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玄爱情诗创作动因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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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佳，1987—，女，贵州独山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2011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摘要：傅玄是一位由魏入晋的重要作家，其爱情诗语言简明，抒情温婉，情韵动人。若能从自古以来的文人传统，所处政治环境、社会风尚及其人生经历和乐府文人化等方面入手，探讨其爱情诗创作动因，将有助于深入认识其爱情诗创作的文学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傅玄，爱情诗，创作动因

傅玄字休奕，生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北地泥阳人（今陕西耀），魏晋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作诗以乐府诗体见长，今存诗60余首，其中有不少作品继承了汉代乐府民歌的传统，反映了社会问题。

对傅玄的研究多为其所写的妇女诗。如《秦女休行》描写庞烈妇的正义复仇举动，《秋胡行》表现秋胡妻的贞烈、鞭挞了秋胡的轻薄行径，都从正面歌颂了妇女的高贵品质。同时傅玄也写了一些爱情诗，像《上邪》连续用六个匪夷所思的比喻来表现自己爱情的坚贞，《艳歌何尝行》中借用一双白鹄的生离死别比喻人间夫妻的痛苦。又有《西长安行》、《车遥遥》、《云歌》等，善用比兴，宛转清巧，语简情深。傅玄研究，主要是突出他的“创定雅歌，以咏祖宗”[1]的庙堂类乐府诗，以及“义多规镜”[2]的奏疏文。但是对傅玄的爱情诗研究却还少有学者问及，笔者认为对傅玄的爱情诗歌的研究，应从傅玄自古以来的文人传统，所处政治环境及其自身的人生经历和乐府诗歌文人化等方面入手，对其爱情诗的创作动因进行初步的探究。

一、与慈母相依的人生经历

傅玄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对下层劳动妇女的处境、命运的感受、关注和思考，远远超越一般文人与官员。傅玄乐府中如《朝时篇》等多有一些关于妇女的悲情诗，其中情感之回环往复，哀感顽艳。慈母含辛茹苦的抚育下成长，目睹母亲艰辛，对跟自己母亲一样处境的不幸女性，自然会有特别的关注与同情。如“千秋要君一言，愿爱不移若山”表达女子对一旦年老色衰后会遭到抛弃的担忧，所以才发出了这样的愿望。

年幼丧父，深受母亲感情经历的影响，傅玄生动地描写了在婚姻、家庭中，女性的卑微地位与悲惨遭遇。诗中言到：

蟋蟀何感，中夜哀鸣。蚍蜉愉乐，粲粲其荣。寤寐念之，谁知我情。昔君视我，如掌中珠；何意一朝，弃我沟渠。昔君与我，如影如形；何意一去，心如流星。昔君与我，两心相结；何意今日，忽然两绝。

而代表女子谴责负心薄幸汉的《昔思君》[3]，也通过今昔对比，使其哀怨悱恻，溢于言表。在这类诗中，可以看到女性在婚姻中的弱势地位，也反映出诗人对不幸女性的同情。在慈母的艰辛抚养下成长，对下层劳动妇女的处境与命运的同情，可看作傅玄创作大量妇女诗的动因之一。

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及续娶情欢

傅玄的爱情乐府善于写儿女的绵绵情长。如《青青河边草篇》描写思妇相思之苦，谓曰“ 倾耳怀音响，转目泪双堕”，[4]偶然听见一丝音响，以为是夫君回来的声音，转眼一看却寂然无见，悲从中来，涕泪交零。闺中怨妇那种如痴似狂的相思之情，跃然纸上。寥寥数语，形象地传达出了女主人公细腻却又强烈的心理波动。

傅玄的爱情诗可追溯他个人婚姻状况。当傅玄的原配夫人去世后，仅留下六岁的儿子傅咸。许是因为少时丧父，他深刻了解和体会到必须给儿子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他自身也怀有对爱情的向往，从而作出向贤惠的杜氏求婚的决定。据魏明安、赵以武先生所著《傅玄评传》中有关考证推论认为：傅玄创作以“善言儿女”著称的乐府诗，大致都在正始（公元240 —249 年） 时期及其以前，书中指出：“从用韵特点来看，《历九秋篇》必是曹魏时写成”，《苦相篇》、《明月篇》等几首乐府诗，大体上也可以确定“是傅玄于曹魏时期写成的作品，是年青时代所为。”[5]

由上可知，傅玄创情诗大致都在年青时期这个时期正是男子向往美好爱情的时机。杜氏与傅玄成婚后，对玄前妻之子咸，待之甚好。后傅咸“出为冀州刺史，继母杜氏不肯随之官，自表解职。”[6]傅玄丧偶后，续娶杜氏，得到一位好妻子，重组家庭。这些都使他对女性有了进一步了解，《车遥遥篇》就以身影关系的奇特想象，写出离别相思之情：“君安游兮西入秦，愿为影兮随君身。君在阴兮影不见，君依光兮妾所愿。”[7]而其《历九秋篇董逃行》更被郭茂倩称为是：“《历九秋篇》十二章，具叙夫妇别离之思”[7]，诗篇中有“君恩爱兮不竭，譬若朝日西夕月，此景万里不绝，长保初醮结发，何忧坐成胡越。”表达了多方面的感情。既有表达夫妇相恋，不离不弃的；又有忧愁之情，忍受离别之苦。体现出傅玄对婚恋中妇女的全面关注。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就会发现傅玄所作的大量关于婚恋题材的爱情诗，其实与作者自身的人生遭际是分不开的。

三、魏晋追求平等的爱情观及女性意识的觉醒

爱情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便是平等，但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深深束缚着女性对情感的表达，并将夫妻关系置于极度不平等的层面，在礼教社会，女子只有服从和贞守丈夫。可见，夫妻关系在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四伦关系扭曲下，已完全失去了人格上的平等。到魏晋，社会上任情违礼之风盛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的压力，她们开始关注自身的爱情需求，开始渴望爱与被爱。夫妻情感在魏晋时也发生了一定的衍变，亲密的情感代替了严峻的礼法，《世说新语·惑溺篇》有云：“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慰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8]荀粲是魏明帝太和时人，此时的肉体相偎，灵魂相依，不避人言，虽不惊俗，却也是对礼教的一大跨越。

魏晋追求平等的爱情观及女性意识的觉醒促使傅玄开始关注爱情，关注夫妻关系。而其爱情诗能颇多反映，如《短歌行》、《昔思君》二诗，通过今昔对比，控诉了男子负心绝意，用的是质问口气；《朝时篇》、《青青河边草篇》二诗，用的是独白口吻，通过景物烘托，既写了女子在良人久出不归、音信杳无时的种种期盼情态，又写了对自身华发已生、良辰用乖之后的唯一愿望：“甘心要同穴”，“要君黄泉下”，诗篇言辞感人，表现了她们反抗的性格以及对坚贞爱情的期盼。置身于这样的大环境，相较于传统文人的讳言床底之私，傅玄关注爱情，状写“昔君与我兮形影潜结”的情感，书写时代变迁，不免散发出独特的光芒。

傅玄“善言儿女”的乐府诗作中，对思妇、怨妇的情态及其内心世界，作了深入细腻的刻画。傅玄的爱情诗寄托了作者深切的同情，既是对当时社会现实问题严肃的反映，也是作者在坎坷人生中的深刻思考。《苦相篇》之所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就在于它集中反映出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下女子一生的凄苦命运。总之，傅玄的爱情诗，较之同一时代的其它诗人，在抒发真性灵、真情感上，是走在前列的。（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魏明安，赵以武.傅玄评传[M].南京市：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308.

[2]魏明安，赵以武.傅玄评传[M].南京市：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308.

[3]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565.

[4]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556

[5]魏明安，赵以武.傅玄评传[M].南京市：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335.

[6]房玄龄.晋书·傅玄传·卷四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23.

[7]房玄龄.晋书·傅玄传·卷四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23.

[8]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