上涨速度之快超过多数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居民的支出结构随之发生了很大改变。而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到位，则促使人们在考虑消费支出时更为谨慎，预防性的心态成了储蓄存款的最大诱因。其次，公共服务的缺失制约消费提升。教育、医疗应该是公共产品，但由于“市场化”过度，本该由政府提供的服务成了居民个人的沉重负担。随着高校扩招而学费又上涨过快，挤占了很多家庭的正常消费。再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日益突出。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低，不愿消费；而中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高，却无力消费。
总之，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缓慢是造成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而出路在于提高农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问题的核心是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使全体国民都能够平等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五一”和“十一”两个长假的设立，促进了旅游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但从长期来看并不能改变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增加消费总量。“五一”和“十一”通过“前导效应”使得随后月份的购买力在假日里提前、集中释放；而春节则是通过“回调效应”减少了节日之前的集中采购，反映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改变。因此，“假日经济”更多的是不同消费之间的替代，是消费时间和区域的移动变化，而没有激发新的需求，假日本身并不能促使消费增加从而推进经济增长。
在当前条件下，要把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关键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稳定人们的收支预期。具体而言，应当加大对农村的公共财政建设支出，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起工业反哺农业的有效运行机制，把惠农政策落在实处，以保证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收入增加。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增加就业岗位。扩大政府用于最终消费的转移支付支出，扩大各种社会保险的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稳定消费预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从而保证消费持续较快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