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间一壶酒(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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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著黄金铸子昂”

金元好问《论诗绝句》：“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诗中的“子昂”，指的是初唐诗人陈子昂。提及陈子昂，识点字的中国人，恐怕没有一个不知道的。盖因其《登幽州台歌》早就入选了小学语文课本，且因其风骨凸显、意境沉郁、视野独具却又朗朗上口，而让读过者多半就能脱口成诵，成为历来传诵的著名篇章。

然而，陈子昂诗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怀才不遇、寂寞悲愤的情绪，究竟所由何来，虽然历朝历代解说者众，而多数读者，包括我本人，恐怕还是未必能透彻领悟的。

而且，对于陈子昂，过去我除了知道他是一个初唐时代具有代表性和开拓性的伟大诗人，其它的，比如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有什么行状等等，几乎就一无所知了。

很偶然的，我看到一篇陈子昂在武则天朝任麟台正字之职时，给武则天所上的奏疏。读罢顿觉眼前一亮，胸中如黄钟大吕，刮过一阵动地狂风。不仅对陈子昂刮目相看，对他的《登幽州台歌》也霍然有了更深的理解。

看官，在请您也看看这篇有如暗夜里一声鸣镝般铮铮巨制之前，有必要先交待一下陈子昂上此疏之际，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险恶而令人发指又令人股粟、齿冷的背景。

据史载，陈子昂24岁时举进士，先后在朝任麟台正字、右拾遗等职。当时的他，除了诗名大噪外，更以直言敢谏而名闻朝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引用陈子昂当年所上的奏疏、政论就有四五处之多。所以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陈子昂“非但文士之选”，而且是“大臣之材”。

尤让人肃然起敬又满满地捏了把汗的是。陈子昂上此奏疏时，面对的是武则天时代最黑暗的时期，她信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罗织罪状，滥杀无辜，以致满朝血雨，遍野腥风。

这帮酷吏每审一人，必引逼犯人扳诬数十甚至数百人，辗转牵连，积成重重冤狱。他们还专养了无赖分子数百人，专门令他们告密。他们想整哪个大臣，便指使爪牙多处同时告状，内容都相同，然后立即将受诬者逮捕。严刑拷掠，之下，受害者无不自我诬服以求少受罪。更可怖而古今中外都罕闻的是，他们还专门撰写了数干字的《罗织经》，作为“指导纲领”。而所用的刑具，也都是特别制造，听名字就足令人毛骨耸然。什么“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等，不一而足。

他们还用机关拧转狱犯的手足，叫作“凤凰晒翅”；或用物件绊住狱犯的腰，引枷向前，叫作“驴狗拔橛”；或者使犯人跪在大枷上，上置数瓮，叫作“仙人献果”；或者使犯人立在高木上面，引动枷尾向后，叫做“玉女登梯”；或者用悬石捶击犯人的头，或者用醋灌犯人的鼻，或者用铁圈梏头，外加木楔，直至脑裂髓出……

总之种种酷刑，不可胜数。这帮以杀人虐人为乐为智为荣的千古酷吏，没有一个词可概括他们的恶。而落在他们手中的受害者，每当面讯，但听得一声梆子响。眼前陡现无数奇形怪状的刑具，几乎个个都不待其上身，就魂飞天外而只有选择随口自诬这一条死路了！

所以，当时的朝廷内外，无论宫民，均视周兴、来俊臣、索元礼这三人如虎狼、恶魔。为求自保，只有退足闭息，不敢妄发一言了。

而陈子昂，这位“独怆然而泣下”的文弱诗者，却就是在这样一个暗无天日、万马齐喑的大背景下，奋不顾身，将一腔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忠愤之气，大无畏地倾泻于笔端，锋芒直指的，正是这伙丧尽天良的毒蛇猛兽，甚至他们背后的元凶武则天——

“今执事者痰徐敬业首乱倡祸，将息奸源。究其党与，遂使陛下大开诏狱，重设严刑。有亦涉嫌疑，辞相逮引，莫不穷捕考察，至有奸人荧惑，乘险相诬，纠告疑似，希图爵赏，恐非伐罪吊人之意也。臣窃观当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

深出我意外的是，陈子昂这样一篇貌似平直、实质不啻于是在逆批龙鳞的奏疏呈上去后，结果居然只是“书入不报”，即既不理会，同时对他也没作任何处分！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困惑却又属万幸的结局。

万幸就万幸在，在那样的背景下，陈子昂居然能够不落入来俊臣那帮酷吏之手而全身而退；困惑就困惑在，莫非武则天也为他的一腔忠愤所打动，从而天良发现，放他一马？

然而，更可能的原因是，“不是不报，时辰未到”。陈子昂最终还是死在了冤狱之中。虽然其死因貌似与朝廷无关。

圣历元年（698），陈子昂因父老而解官回乡，不久父死。居丧期间，陈子昂老家所在的射洪县县令段简，贪得无厌地反复向陈子昂勒索钱财，陈家人给县令送去了20万缗，段简犹不满足，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将陈子昂打入了南监，终至令其冤死于狱中。

这结果，实在令人摸不着头脑。县令段简再贪婪凶残，终究只是个县官，陈子昂虽然丁忧回乡，毕竟还是未解职的朝廷谏官，小小县令乃敢迫害京官，谁给他的这个胆？这一直是一个谜。后世有人认为是因为陈子昂在朝时曾开罪于武三思，是武三思指令当地县令加害于他。我比较相信这种说法。即便不是武三思使的坏，也会有王三思、李三思来置陈子昂于死地。毕竟，陈子昂切直的个眭，及其在朝时多次斗胆谏议，锋芒毕露，在那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其不得善终也可谓宜也！

不论怎样，陈子昂的结局令人扼腕。但其浩然正气恰如其诗名一样，足以光耀千秋！

张巡、许远之身后余波

张巡，唐朝著名将领，时任真源令，后加封为河南节度副使等；许远亦唐朝名将，曾中进士，时任睢阳太守。巧合的是，两人的生卒年都是709年至757年（共同就义），俩人的英雄事迹，教科书和史籍广有记载，国人多不应陌生。但在他们殊死抗敌、弹尽粮绝双双死义后，尽管英名广播，彪柄千秋。但他们身后并非全无异议，也曾有过些不大不小的余波。知道这段轶闻者可能不太多，姑辑录于下。以启人对于战争、人性、生命意义和道德观等的思索。

唐天宝十五年，安史之乱发生。张巡以真源令身份，起兵守雍丘，抵抗安史乱军，至德二载（即757年），他又移兵睢阳，与太守许远共同作战。面对着安庆绪部尹子奇十余万军队的狂扑猛攻，俩人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坚持战斗至十月。城中粮食殆尽，于是食茶纸，茶纸尽食马，马尽又罗雀掘鼠，甚至煮铠弩皮充饥。这时，张巡的小妾霍氏主动提出，愿舍身为粮。张巡便听令她自刎，然后烹尸出陈，指语部众道：“诸君累月乏食，忠愤更不少衰。我恨不能割肉啖众，怎肯顾惜一妾，坐视士饥？”“将士等相向泪下，巡强令取食”。尔后，许远也将老弱僮仆杀充军粮。毕竟仍是杯水车薪，不足剩下的稍有战斗力的数百人一饱。睢阳城终于被攻破。张巡和许远先后英勇就义。

起先，尹子奇也曾想诱降张巡。他对张巡冷笑道：“闻君每战必裂眦齿碎，究为何意？”张巡怒道：“我志吞逆贼，怎得不裂眦碎齿？”尹子奇怒道：“你存齿几何？”说着便用刀撬开张巡嘴巴，果然见只剩下三四颗牙齿，不禁失声道：“可敬可敬！君能从我，当共图富贵”。但遭到张巡当头痛詈。于是将他与手下南霁云、雷万春等30多名义士一同杀害。

张巡和许远虽然抵抗失败，但他们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之下，临敌应变，屡屡制胜。从757年1月开始，到757年10月陷落，他们依靠两县六千多人守军，在睢阳苦守了十个月，有力地牵制了燕军。若算上之前张巡在雍丘之战、宁陵之战的出色战果，则共与燕军对抗了二十一个月。史书载，共经历大小四百多战，斩叛将三百余人，累计歼灭敌人十余万。由于张巡的坚守，阻挡了安史叛军南下，使得富庶的江淮地区得以保全；此外又牵制了大量叛军，为唐军组织战略反攻赢得了宝贵时间。

张巡死后，唐肃宗下诏，追赠张巡为扬州大都督，许远为荆州大都督，封其为邓国公；赠张巡妻为申国夫人，赐帛百匹。又拜张巡儿张亚夫为金吾大将军，许远的儿子也一并授官。免除雍丘、睢阳徭役、兵役两年。大中年间，更将张巡的画像置于凌烟阁上。

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对张巡和许远的非议便不断浮现。主要的观点就是两点：张巡不顾敌我殊异之势而死守睢阳，个人杀身也无补于大局。意下即死得不值。另一种看法就是，张巡杀人以食，太过残忍，与其食人又无益，不如全人。

其间还有一段插曲是苛斥许远的。因为许远被俘后，后于张巡被叛军在解往洛阳时杀死。有人就据此说许远不与张巡同死，是有“幸生”意。这种论调本不值一驳。但张巡的小儿子去疾却为这类怪论荧惑。特地上书指斥许远道：“远有异心，致父巡功业堕败，负撼九泉。臣与远不共戴天，请追夺远官以刷冤耻……”

不过这种观点并未成气候。尚书省当时就据理驳斥道：“许远后于（张）巡死，即视为从贼，他人死在巡前，独不可视巡为叛么？……其实俩人忠烈，皎若日星，不得妄评优劣。”

这一类异议很快便得平息。而对张巡的非议，也引起朝廷中许多大臣的抗辩。张巡朋友、翰林学士李翰特地为张巡作传，并附表上呈皇上。他认为：

“巡以寡击众，以弱制强，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师。师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议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遏恶扬，录暇弃功，臣窃痛之！巡所以固守者，待诸军之救，救兵不至而食尽，食既尽而及人，乖其素志。设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计。捐数百生命以全天下，臣犹日功过相掩，况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难。不睹休明。惟有令名，是以荣禄。若不时纪录，恐远而不传。使巡生死不遇，可悲孰甚？臣敬撰《巡传》一卷献上，乞遍列史官。以昭忠烈而存实迹。则不胜幸甚！”

李翰的观点无疑是代表了历代统治阶级倡导的患君思想，符合封建伦理和文人士大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信念，因此很快就占据了主流。不仅如此，民间也对张巡和许远推崇备至。他们逝世后，被并称为“双忠”，并在中国各地包括台湾省在内广泛地奉祀为神。而且，历代许多著名的文臣武将，如岳飞、韩愈、陆游、王安石、文天祥等人对张巡的忠君精神均有诗文赞颂。

然而，尽管如此，不同的声音却也没有完全匿迹。尤其是时代的车轮驶入现代社会以后。人们对战争的本质，对人性的优劣，对忠与义的内涵以及个体生命与集体（皇权）利益孰轻孰重等等，都有了不同的理解与比较。异议和反思自然也就重新抬头。其中以台湾作家柏扬的看法最为犀利。看看他的观点，对于拓宽我们的思路，无疑也是不无裨益的。

柏杨写道：“美国和墨西哥战争时，大卫·克拉克先生，曾经死守阿拉姆城。但他先疏散没有战斗力的老弱妇孺，然后征求‘与城共存亡’的志愿军，经过一场惨烈的攻守战，全城被屠。跟睢阳之围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一样，阿拉姆之围的故事，美国也家喻户晓。然而，阿拉姆之围，可歌可泣，睢阳之围，我们没有歌，只有泣。那是已瘦成一把骨头的女人和孩子们，被暴官们宰杀时痛彻骨髓的哀泣。中国人没有生命的尊严，在恶君凶臣、强盗匪徒眼中，一文不值；就是在所谓圣君贤相、忠臣义士，以及高级知识份子眼中，也不过是使他成功的一种手段。每一思及，悲愤交集。”

“忠节堪争日月光”

尽管多少有些微词，但我仍然觉得，这对被公认为“堪争日月光”且连其敌手也隆誉有加的夫妇，还是值得讴歌的。

这对“夫忠妇节，并耀江南”的夫妇，就是五代时南唐大将刘仁赡及其夫人。虽被蔡东藩先生誉为“古今罕有、忠节堪争日月光”，但相较屈原、文天祥、陆游之类爱国志士，刘仁赡的声名要逊色得多。其事迹见诸史料也较少，可能与他乃为武夫，且无诗词存史有关。好在《南唐书》对其主要生平还是作了概略但较全面的介绍。

《南唐书》称：“刘仁赡，字守惠，淮阴洪泽人，父金。事昊武王，有战功，至澡州团练使。仁赡略通儒术。好兵书。有名于国中，事（南唐）烈祖，历黄袁二州刺史，入为龙卫军都虞侯。拜鄂州节度使。元宗伐楚，仁赡帅州师克巴陵。抚纳降附，甚得人心……十三年，徙仁赡为清淮军节度使。”

（后）周世宗自将攻城，数道同时进攻，昼夜不少休，如是者累月……仁赡虽知外援之败，意气益壮，觇世宗在城下据胡床督攻城，仁赡素善射，自引弓射之，箭去胡床数步堕。世宗命进胡床于简堕处，后箭复远数步而堕。仁赡知之，投弓于地曰：‘若天果不佑唐耶？吾有死于城下耳，终不失节’。于是世宗遣中使来谕曰：‘知卿忠义，然士民何罪？’又亲驾临城招之，皆不从……”

上文所述，主要是作为南唐清淮军节度使的刘仁赡，面对亲率大军伐唐的周世宗的数十万大军，在外无援军、内乏粮草的绝境下，仍孤军固守寿州达数月，无论威逼利诱，宁死不降的事迹。

事态至此，本也似无特别了不得之处。“文死谏，武死战”、“忠君报国”、“舍身以取义，杀身以成仁”，本是封建士大夫的基本道德准则和职责之所在，虽然实行起来未必都有这么高的觉悟和实际行动，历朝历代却也从来不乏感天动地的“先进典型”。刘仁赡无疑就是其中这么一个杰出代表人物。但若仅止于此，我还未必会特别感动。令我刮目相看（也多少有些微词）的是，后来当大局已定，失败已不可避免之际，刘仁赡及其夫人的作为。实在说，我是钦佩又有些难以理解，既感动又有些心情复杂。至少，这样的人格和事迹，史乘中并不多见，这样的行为和性格，以我的人性自忖，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且让我们来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吧。

说的是，在长期坚守城池，却又几乎弹尽粮绝毫无希望之际，压力巨大的刘仁赡终于体力不支，懊闷成疾，且日渐加重。在此危难时刻，要求所有人都如刘仁赡一样依然刚强不屈，抵死不降，是不现实的。问题在于，首先动摇的，竟是刘仁赡的小儿子刘崇谏。他见父亲垂危，深知城必不守。于是决定悄悄出城向后周投降，试图以此保全家族和城中士卒。坦率说，此举从道统和法理上来看，无疑是不妥的，他非但不忠，尚且不孝。但如果是我也面临这种真实的两难境况，恐怕也难免会采取刘崇谏这种“务实”态度。或者说，如果我是刘仁赡，当自己的儿子作出这种有悖道义与节操，也有悖于自己的意志的行为时，我或也会遗憾或愤怒，但多少还是会有一丝怜悯或谅解之心在，至少，我决不会……但刘仁赡的反应，非但令我惊诧，也让一些部将无法理解，以至最终导致（虽然我认为也属正常）被叛的结局——当然，这似乎也不能成为责怪刘仁赡的理由——

且说刘崇谏，当他乘夜色潜出城外，正想找船渡往淮北时，偏偏被唐军截获，并立即送往刘仁赡处。刘仁赡问儿子出城的目的，刘崇谏倒也不怯，坦然承认了自己打算去投降以保全全家及城中军民的动机。刘仁赡的反应是：“顿时大怒道：生为唐臣，死为唐鬼，汝怎能违弃君父，私自降敌？左右快与我斩讫报来！”

手下人当然不敢违抗帅命，只好将刘崇谏绑出去，准备行刑。

这事被监军使周廷构听说了，立刻止住行刑，自己奔入军府施救。偏偏刘仁赡早已料到会有人来求情，命人关住中门，任何人不许放入。而且还让人传话说：“逆子犯法，理应腰斩，如有为逆子说情者，罪当连坐。”周廷构不禁大哭，拍门呼号，劝刘仁赡收回成命，可是号叫了好一阵，刘仁赡丝毫不理。于是他只好叫人赶快去向刘夫人求隋。不料刘夫人的反应更让他吃惊。她虽有悲色，却毫不软弱地说：“崇谏是我幼子，我又怎么忍心置他于死地？但他既然犯令，罪实难容呵！军法不可私，臣节不可堕，若因私情而宽恕了我儿子，岂不是我刘氏一门忠孝，至此尽丧？我们还有什么面目见将士们呢？”说着，刘夫人“更派使促令速斩，然后举丧”。

至此，南唐书的记载仅6个字：“闻者皆为出涕。”

无疑，就史书作者和当时多数人的看法而言，这么简短的记载就足够了，从我们习惯的传统的文化理念和封建道德观来看，没有人会认为刘仁赡夫妇因为“忠君爱国”而“大义灭亲”有何不合宜；相反，只会敬佩，只会“出涕”，只会感动甚至效仿。但实际上，虽然确实绝大多数人没有异议，但持不同看法的人还是有的，其中就有苦苦求情而不成的周廷构。他闻知结果后，也为之“出涕”，但他出的是心中的愤懑和不平。他对此的看法与后来的行为，无疑是与主流思维大相径庭，也是不宜提倡的。但我却又觉得，从人性和特殊情境下而务实的角度出发，未尝全无可理解之处。何况，当时后周代表的是一种相对先进且有利于全国统一的方向和力量。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用在此处，似乎也并非全无道理。作为军人或主帅，在战争中殊死相拼，“忠君爱国”，当然是应该的，也是可歌可泣的。但当胜负已无悬念，继续抵抗只是徒劳并必将加剧己方力量及平民的生命财产损耗时（古代战争中，抵抗愈烈，城破后敌方的报复如屠城就会越发凶残），将领或士卒迫不得已的投降，在我看来是应该被谅解的。正如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统帅李将军在战败的局面已不可避免之际，亲率十余万将士投降北方阵营，他的行为就得到了普遍的理解和北方阵营的高度敬重，人们并不认为他的决策是耻辱而又悖军人伦理的或不体面的。同理，当刘仁赡面对败局已定无可逆转之际，如果也作出投降的抉择，至少在我看来是无可非议的，甚至是相对明智的。他已经尽力了，谁都有无力回天的时候，而他的决定虽然会令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伦理道德下）蒙受耻辱，甚至牺牲个人声名，却能保全军民，正可谓善莫大焉。当然，人各有志，如果刘仁赡（及妻子）宁死不屈，坚拒投降，其高风亮节也无疑值得称颂。但在那样的危难之际，对儿子的一时软弱毫不怜惜，非得要置诸死地（且要处以腰斩的极刑），却又丝毫无济于大局，我不免要感到费解，他们夫妇为某种封建伦理如忠孝节义之类的束缚似乎也太深了。甚至，我也不免以人小之心度他们的君子之腹：莫非他们把自己的青史留名看得比其它一切乃至亲骨血的生命还要珍贵、还要重要吗？

而当时的监军使周廷构，对刘仁赡夫妇大义灭亲誓死不降的看法是：刘氏夫妇太过“残忍”。

因此，当后来周世宗向城中发出最后通谍，要刘仁赡“自择祝福”，而刘仁赡已经病入膏盲，不省人事时，周廷构便与营田副使孙羽等人密谋，决定开城出降。他们草就了降表，并假借刘仁赡的名义署名，派人送到了周世宗营中。周世宗自然欣慰。于是就在寿州城北大陈甲兵，行了受降礼。周廷构令刘仁赡左右抬着他出城。而刘仁赡气息仅属，口已不能出言，只好任人播弄。周世宗却也很为刘仁赡的精神感动，因此温言抚慰。但见刘仁赡瞟了几眼，也不知是不是听清了周世宗的话是什么意思。

很快，刘仁赡叉经周世宗命令，被人抬回城中养病。周世宗且因守军投降，下诏赦免州中军民死罪，凡曾受南唐君命抗拒“王师”的军民，悉令自便，不问前过。平日挟仇互殴致有互伤的，亦不得再究。

同时，周世宗还特命加授刘仁赡为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并且下制道：“刘仁赡尽忠所事，抗节无亏，前代名臣，几人可比？朕之南伐，得尔为多，其受职勿辞！”

然而，周世宗的制命刚下，刘仁赡便在次日归天了。可以肯定的是，倘他还能有一口气，应该也决不会接受这个“伪命”的。

而得矢口其死讯的州民，“相率巷哭，偏裨以下，感德自刭，共计数十人”。刘仁赡夫人也抚棺大恸，晕厥好几次，好容易才被救醒，“她却水米不沾牙，泣尽继血，悲饿了四五天，一道贞魂，也到黄泉碧落，往寻夫君去了”……

周世宗闻讯，立即遣人吊祭，并追封刘仁赡为彭城郡王，授其长子刘崇赞为怀州刺史，赐庄园一区。

而南唐国主听说刘仁赡死节之事，也恸哭尽哀，追赠为太师中书令，谥日忠肃。据说，当夜唐主又梦见了刘仁赡，拜谒于墀下，仿佛生前受命时的情形。醒来后，唐主越发惊叹，因此又进封刘仁赡为卫王、其妻为卫国夫人，并建祠致祭。后世直到宋朝，亦将刘仁赡列入祠典。并赐祠额曰“忠显”，累世庙食不绝。

正如蔡东藩先生所言：“人心未泯，公道犹存，忠臣义妇，俎豆千秋，一死也算值得了。”只不过，刘氏夫妇之于泉下，如遇幼子崇谏，彼此当会作何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