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父抚养我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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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儿童文学作家王若文的作品在世界儿童文学界享有盛誉，被称为“填补了海外华人英文儿童文学中的一项空白”、“为儿童文学带来了新的声音”。她的书全部被加拿大公共图书馆收藏。可她小时候，却被不少人认为是顽冥不化、让人头疼的女孩。是什么成就了她？她说，是养父的自由教育。

我19 62年出生在天津，8个月时，我被过继给了妈妈的姐姐——我的姨妈。养父、养母和比我大17岁的哥哥把我视为掌上明珠，众星捧月地“供着”，那时我以为地球是围着我转的。我10岁那年，养母和生母先后在一个月内去世，我才获知自己的身世。

我的养父是位思想激进的艺术家。虽然他连小学都没读完，但是他很重视教育。记得儿时，养父哄着我睡觉，他说：“将来你长大了，要上大学。上了大学就如同中了状元，是贵为国家的人了，大学里连厕所都有热炉子。”当时我只有两三岁，不知道“大学”是什么，但是我听懂了“大学里的厕所有热炉子”。因此，我从小就一心想着上大学。

我自小爱问问题，养父回答我时从来不用“不”字作开场白。记得幼儿时，我问：“爸爸，你可不可以晚上上房，用渔网抄下一颗星星来，挂在屋里当灯点？”养父说：“可以，但是要用很大、很大的网才行。”随即，他告诉我，有的星星比地球还大，哪怕是看上去最小的星星，也比屋子大。于是，我的想象四处迸射，在宇宙中翱翔，去得很远很远……这，就是我儿时的幻想启蒙。

养父不但反世俗的潮流，还极具幽默感。他一直管我叫“儿子”, 把我当作男孩儿养，所以，我和男孩儿们打架，和男孩儿们当“哥们儿”。而且，养父从来不让我接触家务活，为此他要承受邻居和亲戚们“戳脊梁骨”，说他没把女儿调教好，将来会嫁不出去。养父却说：“我不会把我女儿培养成任何人的家庭主妇。她不会做饭又怎么样？等她上了大学，毕业后，她可以嫁个厨子。”

养父对我上大学有他的前瞻性见解。1979，在8年的“下放”之后，我家回到了城里。由于城、乡教育程度相差悬殊，入学考试时，我除了中文92分以外，其他科目都近乎“0”，特别是英文。在高考前的几个月，我的英文模拟考试分数是10分。养父说：“中国将来是会开放的，学英文将来当翻译、有机会出国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我拿着那张考卷，去找教英文的朱老师，说养父让我考外语学院。朱老师说：“你行。别调皮捣蛋，好好读书，做最后的冲刺。”我开始恶补，半年后考上了天津外国语学院。尽管中文是我的真爱，但我还是听从父命，和英文结了半生缘。

养父从不忍心对我说“不”字。记得1984年一个炎热的夏天，我要陪着加拿大的外教到南方旅行，临行前我买了一条短裤。那时，短裤只有男人可以在外面穿。养父看了一眼短裤，犹豫了一下，委婉地建议说：“短裤不是女孩儿穿的，也许在家里还可以。” 我知道，如果不是出于万不得已，养父是不会讲这话的，我很在意他的感受，于是将短裤留在了家里。第二天，养父到车站为我们送行，在火车启动时，他递给了我一个牛皮纸袋儿，我打开来一看，纸袋里装着的正是那条短裤。隔着泪眼模糊的视线，我看到了养父对我超出一切的爱。

如果将培养孩子比作盆栽艺术的话，养父对我的“溺爱”、“放纵”和“任其自由发展”，为我一生健康地成长和个性的形成创造了空间——与社会影响和外界压力绝缘的“真空”，使我和我的内心世界未经现实打磨，未被岁月削弱。这便成了我后来创作儿童文学的资本。

1985年毕业后，我留学加拿大。一年后，我结了婚，接养父来加拿大与我们共同生活。养父是我的精神支柱，尽管他不懂英语，又上了年纪，很少明白我在事业上做什么，但是他以爱和行动告诉我：无论我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他都一样为我感到骄傲。不过，他认为我有写作的天分，希望我成为作家，我也就顺者为孝，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我为养父写了《藏起来的财宝》，在他病危前，我将刚出版的书及时带到了医院，让他看到了他最后一个愿望的最终实现。

正如爸爸常说的“树大自直”，还好，我还没长歪。可话又说回来了，我知道，即使我“长歪了”，爸爸也会照样“歪着头”来欣赏我。爸爸永远让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我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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